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广州印象——南汉二陵博物馆！
(2025-04-28 23: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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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二陵博物馆南汉象生水果贡品康陵玻璃瓶南汉青釉夹耳盖罐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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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我们来到广州番禺小谷围岛，参观这里的南汉二陵博物馆！
西晋龙凤纹铜镜、东晋重列式神兽纹铜镜。
青釉鸡首壶，这一组三件鸡首壶的演变可以看到，三国和南朝相差200多年，它的釉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由陶走向了瓷，釉更厚，反泽更强。
南朝青釉瓶。
宋代塔式陶魂瓶，2003年东山区出土。
宋代耀州窑葵口印花青瓷碟。耀州窑为中国古代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的民窑，由于烧造规模庞大，工艺精湛，产品被皇室列为贡瓷,亦属贡窑。
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展厅面积约820平方米，展品254件套（包括外借文物32件套、仿品8件套）。展览分“岭南大汉国”“都城兴王府”“考古现三陵”等三部分，用考古材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和现存文物史迹分别展示南汉国的历史脉络、南汉都城兴王府（今广州）的宫殿苑囿和城市建设、南汉三陵（德陵、康陵、昭陵）的形制结构及出土文物，从而为观众呈现一段尽可能全面、真实的五代南汉国历史。
2016年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268号地块M3出土的两方南汉石地券和合同券！在上面我们能看到，这是南汉乾亨九年（925）刻制的，墓主为番禺南海县人李十一郎，券文中有东王公、西王母、仓君、武夷王、张坚固、李定度、王子乔、赤松子等道教神仙。券尾刻画有星图、“华盖”及道符。这两样东西其实就是买地券，是一种特殊的契约文书，标志着文书主人对某处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为生人所准备，而是亡者所用，是与鬼神之间的"土地买卖契约"，代表着亡者对自己墓地的所用权。
南汉莲瓣纹陶器座。
复制的南汉十六狮柱础石。
南汉，陶蹲兽，2003年越秀区中山四路致美斋工地出土。
南汉兴王府芳林花市（药洲石展示）。兴王府城内外兴建了众多的离宫别苑。据康陵哀册文碑记载刘岩‘’缮营苑囿,想象十洲,鹤立松巅,莺穿花坞,水石幽奇,楼台回牙。万机之暇,翠华爰处, 花朝月夕, 嬉游辇路，繁花似锦，美如仙境。
康陵出土玉片，长4.5，宽4.1厘米。应为銙带上的玉带板装饰，与前蜀王建墓和五代冯晖墓出土类同。
“笙歌醉太平——一位大唐县主和她的时代”展览正在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这里展出了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孙女、滕王李元婴的第三女金乡县主的墓葬出土文物，呈现了这位身份显赫、见证了唐王朝从开疆拓土走向全盛的宗室女子的传奇人生，再现“大唐盛世”的社会风貌。金乡县主墓随葬品中的146件，本次展览集中展出的一批彩绘陶俑兼具高度的历史文化与艺术审美价值，制作精美、工艺高超，应是唐代甄官署为皇室宗亲和有功之臣烧制的“东园秘器”，代表了唐代陶俑的最高水平。
王维 〔唐代〕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还有上面李白的诗句，述说着当时的生活和文化，见证了唐朝的繁荣与辉煌。展览通过庭院建筑、仪仗俑、狩猎俑、伎乐俑、百戏俑、人物俑、动物俑和生活器皿等文物，从明妆丽服、仪卫出行、宴饮百戏、骑马狩猎等四个方面，重现了金乡县主多姿多彩、富贵安闲的人生，我们也透过金乡县主的生活感受盛唐长安城“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历史文化风貌。
大唐故蜀州司法参军于府君夫人金乡县主墓志铭。县主是皇族女子的封号，亲王之女封县主。金乡县主墓为金乡县主与丈夫蜀州司法参军于隐的夫妻合葬墓，地处西安市东郊的灞河东岸，位于骊山西麓的见子原，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于1991年考古发掘。金乡县主出生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一生历经中宗、睿宗、武周、玄宗数朝，卒于玄宗开元十年（722年），正是唐朝蓬勃向上、繁盛富裕的时期。可以说这位县主见证了唐王朝从开疆拓土走向全盛的辉煌历程。
“骑鹤上扬州——杨吴和南唐时期的扬州城”展览。展览聚焦杨吴、南唐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展出文物83件（套），生动讲述杨吴、南唐时期扬州城、大运河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葬俗等社会历史文化风貌。
