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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台湾美食家焦桐人称孟尝君,迎来送往,“食”字当先,在两岸文化圈颇得美誉。而焦桐本为诗人,何以误入“食”途、一去不回?原来他出于文体实验之意,写了一本诗集《完全壮阳食谱》,“融诗歌、政治、食谱、情色于一炉”,各方面读者各取所需,不亦快哉。偏偏有餐馆老板读之当了真,邀焦桐前去试菜,本就有老饕潜质的焦桐口尝美味,心骛八极,阴差阳错,将错就错,入美食红尘中乐不思蜀,编饮食文选、办美食研讨会、策划主题餐宴,出没于活色生香、灯红酒绿间。而《暴食江湖》即为焦桐的饕餮之旅,自贫寒少年至大肚中年,江湖往事,点点滴滴美食记录。
印象里,前辈作家谈饮食谈得专注且乐在其中的,首推周作人、汪曾祺。周作人谈吃清淡苦涩,汪曾祺则随和雅致,日常性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总之不以探奇索珍为好。而焦桐显然是谈吃行列里的“浓墨重彩”派,从不讳言自己是一贪吃者,对食物充满了热情,以至有一次从台北专程飞到香港吃黄油蟹,食指大动,连吃三天,朋友不得不给他妻子打电话:“如果你不想太早守寡,最好管管他吃东西。”
饕餮如此,可勿忘焦桐的诗人本质,“诗意的栖居”是其骨子里的东西,即使“栖居”应改为“饮食”。于是,他面对一碗鱼汤里的虱目鱼肚,“脱落的些许脂肪,漂浮在姜丝、罗勒叶之间,美得宛如徐志摩《再别康桥》所歌咏的‘彩虹似的梦’”;食蟹之间应吃口白米饭,因为“这口饭,像纯白的背景,衬托饱满、繁复的腥香,有效延长美的享受,并布置了起伏回旋的和谐感”。对饮食的态度如此,当得起左手缪斯、右手美食了。
美食与缪斯的结合,即为饮食文化。文化一词,兹事体大,饮食介入,难以言尽,但超脱牛饮海塞的阶段是显明的;它连接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对口味与心灵的尊重和感恩。因之,焦桐既贪馋于虹鳟鱼、大闸蟹、樱桃、美酒,也念念不忘去湘西天子山途中,一家客栈门口,一个小女孩捧着一脸盆白米饭在吃,无菜,“只浇了一些炒得黑褐的辣椒,蒸汽升腾在风雪茫茫的山里“;这辣椒拌饭多年萦绕在焦桐脑海中,”如梦如幻“。这自然是美食的真正含义,消魂处未必需珍稀物什,而在一种诗意,在于对生活的真正关注与体尝而已。
正是有着此种生活态度,我们才会理解为何焦桐谈便当的陈旧美学、炒饭的寂寞与华丽、“非正式”的牛肉面,谈猪脚、白米饭、素食,且眉飞色舞、妙趣横生。他的全神贯注如阿城小说《棋王》里的王一生,“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是对饮食的尊重,也是对人生的认真、不苟且。我们在焦桐对一些普通食料、家常饮食的寻寻觅觅中,可以看到调侃自己为义无反顾贪吃者的面罩下隐含的情怀。
美食是有着一种温暖人心的能量的,还记得电影《浓情巧克力》,朱丽叶·比诺什制作的巧克力,香浓的气味飘散在小镇上空,小镇居民封闭无趣的生活有了别样的色彩,这表明嗅觉与味觉也勾连着精神的世界。焦桐说,欲培养饮食的审美能力,甚或心灵的自由,必须先释放味觉。我想,一个专制、禁欲的社会,不仅在服装上造就着满街尽是“蓝蚂蚁”,而且必定以消灭美食为附带,因为专制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察觉到,美好的食物竟可打开人们的心灵,怀疑现有的禁锢秩序,这可大大不妙,必欲除之而后快。饮食亚文化是民族大文化的一部分,丢却它是文化失忆的前兆。
焦桐显然不愿见到这种文化的失忆,于美食红尘中打滚为其心之念之,于是他四方游历,且“实践厨房,给全家成员带来体重猛增的喜剧”,以文字记录更是上佳的记忆。他谈吃是有趣的,也是有意味的,缘于真情流露的情怀。对美食这种观赏与享用不能并存的短暂艺术行为,焦桐倾注感情,缪斯与饮食左右参差,相得益彰。美食所需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汇聚到他的文字中,于吉光片羽间闪闪发光,照亮了那如许上好的美味佳肴,也照亮了我们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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