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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针刺绣”是骆以军自己对《西夏旅馆》的形容,这自然是一个逼真的譬喻。乱针绣中,针法长短不一、方向不同,线条呈抽象且交织,并运用分层、加色的手法,使绣品形态变幻多姿。《西夏旅馆》在写法上极似“乱针”,结构错综复杂,旁逸斜出,若干线索隐约现出,有时齐头并进,有时糅合莫逆,忽而飞出老远,却又有无形之手将之扯回。在空间与时间的流变中,骆以军全无羁绊,在十一世纪的西夏王朝和二十世纪的台北之间倏忽往来,只为书写“一个南方的、离散的、因为彻底失去原乡而绝望妖幻长出的繁丽畸梦。”
既谓“乱针”,意味着《西夏旅馆》的故事难以复述,骆以军的“梦”是碎片式的,令观者恍兮惚兮,不知伊于胡底。用作者本人的话讲,《西夏旅馆》至少包含了三个场域,“一是作为我们所在整个岛屿的意象隐喻,一是那些四面八方而来的肉身流浪、心灵流亡者的聚集所,一是西夏王国本身的历史想像叙述与模拟。”西夏与旅馆为关节点,两端发生的故事勾连着古代大漠荒原与当代繁华都市的时间流程,其间还容纳了被抛弃者“父亲”的故事,三条线索是“乱针刺绣”中的内在肌理,不管针法如何上下翻飞、花样百出,终不离其左右。
党项人崛起于大漠戈壁,立国西夏,雄踞奔突两百年,却于十一世纪在蒙古骑兵的攻击下亡国灭种,唯余一小股幸存者流亡,在饥饿与苦痛间颠沛流离,不知所终。不仅小说的叙事主人公图尼克经常认为自己是西夏人的后裔,作者骆以军在访谈中也不断强调阅读西夏史料时,就一直怀疑自己的祖先会不会是西夏人。这种言说显然不是偶然的,小说家的身份认同直接影响了小说人物的心理走向,认同的焦虑深深地注入纵横捭阖的洋洋数十万言中。西夏王朝的惨烈亡国,幸存者的艰辛流徙,成为了骆以军念兹在兹的“历史托喻”,意指台湾外省人及第二代的命运、历史及认同的错乱与焦虑。
对外省题材的书写,早有朱天文《小毕的故事》,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四喜忧国》、《鸡翎图》等作品做出表率,而骆以军作为并未在眷村生活过的外省第二代,还能提供何种新鲜的东西?他自己说,前辈作家关于外省人经历的记忆是真的记忆,“而我的记忆其实已经出现幻术成分”。正是这种幻术,使骆以军的书写与他者区别开来,将埋藏于荒烟蔓草间的古老王朝与现代都市暗通款曲、糅合同一,瑰丽奇异,甚至有妖冶之气。骆以军的“私密告白与国族叙事”,在“乱针”的拨、勾、剔、挑中,交错如蛛网,恐惧而忧伤。
一度曾强悍狡残的西夏王朝创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拥有西夏文字,发展了独特的文化,却终湮没为历史的无名尘埃,王图霸业,化为空幻随风飘散。而现代都市中的旅馆亦名“西夏”,所为何来?“说穿了,便是一座收容了这许多脱汉入胡者怨灵们的集中营,他们是无主之鬼,冤恨悔憾无处宣泄。”数百年前的西夏流亡者与现代流离者有了草蛇灰线的脉络联系,于是,甘承自己为西夏武士的后裔便成了对身份认同焦虑的一种纾解。“我们这样的人最大的问题即是我们没有一个可供这些蒲公英籽般四面八方飘散的后代按图索骥以想象自己族群脸貌的故事,”无法言说的痛苦根植于心,难以宣泄,不得不长久发酵,或腐烂,或碎裂,这原乡的梦难免已成畸形,散落在流徙者的路途上。
