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是一个“架桥铺路”者,我们看他的时评、书评等文章,看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看他接受各式各样的采访,可以明显感觉到其对知识中介这一角色的从容做派。用他自己的话讲,“我就是一个二道贩子”,以常识和想法为分享的公器。而在梁文道的新作《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中,他隐至倾听者的角色,探询他人的想法与观念,“尽量让他们用自己的言语呈现自己”,做了另一种架桥铺路的工作,对于读者来说,善莫大焉。
《访问》中的被访者之构成五花八门、形态各异,不过共同点总是有的,一是均与书相关,二是都有想法,一些大家未必想到的事情。这些人物中有散文家董桥、美籍华裔小说家哈金、台湾的“散仙”作家舒国治、由文坛走向娱乐圈的王贻兴,还有香港“文化教父”荣念曾、《壹周刊》和《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文化研究学者吴俊雄、“庶民食家”梁家权等,内地的时评家十年砍柴、长平亦在其列。梁文道为其中的一节取名“学问是一种手工艺”,其实,访谈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手工艺,它需要细心与耐心,还需要与事双方的敏感机智与洞察力。
梁文道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本分,甘居配角地位,绝不喧宾夺主、画蛇添足。不过他作为倾听者显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着内行的机敏。比如他和董桥对话,发觉董桥读书很自觉地从作者的态度去看,于是内行的提问使董桥谈性大发,妙语连珠,不仅说出“书在我手上,它的作者死掉了,我就像在瞻仰他的遗容”,还进一步有对白先勇和张爱玲的比较,“白先勇的好跟张爱玲不一样。白先勇是一个贵公子,穿着得很整齐,随着月亮出来,然后来到院子去,跟朋友聊聊天……张爱玲不同,她可以到处钻,她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她成了一个鬼……”这的确是个十分新鲜的“想法”,也体现了对话双方想法的沟通与碰撞。
有着对此种沟通与碰撞的期待,我很想看到对香港小说家董启章的访谈,也知道梁文道对这位作家的推崇,却不知为何《访问》里没有董,因为董肯定属于那种很有想法的人。不过,梁文道对王贻兴的访谈一箭双雕,里面隐藏着董启章的影子,因为王贻兴是董的学生,且走着与老师大相径庭的道路。王贻兴以颇有潜力的青年作家晋身娱乐界,让许多人不解并嘲讽之;在梁文道的探询下,王贻兴很坦诚:“我从作家变成艺人……或许是怕寂寞吧,像师傅(董启章)他们写得那么好,却没有人欣赏,我觉得很可怕。”对于这样的坦白,可能很多人感觉不舒服,梁文道却抱有理解的态度,因为他知道不管是董启章还是王贻兴,都面临着文学创作与现实之关系的问题,不过前者坚持,后者另选别途而已。所以,梁文道不认为王贻兴应该遭人责难,“因为无人有资格要求所有作家都该像海辛(坚持理想的作家)那样,名载史册,但是要用卖不出的旧作来支付修理旧电视的费用。”
抱有理解的态度,梁文道作为采访者和倾听者一以贯之。与“散仙”式人物舒国治相谈甚欢,纵情随性饮食之旅,且定题为“清贫的意义”;与昔时同学、失业的诗人陈智德交流,认同陈收集旧书和旧杂志,是在收集前辈曾经的热情、理想、承担,以及复活一整代人于失落和淹没之中;与出版、报业、电影策划、唱片业等全能选手詹宏志探讨宽容的读书态度,认可其终身学习的率先垂范;自“文化教父”荣念曾那里总结出一种不断后退不断提问的思考方式,以及在限制中使一切变为可能。而对与自己观念有差异的受访者,如《壹周刊》和《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梁文道虽亦有辩驳,但并未抛却理解,因为他知道,差异与辩论也是理解的一部分。
梁文道自言不打算在这许多谈话中“勉强拉出一条宏大的主线”,而我们事实上是可以辨识出他潜在的关注点的,那就是对文化的瞩目与社会时事的留心。因之,梁文道采访了大家未必熟知的艺术家赵广超,因为他的工作方式,“不只以图简化了复杂的文化思想,而且还用图深化了大家的知识与理解”;与知识分子陈云交流“解毒中文”,语言文字关连着大文化的演进;与华裔作家哈金谈汉语母语、英文写作的距离感,以及产生的文化碰撞;与文化研究学者吴俊雄一起品评香港流行文化的奶水,工业化对创作的影响。于内地时评家十年砍柴、长平的关注,显示了梁文道对多元社会的期盼与努力。他认为十年砍柴的走红很不容易,却又理所当然,这源于社会与个人双重因素;对于十年砍柴的历史书写,梁文道直接追问与其时事评论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到采访者与受访者在想法与观念上的暗中合拍。而长平之富于争议性显然令梁文道心有戚戚,这一章节取名“正义”直接道出其倾向;十几年间,长平三次因自己的文字遭受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竟由初始的自上而下方式变为来自民间,让梁文道和长平的对话中增加了对长期权利教育垄断所造成效果的思考,这是时代的吊诡之处,关涉着过去、现在,以及更重要的未来。
梁文道寻访“有想法的人”,源于此种人的稀缺,如此访谈下来,各种想法错杂交织,形成多声部的奏鸣。他无意在其上强加己意,且大量删削自己的话语,凸显受访者的想法,最大限度地实现“访问”的本义。不过,完全地去除访问者的身影是不可能也无必要的,简短的提问以及对受访者名单的取舍,已可隐约透露梁文道的策划初衷。对文化与时事的关注是访谈录显在的共性,想来梁文道也不会讳言,这莫如说是夫子借他人之口道出。梁文道作为倾听者,谦虚地讲,“人家用了几年才想明白的事,我们竟然在一个下午就全套出来了。”读者作为最大的受惠者,也莫要忘记访问者的理解与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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