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生与阿玉，如此有地域色彩的名字，似乎为“亚热带阳光热烈而朦胧地照耀着”，娇宠而温润。而作为真实的个体，他们的人生路途迥然相异，但却始于同一个起点——都出生于广西桂林平乐的一栋砖木旧楼房里。阿玉和莲生是姐弟，相差五岁的姐弟：一个为家人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自尊自强，终生未嫁；一个是小城里的理想主义者，毅然投身革命，信念不渝。姐弟两个虽道路迥异，但于精神原乡对信仰的渴求却殊途同归，作家陈丹燕在《莲生与阿玉》一书中讲述了自己的父亲与姑姑的故事，她说，“这是我的成长。莲生用他的回忆录指引，而阿玉则是用她最后的生命，让我理解信仰的必要。”

    陈丹燕采用了莲生与阿玉的称谓，表明了对血脉源头的循迹，也表明了为两位至亲的灵魂画像以平视的视角。她生平首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看到城墙、河流、码头、街道，恍然觉出自己的父亲和姑姑也曾是年少的孩子，呼吸着南方溽热的气息。这种寻根既为亲人，也是作者自己灵魂的一种悄然皈依。而此种个人史的书写，或许也能给我们带来精神原乡的普泛性启示与引领。

    莲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信仰与追求有清晰的思辨能力，于是，他的投奔革命、不息奋斗，均为自我的选择，直至晚年用回忆录的方式表述，理想总归在个人的生涯中一以贯之地实现；而姐姐阿玉为性别和贫寒的家境所累，不仅无法读书上学，还要照顾整个家庭，在长期的贫困中，她的信仰逐渐尽数丧失，但在生命的末端，阿玉痛苦于自己的灵魂何处可以安顿，自己该往哪里去？她在病床上苦苦挣扎，既折磨着自己，也困扰着晚辈。

    其实，莲生的道路，可以说是巴金《家》中的觉慧式青年之光明出路的现实版：痛感于旧世界的腐朽黑暗，追求进步思想，最终去了延安，参加革命，为信仰奋斗一生其犹未悔。这样的信仰之路似乎与姐姐阿玉的精神世界相距遥远，不会有何联系。但世事的吊诡之处在于，莲生与阿玉的不同信仰在某一关节点竟发生了交汇，遂有了对姐姐而言不可挽回的变化。阿玉原本的生活状态，是自然有向佛之心的，不过，贫困对她的累年打击，使阿玉对菩萨有了深深的怀疑，但远未到了放弃的程度。而正是于新社会，在莲生们所信奉的革命理想的号召下，阿玉原有的信仰被彻底摧毁。旧的已去，却并无新的信仰自然跟进，于是一片空缺出现在灵魂的深处，或许在短的时期内还无所觉察，但终究要有精神危机的侵袭发生，阿玉的漫长生命行至末端时这种空缺显露无遗。因之，陈丹燕以复杂的心绪说道，“莲生并没有成功地解放他自己的姐姐。”

    人生而为人，即在于肉身与灵魂的一体两面，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幽微之处不是可以简白清晰地直见其底的，在此一原乡里，若无信仰的光束烛照，个体的灵魂必然陷入极大的困扰中。莲生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年轻时接受的信念延续终身，即使有延安抢救运动及后来动乱年代的波澜，他也未改初衷，所以女儿陈丹燕说，“我未必同意他的思想，但我赞赏他对自己理想的维护……抽象地说，我喜欢老年莲生的心中保留着的精神力量，令他还能与‘尘世’的老境搏斗，超越芸芸众生。”莲生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可他却无法帮助自己的姐姐；他可以使阿玉衣食无忧，但不能为姐姐衰老的灵魂寻觅到栖息之地。想来莲生也意识到，阿玉早年的向佛之心正是被自己所信奉的革命理想摧毁掉的；而当年被破坏的庙宇和佛像在后来的开放岁月中可以逐渐重建起来，但一颗老灵魂信仰的光束被熄灭却只能永远处于黑暗之中了。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也是“归属”的难题。

    于是，在阿玉的最后一段路程中，昔时体恤照顾晚辈的老人变为了一个任性的孩子，厮缠着自己的亲人不肯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身边。陈丹燕明白，“我们是她精神废墟上唯一的花朵”，阿玉要紧紧抓住，即使仍旧不够，对于她的“归属”而言。

    《莲生与阿玉》是“关于信仰的事”，因为真切，所以能触动每一颗有所思索的心。故乡每个人都有，回乡是寻根，亦是寻找自己；而精神的原乡隐藏在心灵的更深处，因理想与信仰的光束安顿需要慰藉的灵魂。莲生与阿玉既是生于上个世纪初的两位老人，也可以是我们自己，源于诚挚，所以焦灼，其余的一切其实已在其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