五代錾刻金佛造像，扬州博物馆藏，1997年扬州城东路邮电职工宿舍工地出土。
五代白釉花口瓷碗，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2015年扬州西湖镇蜀冈体育公园出土。
后面的图书馆暂不开放。南汉二陵博物馆以中国传统文化“天圆地方”作意念、以“南韵•和庭”为主题，拟打造成为岭南地域气息浓厚的纪念性建筑。博物馆内部以“中国如意结”作布局结构，以庭院为核心作为建筑体量单元，通过五个单元的相互叠合，交织，形成圆中有方，方中有圆的有机结合，营造实为建筑、虚即庭院；围而不合、虚实互换的建筑理念 。
博物馆考古体验区。
墓葬复原模型。
儿童体验区。
南汉二陵博物馆建筑群与康陵遗址本体自然形成“左圆右方”的景观空间轴线，形成有秩序的统一整体。陵前的方形磉墩除个别被现代鱼塘所毁外，大部分保存有残迹，呈几排平行分布且东西对称，撑起高大的陵门或廊式建筑。
陵园四周可见起隔离保护作用的夯土墙垣，叫做神墙，东西墙体依山势由北向南递级而下，高低落差12米左右。
陵门和神墙四角子母角阙。角阙上部的原楼阁式建筑已塌毁，仅存方形台基。陵园内中部偏北有方座圆丘形陵台，四周围以夯土墙垣，神墙四隅筑有角阙。南墙正中开设园门，门前有廊式建筑 。
康陵展厅是地面以上似“蒙古包”的陵台和地下建筑玄宫。玄宫筑在陵台正下方，为长方形多重券顶砖室结构，由墓道、封门、甬道、前室、过道、中室和后室组成。站在架空的玻璃廊道上，可360度观看玄宫的外貌，出于对墓室的保护及防氧化需要，玄宫内部不对公众开放。
地面以上的陵台建筑。陵台为方座圆丘，由圆台、方台、散水等分层构成。圆台为砖包土结构，直径10.50米，现存高2.10米。圆台下为砖砌方形台座，边长11.50米、高0.35米，砖台之上以白石板铺面。方台四周设置方砖铺砌的散水，面阔3.20米、边长17.90米。
康陵的玄宫位于陵坛之下，由墓道、封门、甬道、前室、中室和主室组成。墓道呈斜坡状，现存长19米、宽3.80－4.40米、最深处5米。封门以墙夹大石板，砌筑方法与德陵相同。甬道为双重券顶，用封门砖堵实。墓室内全长11米、宽3.15米、高3.30米；顶部为结砌4重券顶，底部用方形砖铺地。前室短浅，券壁有棂假窗和小龛。中室砌栏槛。主室两侧壁各设15个小龛，后壁有一大龛，室内砖砌棺床，宽2.25米、高0.20米，长度因已被破坏未详。本可以靠近观看墓室情况，不知道为什么连上部参观通道都封闭。
令人称奇的是，这座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80米、面积达12800平方米的巨大陵园，近几百年来被埋于地底下无人见其真容，人们仅从历史文献中得知“墓在北亭洲旁，疑即昌华苑地也”。屈大均《广东新语》描述了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一田父偶入刘岩墓，发现里面充满奇珍异宝、宛如神话场景的故事。类似的记载还有清嘉庆年间的《羊城古钞》，清同治版《番禺县志》等。张强禄根据文献及现场遗迹推测，自明末后的三百多年来，再没有发现有人进出墓室的证据。
直至20年前的2003年，伴随大学城的开发建设，考古队员来到小谷围岛开展先期考古调查，在大香山荔枝林（原陵园东北角阙位置）发现了青灰砖壁，从疑似“唐宋砖室墓”到村民眼中的“瓦碴岗”，再到文献中提及过的“祭坛”，考古过程扑朔迷离，直到最后发掘到墓室靠封门处位置，惊现文献传抄的“一碑当穴门而立”哀册文碑，题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于大有十五年（942年）四月崩，于同年九月“迁神于康陵”的信息，才确认墓主身份乃南汉开国皇帝刘岩，而800米之外青岗北坡所谓的“刘皇冢”原来是其兄刘隐墓德陵，一碑定二陵，南汉康陵、德陵至此拨开重重迷雾，尘埃落定。
因多次被盗，现存完整陪葬品极少，只有陶瓷、玻璃器、石俑残件，还有玉石片、银环、开元通宝等。在前室当门横立“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石一块，保存完好，高115厘米、宽154厘米、厚20厘米。其侧边刻有缠枝蔓草纹。哀册文阴刻楷书，右起竖38行，共1062字。据哀册文所载：“高祖天皇大帝”及“迁神（按：即灵柩）于康陵”。可知墓主是五代时期南汉国高祖刘岩。刘岩薨于大有十五年（942）四月，于同年（光天元年）九月“迁神于康陵”。墓葬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2006年5月，与德陵一并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名称为南汉康陵。
玄宫内景。在前室当门横立“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石一块，保存完好，高115厘米、宽154厘米、厚20厘米。《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上记载的“高祖天皇大帝”，由此可知墓主是五代时期南汉国高祖刘岩。刘岩薨于大有十五年（942）四月，于同年（光天元年）九月“迁神于康陵”。 宽约1.5米、高逾1.1米的大石碑