骆以军选取“旅馆”为书写的立身之所,因为过往客均为流徙者的身份,“在时空暂时抛锚的漂浮感恓惶地寻求庇护”。骆以军是台湾外省人的第二代,虽无大迁移的直接经验,但其对父辈的流亡创伤与苦痛、追溯与救赎等日濡目染,不可避免地留下深刻印象,当他将自己对离散的思索与想象汇入文字时,旅馆成了个人极为中意的承载体。在初始的构想中,宫崎骏《霍尔的移动城堡》、《神隐少女》(《千与千寻》)中“神鬼之汤屋”、约翰·巴斯《迷失于欢乐屋》都启发了其灵感,而最终成就的是独属于骆以军的“西夏旅馆”。
旅馆中过往的都是“肉身流浪、心灵流亡者”,他们被从祖居之地连根拔起,与原来的家族、文化血脉、社群关系完全断绝,被迫迁徙到一陌生之地,山高水远,阻隔来路,唯见隐现于光阴幽微处的竹篱笆。流徙者们在现实中隐忍疏离,于记忆间翻检涵泳,哀愁与浮夸夹杂,惶惑与喜剧并存,时常视自己为在鸟类与兽类之间徘徊的蝙蝠,无可归属。骆以军说他父亲带着大箱小箱的流浪汉传奇,在如片场般的空间讲述他的迁徙故事,以及久远延及至今的国族历史。旅馆又何尝不是一个片场般的空间,日日夜夜上演着连轴好戏,只是有无人看,却是一个问题。旅馆的故事在封闭的空间、非线性的时间中进行,兜兜转转,虽疲惫却不停歇,因为故事的讲述者和演出者最大的担心便是,“无法把经验、忏情、把造成我族陷入万劫不复、非人之境的缘由,囊封于一个故事里,交给下一代。”
虽有如此的担心与努力,这口口相传的效果亦打了大的折扣,以至骆以军更多的是靠幻术来完成对离散的想象。但某种精神的默契并没有流失,即使变换一个场景也未脱“旅馆”之意象。如骆以军变身书中角色图尼克,来到美国爱荷华,亲身体尝流徙者的遭遇,用费孝通的石子与波纹的比喻,“人被突然降临的巨变抽离出了原本的差序格局里”;在河畔失魂落魄地踯躅,与女作家无法道明的暧昧,在异乡从语言到习惯的不适,不禁自问:“此刻的我,代表的是一个如烟消逝的不存在的骑马民族吗?”西夏魂兮归来,异乡亦为“旅馆”。
古国渺不可及,而图尼克的父亲跟着他的祖父的逃亡路线,却恰是西夏幸存的最后一股骑兵的亡命之途。骆以军插入这个故事自然为有意为之,既是其家族叙事的延续,亦为离散想象的另类赋格曲。图尼克的父亲是双重的弃儿,为祖居之地所抛弃,在逃亡途中,又因发病被自己的亲生父亲遗弃,如此的离散,非寻常人所可想象与承受。虽然这个少年后来竟奇迹般地赶上了队伍,未死于大漠荒原,辗转到了台湾,但畸梦连连,陷于流徙者的惶惑渊薮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逆旅,即为旅馆。心灵即使仅芥子之微,亦能容纳万物,不逊于天地之广博;若此心灵坠入无底深渊,“旅馆”之隐喻更为昭然若揭了。
骆以军说,西夏旅馆可作为自己所在整个岛屿的意象隐喻;而对于观者,其隐喻的沉痛与晦涩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旅馆有无数个房间,一间连着一间,每一个门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破碎的,散落一地,人们听得是惊心动魄、不能自已,待要拾起,却如七宝楼台,仅余片断。故事与故事的线索之间有时似有联系,更多时全无瓜葛,很适合用“乱针”的手法绣出,分层设色,可遥看,近却空无。想来骆以军从未试图用一个线性时间的完整故事将其奇诡的叙述与想象打包容纳,他意欲制造“一条不同时间钟面的时间甬道”,来往尽是过路客的旅馆是如此合适的空间,那些流徙者的畸梦,“长出兽毛和鳞片”的纷繁故事,在这里经年累月地默然上演,包涵着如许苦楚与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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