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滑雪面罩、手持枪械的劫匪进入私宅,抢劫一对夫妇,在拿走物品之前,他提出一个要求,“我想让你们给我唱首歌,随便哪首,用心唱。”可知场面有多么滑稽,劫匪变为听众,被抢劫者成为歌手,引吭高歌。因何会如此?原来抢劫者的女友和他分手,理由是他不会唱任何歌。这显然将生活的荒谬、个体的孤独推到了极致,而叙述之诙谐亦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作家洛丽·摩尔的短篇小说集《美国鸟人》即探究着这样一些似乎有些怪异、其实不过是寻常人的生活与情感,时有迷失,尴尬莫名,却又不得不往前走,努力摆脱生存的不适感,于冰冷处寻求温暖。
荒谬的生存在文学世界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众多作家以各种方式表述过,而洛丽·摩尔的特殊之处在于她眼光的敏锐与叙述的语调,对人性的探幽索微以诙谐的笔触,“描写了我们寻常生活中的不寻常处”。如她讲一家儿童医院里有一间小提姆休息室,是小提姆的儿子在这所医院接受过治疗,后来死去,小提姆捐款造了这个休息室,“一部分是感激,一部分是慷慨,一部分是去你妈的。”此中滋味,果然难缠,却难得洛丽·摩尔三言两语直指微妙之处,令人发噱,却又不免升起一股辛酸之意。
在洛丽·摩尔笔下,有过气的小影星、学业测试中心职员、正在上学的大学生、家庭主妇、巡回法院法官、小说家等等,职业各异,面临的也都是日常的生活,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成为尴尬人的角色,徒劳地挣扎,亦扯不破这无形的蛛网。《字谜游戏》中,特蕾泽一家生生将本来应温馨有暖意的家庭当成了舞台,即使玩游戏时也不知不觉地在表演,“没人怎么表达真情实感”;《无语》,艾比和妈妈的关系总是处于不太协调之中,两人虽结伴旅行,艾比也时时感觉真正的孤独,无法排遣;《乐意》里,演员西德拉已没有什么戏可以演,退居到小城生活,喜欢上了一个汽修技工,却又为阶层观念所困扰,犹疑不定。这其中,没有人是不孤独的,也没有人是全然无辜的,一个个有缺陷的普通人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其目标若隐若现、似有还无,逗引着人们尚存一点求取的心;而当有人去摘取路前面的果实时,却可能暴露出自己不为人知的软肋,无功而返,徒增羞愧。自然,这种尴尬与无奈可能会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无可遁逃。
对于生活的荒诞,洛丽·摩尔并不持疏离的态度,她有时是在嘲讽,是在挖苦,但没有丢弃质朴的同情心。她自知自己是一个小说作者,不是社会改革家或心灵导师,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她所能为,因此,她以诙谐与幽默的笔调尽力展示那些灰色的生活与迷失的个人,真诚而温暖,似乎在说:瞧,这就是我们的境遇,可能会笼罩住任何一个人。
《美国之舞》中,乔拜访多年未见的老友卡尔,看到卡尔只有七岁的儿子尤金罹患重病,“全部生活就是一场与医疗研究的赛跑”。如许的悲伤压在所有人的心头,最终却化为一场欢快的舞蹈,“我们用动作说话,到目前为止这就是生活所做的一切”。洛丽·摩尔为这一短篇起的标题很有意味:“美国”之舞。这舞蹈充溢着温暖的生命力,洛丽·摩尔显然希望以此作为涵盖更宽的隐喻,表达自己轻快与沉重糅合的真诚情感,对每一个陷入迷局中难以解脱的人。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这是王安忆的说法。我们可以感知,洛丽·摩尔对待她的短篇写作,似乎不断在实验其弹性,是否可以将诙谐的人生态度和语调游刃于荒谬的生存中,带有悲悯与温暖。自然,她做到了,她的幽默中有朴实的聪颖,表述生活的荒诞时隐含人性的救赎。洛丽·摩尔的笔触游走于精神的荒原,展露着生存的黑色、人际的疏离,以及个体的追寻与迷失,但她并未忘记人性对希望的憧憬,时不时为笔下的人物添加一抹亮色,权作对无处不在的恐惧的一种反抗。洛丽·摩尔以自成一体的书写,描绘了日常生活中戏剧或非戏剧式的不适与哀伤,使我们可以返顾自身,得以审视那些习焉未察的裂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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