哀册文碑，志文楷书，首题“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文碑为青灰色石灰岩，侧边刻缠枝蔓草纹，楷书志文，38行，满行35行，共1062字，自铭为南汉高祖刘岩（刘龑）的“康陵”，于大有十五年（942）四月崩，于同年（光天元年）九月“迁神于康陵”。原来文献传抄“一碑当穴门而立”的是康陵。《髙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由序文和哀词两部分组成，为南汉在高祖刘岩逝后称颂功德、寄托哀思的册文。文中有开基定霸，建立南汉国的丰功伟业；追尊先祖，强调君权神授，以掩盖其政权的“僭伪”性；北顾中原的雄心壮志；礼制与文化建设；推动佛教、道教的发展；兴建宫殿园林；重视人才、爱民如子；而所称颂刘岩之才情又包含卜筮（阴阳推步、天文历法）、药品医术、善营苑囿、精通诸子百家等。从中也可以看到其自负之处，从前只知武则天所做《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没想到这个刘岩也敢称天皇大帝，真有点自不量力的感觉。这块碑现在也是南汉二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考古发掘中首次出土完整的哀册全文，也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哀册文碑石。但不知为何至今立于墓室之内，没有取出来保护，也不让人进行观赏，个人估计是碑体于玄宫连接尚紧，轻易挪动墓室必然被毁，这才不敢轻动。
康陵是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布局完整的陵园，地宫上方的圆形方座陵台、神墙四隅的子母角阙、陵前的廊式建筑，这些都为历代陵寝所不见。这里还介绍下德陵，德陵是南汉烈宗刘隐的陵墓，刘隐为刘岩之兄，这另外一座南汉帝陵如今藏在华南师范大学的量子物质研究院院内，没有开放。
广式云吞面，“中国十大名面”之一。在同治年间由湖南传入，是一种云吞汤面，讲究汤底、面、云吞，三者的融合。吃起来鲜甜滑嫩。
南汉二陵博物馆位于小谷围岛华师一路8号，于2019年5月17日开放，工程总投资约3.28亿元，占地面积约9公顷，总建筑面积为21800平方米。南汉二陵博物馆设有两个常设展览“云山珠水间——考古发现的广州”和“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以及公众考古活动中心。截至2019年末，南汉二陵博物馆有藏品数量1588件/套。
南汉二陵博物馆总占地面积82447平方米，包括博物馆区（占地面积49317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和康陵遗址区（占地面积33130平方米，文物本体保护设施面积1800平方米） [1]。南汉二陵博物馆开放区域包括：展览厅面积约3900平方米，有两个常设展览“云山珠水间——考古发现的广州”和“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以及公众考古活动中心；其它室内公共活动空间约1700平方米。
南汉二陵指的事五代十国之一南汉国烈宗刘隐的德陵和高祖刘岩的康陵，感觉这个朝代知道的人不多，前来游玩的人则是更少了！
南越国时期蓝色玻璃管。2009年增城市浮扶岭遗址M11出土，其与江苏无锡鸿山越墓和湖北江陵等战国时期玻璃管类似，推测为越人南迁后所制。
南越规矩铭文铜镜，2010年在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旧铸管厂发掘的一座新莽时期大型夫妇合葬墓时出土，其中有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太阳”。这种镜子光面对着太阳，可以把镜背纹饰反射到对面的墙上。这是一个奇迹。这种技术后来失传了。建国后，江苏某金属研究所经过多年研究复原了这一技术。
东汉·陶胡人俑座灯（仿制品），于1999年出土于广州市先烈南路大宝岗一座西汉晚期墓（编号M5）。
东汉石砚，汉代铜环首刀。环首刀，又称环首削、环首书刀，用以修改简牍上的误笔。《汉书·文翁传》颜师古引曰:“蜀郡工官作金马书刀者，似佩刀形，金错其柎（柄）”。因与武器的佩刀器型相近，只能靠伴出文物与佩戴者的身份等情况考证。
长身石铲，新石器时期晚期，2017年黄埔区出土。
另一端是云山珠水间——考古发现的广州的另一个展区。
唐代青釉多角罐，这是迄今为止出土比较完整，且做工精美的多角罐，造型比较奇特，古代人用来装酒和米的器物。此罐于2010年在广州荔湾区西湾路旧广州铸管厂地块工地出土问世。
南汉二陵博物馆总占地面积82447平方米，包括博物馆区（占地面积49317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和康陵遗址区（占地面积33130平方米，文物本体保护设施面积1800平方米） [1]。南汉二陵博物馆开放区域包括：展览厅面积约3900平方米，有两个常设展览“云山珠水间——考古发现的广州”和“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以及公众考古活动中心；其它室内公共活动空间约1700平方米。
南汉二陵指的事五代十国之一南汉国烈宗刘隐的德陵和高祖刘岩的康陵，感觉这个朝代知道的人不多，前来游玩的人则是更少了！
云山珠水间——考古发现的广州。展厅面积约1100平方米，展出文物751件套。展览分“曙光肇启”“番禺都会”“岭南首府”“广州名城”“东方大港”“天子南库”“近代沧桑”等部分，以时间为主线，用考古材料呈现先秦时期广州地区的人类生活形态及与周邻地区的文化交往互动、秦汉以来2200余年广州城市的发展变迁及持续不断的海外交往历史。
增城墨依山出土玉牙璋，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首次在年代明确的墓葬遗迹中清理出土的玉牙璋为研究牙璋自北向南的传播过程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这两件美丽的礼器，不禁让我们想象，在遥远的商代，环珠江口先民与中原文化那相距万里的握手。
