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书籍需要限定一个中心，而爱书的坚执却似乎无法看到边际。如一位美国的藏书家，专事收藏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已拥有了一千多册，在藏书界此领域堪称翘楚；在其收藏生涯中，他做得最绝的一件事是专门请人将此书翻译成犹太意第绪语（很小的一个语种），因为此译本尚未出现过，然后印刷出来供自己收藏。这样的行为显然是需要不少钱的，但我想，富人中豪掷千金炫奇斗狠的不胜枚举，可做如此另类爱书之举的却凤毛麟角，因此虽有些怪异，却更有令人意会的妙处在。

    《为了书籍的人》中，美国作家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显然立意要为爱书人立传，建一书籍的方舟，薪火传承人类的文明，而这一事业正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作家、学者、收藏家、书商……他们的此种文雅的疯狂，即使有着“辉煌的不合时宜”，也掩不住其“坚忍”与“刚毅”的品质。

    传统书籍主要由脆弱的纸页构成，极易流失，不过从另一层面来说，书比人长寿，所以我们能看到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书。在这种意义上，书籍的拥有者似乎如过客，而书籍长存。收藏家阿贝尔·E·贝尔兰就十分达观，“我从来不把这些书视为我的当然财产，我不过是个暂时的保管人而已。我每天与它们作伴，与它们交谈，那是难得的特权。”爱书人对藏书的爱抚摩挲之态是令非此好者难以理解的，可那也正是其痴迷所在；而此种痴迷与书比人长寿的宿命相对比，颇产生了许多难言的意味。巴斯贝恩记录了众多藏家为自己一生的心爱之物找到了妥善的归宿，或赠与图书馆，或整体转让有识者，或由同好此道的儿女们继承；其实这都是幸运者，历史上更多的是书籍的流散遗失，如中国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与守先阁，耗尽其一生的心血，收藏十五万卷古籍，珍本不可胜数，一俟陆心源过世，其子不久即转手尽数卖给了日本的岩崎氏静嘉堂文库，不仅有负先人之托，且国人再也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这些珍稀古本了。书与人的命运，可叹如斯。

    不过即使有这些隐隐的忧患，亦挡不住爱书人“文雅的疯狂”，“对这些书迷来说，建立一所书斋不过是事情刚刚开始而已”。如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翁贝托·埃柯这样的超级书痴，为了安置自己数以吨计的三万册书籍，只得不断地搬家，最后干脆买下一家优雅的旅馆进行改造，终于使自己的收藏尽数入住。而对大多数书痴来说，对埃柯只有羡慕加嫉妒了，自己住的空间尚且狭仄，爱书只能挤之又挤了；能上书架的多是常用的，更多的码放在不同的所在：阳台、床下、橱内，甚至还有卫生间的浴缸里。

    书多则多矣，如果不是仅仅为了投资，终还是要一用的。《野兽国》的作者莫利斯·森达克对于自己的藏书是阅读与寻找创作的灵感，“我是一个活筛子，我触摸到的一切，见到、嗅到、听到的一切，都通过我漏了下来。”大多数读者收藏书籍就是为了阅读，通过阅读，书中的养分渐渐化为精神的血肉，润物无声。而如果阅读者恰好是位作家或艺术家，潜移默化的浸润适足以开出璀璨的花来。如初到北京住在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鲁迅，在这一沉寂时期，就是抄汉碑拓片、看佛经、读墓志，竟枯坐五六年；而一旦时势际会，沉默的积淀喷发为启蒙的呐喊，昔时于古物的揣摩浸染，一变而为现代白话的犀利与简洁。

    而在另一种对书籍的用途充分开发上，巴斯贝恩着重介绍了学者型的书商，他们对图书的通晓与编写的书目堪称是营造书籍方舟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巴斯贝恩慨叹学者型书商将要消逝，“我们谴责那种时下过于流行的观念，认为图书首先是一种投资。这样的书商追求的不是学问，而是美元。”不知这样的论述算不算是古风了，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自己的文化传统里既为书贾也为版本目录学家的已是半个多世纪前孙殿起等人了，孙殿起能写出《贩书偶记》，可作为《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和补编，如今即使古籍行当的专家学者，不知有无此种功力？中国如此，或许巴斯贝恩笔下大洋彼岸的古旧书交易业情况会好些吧，不过他的慨叹也有一种掩不住的落寞了。

    《为了书籍的人》以“坚忍”与“刚毅”为标记，表明书籍文化的传承并非易事，没有爱的投入和持久的恒心万难达到。巴斯贝恩以旅行采访与文献资料搜索的方式，记述这许许多多“为了书籍的人”，颇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不竭劲头，他或许想藉此为书籍文化的方舟添上重要的一笔，不做炫示，只愿这种矢志不移的精魂留存不灭，即使有不合乎时宜之处，亦在所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