船纹铜提筒，西汉南越国时期，1973年东山区先烈路太和岗M7出土，提筒是极具岭南地方特色的盛储器，主要出有对称双耳可系绳，一般配有木盖。该提筒器身有纹。
南沙人复原头像。2001年底开始发掘的南沙鹿颈遗址，是距今约4500～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时期先秦遗址。其中，南沙鹿颈遗址一号墓应为遗址早期遗存中最晚的一个遗迹单位，距今3500多年，是广州首次考古发现三千年以前的人类墓穴。在这处墓葬中，还发现了一具保存十分完好的人骨架。“后来，人类学家根据该人体骨架，成功复原了他的头像，并命名为广州‘南沙人’。这也是迄今为止确定的广州人最早、最完整的头像。”
这就是昨天刚去过的南越王墓复原模型，王墓是岭南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大型彩绘石室墓。
西汉南越国时期木镇墓俑，1982年白云山瑶台柳园岗M11出土，圆目高鼻，躯体肥胖，无发，前胸饰墨绘卷云纹，即所谓“断发纹身”(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纹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出土时箕踞坐。
西汉南越国玉舞人(位于:中间)，旁边的是玉人，1983年荔湾区西村凤凰岗M1出土，青玉，扁平体。造型为一直立舞女，头盘发髻，身着宽袖衣，下长裙曳地，裙角向右卷起，右手叉腰，整个器物雕工细腻、线条流畅、造型生动。
南越国时期蓝色玻璃管。2009年增城市浮扶岭遗址M11出土，其与江苏无锡鸿山越墓和湖北江陵等战国时期玻璃管类似，推测为越人南迁后所制。
南越规矩铭文铜镜，2010年在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旧铸管厂发掘的一座新莽时期大型夫妇合葬墓时出土，其中有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太阳”。这种镜子光面对着太阳，可以把镜背纹饰反射到对面的墙上。这是一个奇迹。这种技术后来失传了。建国后，江苏某金属研究所经过多年研究复原了这一技术。
西汉·珠饰，2005年越秀区恒福路银行疗养院工地M46出土，由红玉髓、琉璃、金珠、缠丝玛瑙、琥珀组成，1颗直线纹红玉髓珠采用蚀花工艺，具有印度风格。
东汉·陶胡人俑座灯（仿制品），于1999年出土于广州市先烈南路大宝岗一座西汉晚期墓（编号M5）。
东汉石砚，汉代铜环首刀。环首刀，又称环首削、环首书刀，用以修改简牍上的误笔。《汉书·文翁传》颜师古引曰:“蜀郡工官作金马书刀者，似佩刀形，金错其柎（柄）”。因与武器的佩刀器型相近，只能靠伴出文物与佩戴者的身份等情况考证。
西汉陶雁形盒，1999年东山区先烈南路大宝岗M5出土，器型如一只站立展翅的肥雁。盒身平底下安有两只粗壮的脚，顶部略平，中心有一乳突，四片叶纹将其围烧，外周均匀贴塑三面。
长身石铲，新石器时期晚期，2017年黄埔区出土。
“和上盆”铭青瓷盘，唐代器物，2019年4月广州解放中路安置房项目地块出土。盆身完好厚重，釉色深沉，内底竖向刻划“和上盆”三字。“和上”就是大家熟悉的“和尚”，记录了当时广州佛教文化、城市文化以及对外交通等多方面的历史信息。
唐代青釉多角罐，这是迄今为止出土比较完整，且做工精美的多角罐，造型比较奇特，古代人用来装酒和米的器物。此罐于2010年在广州荔湾区西湾路旧广州铸管厂地块工地出土问世。
唐代陶制生肖俑。2012年，广州动物园在犀牛馆进行场地施工过程中发现古墓砖，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共清理砖室墓4座，其中M1出土8个生肖陶俑，分别是鼠、牛、龙、马、羊、猴、鸡、狗，这是广州地区首次考古发现随葬生肖俑。
西晋龙凤纹铜镜、东晋重列式神兽纹铜镜。
青釉鸡首壶，这一组三件鸡首壶的演变可以看到，三国和南朝相差200多年，它的釉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由陶走向了瓷，釉更厚，反泽更强。
南朝青釉瓶。
宋代塔式陶魂瓶，2003年东山区出土。
西关大屋民居正厅展示。西关大屋多为砖木结构、青砖石脚、高大正门用花岗石装嵌。其平面布局按中原传统的正堂屋形式，基本上是纵深方向展开，通常占地面积大，富有西关特色，建筑样式多为中式，基本构造包括砖木结构，三进、三个坡顶，正立面三个开间，大门前有青砖石脚和趟栊、石门套大门。西关大屋还有七进深，里面客厅、小厅、书轩，还有花园，主要由买办和商人建造。
宋代耀州窑葵口印花青瓷碟。耀州窑为中国古代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的民窑，由于烧造规模庞大，工艺精湛，产品被皇室列为贡瓷,亦属贡窑。
明花鸟纹金分心、葫芦形金耳坠，2003年番禺区茅山岗M2发掘出土，“分心”多插于发髻背面中部，为如意形，中间锤鲽一簇牡丹花，两侧对称饰花鸟，分别为缠枝牡丹和凤鸟。凤鸟立姿，引项回顾，作展翅欲飞状，逼真传神。下面分别是清翡翠簪、翡翠指环，2003年中山四路致美斋工地发掘出土，明玉佩，2002年天河区员村岗顶采集。博物馆最为奇怪的就是这里，没有文物标识介绍，想必是放在某处后面取掉后没有补上，有些遗憾。
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展厅面积约820平方米，展品254件套（包括外借文物32件套、仿品8件套）。展览分“岭南大汉国”“都城兴王府”“考古现三陵”等三部分，用考古材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和现存文物史迹分别展示南汉国的历史脉络、南汉都城兴王府（今广州）的宫殿苑囿和城市建设、南汉三陵（德陵、康陵、昭陵）的形制结构及出土文物，从而为观众呈现一段尽可能全面、真实的五代南汉国历史。
2016年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268号地块M3出土的两方南汉石地券和合同券！在上面我们能看到，这是南汉乾亨九年（925）刻制的，墓主为番禺南海县人李十一郎，券文中有东王公、西王母、仓君、武夷王、张坚固、李定度、王子乔、赤松子等道教神仙。券尾刻画有星图、“华盖”及道符。这两样东西其实就是买地券，是一种特殊的契约文书，标志着文书主人对某处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为生人所准备，而是亡者所用，是与鬼神之间的"土地买卖契约"，代表着亡者对自己墓地的所用权。
桂林市金山东南麓的佛教摩崖造像石刻模型展示。该处石刻造像共有三龛，保存一般，头部均被砸毁。其中最重要的一龛位于寺庙遗址上方的一处峰丛的石壁上，为南汉时期（853年）的一佛两菩萨一侍者的拱楣式摩崖造像，其风格介于唐宋之间。全龛通宽1.32米、通高1.36米。该龛主尊宽肩隆胸丰腰，着通肩衣，施降魔印、跣足端座于束腰方形座上，头部外有圆形头光和火焰纹。主尊左右各有一修身持宝瓶站立的肋侍菩萨，菩萨均细腰、略外扭。主尊与右胁侍菩萨之间刻有插有两支莲蓬的花瓶，莲蓬上方雕饰莲花纹。左胁侍菩萨左外侧有一站立的侍者像：双手相握于前胸，衣纹不清。该造像右下有较为清晰的造像记和题名各一方，其中造像记为：“维大汉国乾和十一年岁次癸丑十二月丁未十八日，为国重镌造题记，监寺比丘惠果、寺主僧义聪、僧义光、僧咸涵、僧师镜、僧惠钦、僧师训、僧义真、僧道钦，弟子昭武步副指挥使管甲勾当，三十里铺御侮校尉左监门卫率府郎将同正负武骑尉赐紫涂万雄。”题名为：“弟子十将勾当龙，弟子中军十将从众，二弟子讨十岭壮和展，弟子防城都十将刘森，弟子康师进，女弟子王十四娘，同妻，女弟子孙氏二十立姤。”另外的两方造像与该方造像风格略有不同，年代约为唐代，与桂林西山、伏波山佛教造像风格接近。乾和十一年即公元853年，为南汉时期。这处石刻造像是桂林首次发现的南汉佛教摩崖造像，为研究广西桂林的佛教、摩崖石刻文化和南汉时期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
南汉莲瓣纹陶器座。
复制的南汉十六狮柱础石。
南汉兴王府芳林花市（药洲石展示）。兴王府城内外兴建了众多的离宫别苑。据康陵哀册文碑记载刘岩‘’缮营苑囿,想象十洲,鹤立松巅,莺穿花坞,水石幽奇,楼台回牙。万机之暇,翠华爰处, 花朝月夕, 嬉游辇路，繁花似锦，美如仙境。
米芾“药洲”题字拓片。
位于广州市教育路药洲遗址内，此地原为五代南汉刘龑的宫苑，苑中有湖，湖中有洲，洲上有九石，并多植花药，故名“药洲”。《广东新语》载：九曜石（即上述九石）“高八九尺或丈余，嵌岩峍兀，翠润玲珑，望之若崩云，既堕复屹，上多宋人铭刻。”现存8座遗石中的米题药洲石，高1.5米，状如持笏，上有北宋书法家米芾题字，题款为“药洲
米黻元章题”7字分3行，正书，未署年月。据米芾《九曜石》诗刻署熙宁六年（1073年），应为同时。
南汉象生水果贡品。2012年在广州越秀区惠福西路南粤先贤馆工地出土的水果陈设器，出土时只剩下残缺的青釉底座和施满黑釉的八颗水果。不知道这是葡萄还是黑布林。
南汉德陵出土青瓷罐。德陵是南汉奠基者烈宗刘隐的陵墓，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岛新造镇北亭村青岗北坡，大香山南坡。2003年对其进行了清理。该墓坐南朝北，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多重券顶砖室墓，由墓道、封门、前室和后室组成。历经多次盗扰，墓室内随葬品已被洗劫一空，但在墓道近封门处发现以砖阑边的“器物箱”，箱内整齐排列青瓷罐和釉陶罐共计 272 件。德陵“器物箱”内出土的这一批带盖青瓷罐，是广州地区继1954年在石马村南汉墓（即昭陵）出土的精美青瓷罐第一次被确认为五代十国南汉遗物后又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其胎质坚致，釉色晶莹透亮，是五代青瓷的上品，当为南汉皇帝宫中用器，属官窑制品无疑，为研究五代十国陶瓷业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康陵出土玻璃瓶。康陵陵园内出土大量建筑用材，以砖瓦为大宗，还有石板、石块和石构件等。玄宫出土一批残存的玻璃器皿，其器形独特，经成分检测分析可确定为伊斯兰玻璃。其中带竖棱条的短颈折肩玻璃瓶在国内出土实物中未见，或许是南汉皇室海外采办而来。瓶子高12.2，口径5.3-5.5，底径4.7-5.0，壁厚0.1厘米。当时出土时为上百片玻璃碎片，文物修复人员经过长时间精心拼对，成功地让这件玻璃瓶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康陵上百片玻璃碎片中能够修复起来的唯一一件，因此更显珍贵。
南汉象生水果贡品。2012年在广州越秀区惠福西路南粤先贤馆工地出土的水果陈设器，出土时只剩下残缺的青釉底座和施满黑釉的八颗水果。不知道这是葡萄还是黑布林。
南汉德陵出土青瓷罐。德陵是南汉奠基者烈宗刘隐的陵墓，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岛新造镇北亭村青岗北坡，大香山南坡。2003年对其进行了清理。该墓坐南朝北，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多重券顶砖室墓，由墓道、封门、前室和后室组成。历经多次盗扰，墓室内随葬品已被洗劫一空，但在墓道近封门处发现以砖阑边的“器物箱”，箱内整齐排列青瓷罐和釉陶罐共计 272 件。德陵“器物箱”内出土的这一批带盖青瓷罐，是广州地区继1954年在石马村南汉墓（即昭陵）出土的精美青瓷罐第一次被确认为五代十国南汉遗物后又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其胎质坚致，釉色晶莹透亮，是五代青瓷的上品，当为南汉皇帝宫中用器，属官窑制品无疑，为研究五代十国陶瓷业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康陵遗址模型，康陵为南汉开国皇帝高祖刘岩的陵墓，是我国考古发掘揭露的五代十国时期唯一布局完整的陵园建筑基址。康陵是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布局完整的陵园，地宫上方的圆形方座陵台、神墙四隅的子母角阙、陵前的廊式建筑，这些都为历代陵寝所不见。陵园内中部偏北有方座圆丘形陵台，四周围以夯土墙垣，神墙四隅筑有角阙。南墙正中开设园门，门前有廊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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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南汉康陵出土的陶制像生水果，所谓“像生”，就是仿天然产物制作的花果人物等工艺品。这里有很多岭南本地物种，比如香蕉、木瓜、柿子、桃、茨菇、荸荠等。此外还有一种不确定的陶菠萝。因为菠萝是在17世纪明朝后期传入中国的，似乎不大靠谱，那可能就是玉米、释迦果，甚至未成熟的荔枝。
康陵出土玻璃瓶。康陵陵园内出土大量建筑用材，以砖瓦为大宗，还有石板、石块和石构件等。玄宫出土一批残存的玻璃器皿，其器形独特，经成分检测分析可确定为伊斯兰玻璃。其中带竖棱条的短颈折肩玻璃瓶在国内出土实物中未见，或许是南汉皇室海外采办而来。瓶子高12.2，口径5.3-5.5，底径4.7-5.0，壁厚0.1厘米。当时出土时为上百片玻璃碎片，文物修复人员经过长时间精心拼对，成功地让这件玻璃瓶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康陵上百片玻璃碎片中能够修复起来的唯一一件，因此更显珍贵。
康陵出土玉片，长4.5，宽4.1厘米。应为銙带上的玉带板装饰，与前蜀王建墓和五代冯晖墓出土类同。
南汉昭陵石象，广州博物馆藏，已经破损得比较严重。1954年，考古队员在广州原番禺县石马村石牛山山麓（今黄埔区广汕三路附近）发现了刘晟的昭陵。墓地三面环山，墓前原有石马、石象等。此石雕立象原位于陵墓的南面100米左右。据史料记载，中宗刘晟是刘岩的儿子，他在中原王朝和南方诸国动荡不安之际，将南汉统辖区扩大至十余州，国力和疆域面积达到顶峰。但其统治后期，由于贪图享乐，国力不断下降。
南汉昭陵石马。昭陵墓地两边原来还立有两只石马，石马系用水成岩石雕成，因为年代太久了，石质风化得很厉害，且皆无头，但还可以看出是马的躯体，1980年代在龙洞小学退休教师郭纪勇同志的积极奔走呼吁下，从龙洞迁移至白云山保存，2019年迁移至本馆保护展示。也许你想不到的是发现这座南汉墓为南汉中宗刘晟的昭陵却是南宋传奇人物方信孺，当年方官番禺尉，曾到过石马村。他站在那里，“摩挲断碑”，看着这座高出墓前的小盆地约三、四米的“陵山”，心里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这首《陵山》诗：“龟趺无处问行踪，惆怅连江荔子红。铁铸崔嵬真大错，骊山铜柱久成空。”
不过呢，当时他只能认定这是南汉皇族刘氏墓，后来陵墓多次被盗，直至1954年被发掘，可惜的是因为被盗严重当年选择不保护墓园，而是就地填埋，可惜了！
昭陵前室东侧一纵列砖砌器物箱中发掘出幸存的陶瓷器近200件。内有30余件系青瓷罐，其中4件夹耳有盖的青瓷罐造型别致，极为罕见。这4件青瓷罐，3件略有残损，被广东省文物部门收藏；1件品相极佳的，被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此类瓷器的标准器，被命名为“南汉青釉夹耳盖罐”。南汉历三世四主。刘岩立国称帝后，追尊其兄刘隐为烈宗襄皇帝，其陵名德陵。高祖刘岩逝后葬于康陵。殇帝刘玠被其弟刘晟所弑，不见有陵记载。中宗刘晟葬于昭陵。后主刘鋹被宋所俘，死后葬于今韶关曲江狮子岗，至今还未发现其墓。目前德陵、康陵和昭陵都已经过考古发掘，展现在世人面前。
“笙歌醉太平——一位大唐县主和她的时代”展览正在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这里展出了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孙女、滕王李元婴的第三女金乡县主的墓葬出土文物，呈现了这位身份显赫、见证了唐王朝从开疆拓土走向全盛的宗室女子的传奇人生，再现“大唐盛世”的社会风貌。金乡县主墓随葬品中的146件，本次展览集中展出的一批彩绘陶俑兼具高度的历史文化与艺术审美价值，制作精美、工艺高超，应是唐代甄官署为皇室宗亲和有功之臣烧制的“东园秘器”，代表了唐代陶俑的最高水平。
王维 〔唐代〕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还有上面李白的诗句，述说着当时的生活和文化，见证了唐朝的繁荣与辉煌。展览通过庭院建筑、仪仗俑、狩猎俑、伎乐俑、百戏俑、人物俑、动物俑和生活器皿等文物，从明妆丽服、仪卫出行、宴饮百戏、骑马狩猎等四个方面，重现了金乡县主多姿多彩、富贵安闲的人生，我们也透过金乡县主的生活感受盛唐长安城“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历史文化风貌。
唐骑马击腰鼓女俑。通高37.5厘米，马长32.8厘米，1991年8月西安市灞桥区新筑乡于家砖厂唐金乡县主墓出土。头戴孔雀的俑在已发现的唐俑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华丽的孔雀冠，冠上的孔雀翘首远眺，羽毛由天蓝、浅绿及红、黑诸彩绘成，颈下绒毛为白色，长而宽大的尾羽飘然垂下，覆于女俑的肩背部，孔雀的形象美丽而逼真。
大唐故蜀州司法参军于府君夫人金乡县主墓志铭。县主是皇族女子的封号，亲王之女封县主。金乡县主墓为金乡县主与丈夫蜀州司法参军于隐的夫妻合葬墓，地处西安市东郊的灞河东岸，位于骊山西麓的见子原，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于1991年考古发掘。金乡县主出生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一生历经中宗、睿宗、武周、玄宗数朝，卒于玄宗开元十年（722年），正是唐朝蓬勃向上、繁盛富裕的时期。可以说这位县主见证了唐王朝从开疆拓土走向全盛的辉煌历程。
唐骑卧驼胡俑，通高41厘米，卧驼长61厘米，金乡县主墓墓室出土。骆驼屈四腿平卧，昂首曲颈，作跃跃欲起状。两峰中骑坐一胡俑，胡俑鼻子高挺，深目圆瞪，头戴尖顶毡帽，身着圆领窄袖紧身衣，足蹬黑色高靿靴，腰束革带。右臂高举于右肩上方，手握拳，中有孔，原当持物;左臂略屈置于腰侧，手亦紧握，双手作牵缰赶驼状。骆驼全身为黄褐色，造型生动、神态昂扬，似正要起身准备踏上遥远的征途。
“骑鹤上扬州——杨吴和南唐时期的扬州城”展览。展览聚焦杨吴、南唐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展出文物83件（套），生动讲述杨吴、南唐时期扬州城、大运河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葬俗等社会历史文化风貌。
五代錾刻金佛造像，扬州博物馆藏，1997年扬州城东路邮电职工宿舍工地出土。
五代白釉花口瓷碗，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2015年扬州西湖镇蜀冈体育公园出土。
2013年12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城北考古发掘了一座小型砖室墓，墓葬规模较小，且早期盗扰严重，随葬品较少，但是出土了“吴故陇西李氏墓志铭”。古人员研究发现，墓主为杨吴时期的李娀，夫君为历经杨吴、南唐的陶敬宣，据墓志所载，墓主李娀，字惠容，生于唐天祐三年（906年），卒于杨吴大和六年（934年）八月，享年二十九岁，为李承嗣第三女，“幼遵师傅，长实贞庄”。李娀墓志详细记载了其父李承嗣的人生经历，可与《旧五代史》本传及《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文献史料相互参照。李娀墓志的发现以及传世的《陶公墓志铭》，为杨吴南唐时期李氏家族、陶氏家族世系的考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弥补了史籍记载的不足。
后面的图书馆暂不开放。南汉二陵博物馆以中国传统文化“天圆地方”作意念、以“南韵•和庭”为主题，拟打造成为岭南地域气息浓厚的纪念性建筑。博物馆内部以“中国如意结”作布局结构，以庭院为核心作为建筑体量单元，通过五个单元的相互叠合，交织，形成圆中有方，方中有圆的有机结合，营造实为建筑、虚即庭院；围而不合、虚实互换的建筑理念 。
博物馆考古体验区。
墓葬复原模型。
儿童体验区。
康陵遗址现场。南汉高祖刘（889年942年），又名刘纻，初名刘岩、刘陟，
[1]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郡望为彭城刘氏。封州刺史刘谦第三子，清海、靖海节度使、南海王刘隐之弟，南汉开国皇帝。其祖因经商南海，迁居泉州（今属福建）。刘初掌军事之时平定岭南东西两道诸割据势力，控制岭南，西与马楚争夺容桂之地，攻占了容邕两管（今广西西部、南部及广东部分地区）。乾化元年（911年），其兄刘隐去世，刘为权知清海军留后，后梁授刘为清海军节度使，封南平王。贞明三年（917年），刘称帝，建都番禺，改称兴王府，国号大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刘在位时期，依靠士人治政，尽任士人为诸州刺史；还通过科举，每年录用进士、明经十余人为官，避免武职官据地称雄之患。但刘及其继任者均为荒淫残暴之君，广聚珠宝珍玩，大兴土木。为了课敛重赋并镇压人民的反抗，滥用酷刑，民众不堪其苦。
南汉二陵博物馆建筑群与康陵遗址本体自然形成“左圆右方”的景观空间轴线，形成有秩序的统一整体。陵前的方形磉墩除个别被现代鱼塘所毁外，大部分保存有残迹，呈几排平行分布且东西对称，撑起高大的陵门或廊式建筑。
陵园四周可见起隔离保护作用的夯土墙垣，叫做神墙，东西墙体依山势由北向南递级而下，高低落差12米左右。
陵门和神墙四角子母角阙。角阙上部的原楼阁式建筑已塌毁，仅存方形台基。陵园内中部偏北有方座圆丘形陵台，四周围以夯土墙垣，神墙四隅筑有角阙。南墙正中开设园门，门前有廊式建筑 。
康陵展厅是地面以上似“蒙古包”的陵台和地下建筑玄宫。玄宫筑在陵台正下方，为长方形多重券顶砖室结构，由墓道、封门、甬道、前室、过道、中室和后室组成。站在架空的玻璃廊道上，可360度观看玄宫的外貌，出于对墓室的保护及防氧化需要，玄宫内部不对公众开放。
地面以上的陵台建筑。陵台为方座圆丘，由圆台、方台、散水等分层构成。圆台为砖包土结构，直径10.50米，现存高2.10米。圆台下为砖砌方形台座，边长11.50米、高0.35米，砖台之上以白石板铺面。方台四周设置方砖铺砌的散水，面阔3.20米、边长17.90米。
康陵的玄宫位于陵坛之下，由墓道、封门、甬道、前室、中室和主室组成。墓道呈斜坡状，现存长19米、宽3.80－4.40米、最深处5米。封门以墙夹大石板，砌筑方法与德陵相同。甬道为双重券顶，用封门砖堵实。墓室内全长11米、宽3.15米、高3.30米；顶部为结砌4重券顶，底部用方形砖铺地。前室短浅，券壁有棂假窗和小龛。中室砌栏槛。主室两侧壁各设15个小龛，后壁有一大龛，室内砖砌棺床，宽2.25米、高0.20米，长度因已被破坏未详。本可以靠近观看墓室情况，不知道为什么连上部参观通道都封闭。
令人称奇的是，这座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约80米、面积达12800平方米的巨大陵园，近几百年来被埋于地底下无人见其真容，人们仅从历史文献中得知“墓在北亭洲旁，疑即昌华苑地也”。屈大均《广东新语》描述了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一田父偶入刘岩墓，发现里面充满奇珍异宝、宛如神话场景的故事。类似的记载还有清嘉庆年间的《羊城古钞》，清同治版《番禺县志》等。张强禄根据文献及现场遗迹推测，自明末后的三百多年来，再没有发现有人进出墓室的证据。
直至20年前的2003年，伴随大学城的开发建设，考古队员来到小谷围岛开展先期考古调查，在大香山荔枝林（原陵园东北角阙位置）发现了青灰砖壁，从疑似“唐宋砖室墓”到村民眼中的“瓦碴岗”，再到文献中提及过的“祭坛”，考古过程扑朔迷离，直到最后发掘到墓室靠封门处位置，惊现文献传抄的“一碑当穴门而立”哀册文碑，题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于大有十五年（942年）四月崩，于同年九月“迁神于康陵”的信息，才确认墓主身份乃南汉开国皇帝刘岩，而800米之外青岗北坡所谓的“刘皇冢”原来是其兄刘隐墓德陵，一碑定二陵，南汉康陵、德陵至此拨开重重迷雾，尘埃落定。
因多次被盗，现存完整陪葬品极少，只有陶瓷、玻璃器、石俑残件，还有玉石片、银环、开元通宝等。在前室当门横立“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石一块，保存完好，高115厘米、宽154厘米、厚20厘米。其侧边刻有缠枝蔓草纹。哀册文阴刻楷书，右起竖38行，共1062字。据哀册文所载：“高祖天皇大帝”及“迁神（按：即灵柩）于康陵”。可知墓主是五代时期南汉国高祖刘岩。刘岩薨于大有十五年（942）四月，于同年（光天元年）九月“迁神于康陵”。墓葬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2006年5月，与德陵一并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名称为南汉康陵。
玄宫内景。在前室当门横立“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石一块，保存完好，高115厘米、宽154厘米、厚20厘米。《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上记载的“高祖天皇大帝”，由此可知墓主是五代时期南汉国高祖刘岩。刘岩薨于大有十五年（942）四月，于同年（光天元年）九月“迁神于康陵”。 宽约1.5米、高逾1.1米的大石碑
这块南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碑镌刻精良，1062字历历完好，堪为粤中石刻之钜制。
哀册文碑，志文楷书，首题“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文碑为青灰色石灰岩，侧边刻缠枝蔓草纹，楷书志文，38行，满行35行，共1062字，自铭为南汉高祖刘岩（刘龑）的“康陵”，于大有十五年（942）四月崩，于同年（光天元年）九月“迁神于康陵”。原来文献传抄“一碑当穴门而立”的是康陵。《髙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由序文和哀词两部分组成，为南汉在高祖刘岩逝后称颂功德、寄托哀思的册文。文中有开基定霸，建立南汉国的丰功伟业；追尊先祖，强调君权神授，以掩盖其政权的“僭伪”性；北顾中原的雄心壮志；礼制与文化建设；推动佛教、道教的发展；兴建宫殿园林；重视人才、爱民如子；而所称颂刘岩之才情又包含卜筮（阴阳推步、天文历法）、药品医术、善营苑囿、精通诸子百家等。从中也可以看到其自负之处，从前只知武则天所做《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没想到这个刘岩也敢称天皇大帝，真有点自不量力的感觉。这块碑现在也是南汉二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展厅一侧的多媒体展播厅，可以观看了解康陵的历史故事及玄宫内部结构。
康陵是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布局完整的陵园，地宫上方的圆形方座陵台、神墙四隅的子母角阙、陵前的廊式建筑，这些都为历代陵寝所不见。这里还介绍下德陵，德陵是南汉烈宗刘隐的陵墓，刘隐为刘岩之兄，这另外一座南汉帝陵如今藏在华南师范大学的量子物质研究院院内，没有开放。
从博物馆出来后去吃了竹升面，竹升面因避讳粤语因“竿”字发音不吉利而改称“升”。竹升面是用传统的方法搓面、和面，用竹升（大茅竹竿）压打出来的面条、云吞皮的一类面食。早在民国时期流行于广州西关一带的传统面，面条爽脆弹牙，韧性十足，配上虾仔和炸酱味道鲜美。
广式云吞面，“中国十大名面”之一。在同治年间由湖南传入，是一种云吞汤面，讲究汤底、面、云吞，三者的融合。吃起来鲜甜滑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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