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十三五’——2016大健康产业发展论坛”今天上午在人民日报社举行，广东省卫生计生委正厅级巡视员廖新波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以下是演讲全文：

各位与会者，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高兴参加医健联举办的论坛。按照大会的要求，就想让我谈一下医生如何走出被“托”的困境。其实刚才几位演讲者，包括领导都已经谈到了医改的问题。刚才刘永好也谈到民营医院如何走向正步，这些都引起我们的思考，那么我们医疗最重要的资源是谁。毋庸置疑，当然就是医生。所以我今天开场白里面要谈的是什么？我们医改已经六年了，我们有五项工作不断的深入发展，也许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我的医务人员的价值到底如何呢？这是我们现在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工作都出现捉襟见肘的状态？其实就是没有解决医生的价值问题。

我们可以从黄牛党说起。为什么有黄牛党呢？其实黄牛党炒号在全国遍地都是。根据我们经济发展的不同，价格各异，从120块钱炒到三千五千，这就是人们认可的一个市场价。其实除了黄牛党，有炒号价的利用空间，其实我们有很多名医他的走穴飞刀，他的社会价值可能就是他本身的一个技术价值所在。那么黄牛党是否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呢。我们已经把目标移开了，而忽视了医生的价值，而把看病难、看病贵是由黄牛党炒起来，尤其是我们的媒体当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其实专家看病为黄牛党打工，这是一个很悲痛的事实。

我们的儿科为什么短缺呢？其实全世界儿科医生都是存在一个短缺的问题。恰恰相反，中国儿科医生的短缺与世界不同，他除了承担很大的责任，包括社会责任之外，还有很多不同承受的一些医患，包括一些家长的非理性的要求。其实在中国儿科医生一是不足，第二分配不均，第三儿科医生就像我们的医生一样，他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市场的合理定价。儿科医生的问题是中国医生目前的缩影之一。

为什么会有这种“托”？要解决托，有很多人认为首先要解决医生的服务价格，尤其是优势资源的定价，也许是没错，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只是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没有在医生劳动价值上给一个非常合理的价值。最近我有看到关于医改的报告，有些医生认为虽然服务价格增高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增高太高了。我觉得非常之可怜。尤其是我们医生在如此的体制下，并没有认识自己的价值所在，而沉浸在目前的一种所谓的创收的状态。这就是医生的价值，如何去回到一个合理的定价。

再一个分级诊疗是否落实，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可能也是一个伪命题。在国外有没有分级医疗呢？有，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人们认为只有在大医院才有大专家，事实上有很多病并不是只有在大医院才能解决。我也听到最好的医院，最大的医院院长抱怨在我们医院里面其实有80%的病人是不应该跑到北京这里来。这说明我们就医的观念没有改变，所以现在我们采取一种所谓的釜底抽薪，加强社区医院。第二个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第三个控制公立医院的规模，还有建立医联体，还有一个支付制度。其实这些在国外根本不是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就成了问题呢？是否让我们去认真思考为什么分级医疗一直推行不下去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医生没有流动。现在民营医院也在办医，你们最感觉到的就是人才流动难。所以这两个问题是否解决被托呢？我认为也许是。但是我们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手段。

第三个严厉打击号贩子，媒体采访我说怎么打击号贩子？我说目标已经错了，号贩子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出现呢？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很多种原因，刚才已经讲了。大家都知道医生的价值，尤其专家的价值，医院的清洁工、保安员都在炒号，或者自己炒，或者转手炒，医生的价值连一个没有文化的人都知道。再一个各种炒号都出现了，现在网络已经有了，从过去街边的炒号到网络上，甚至跟医院的人有勾结，令人伤心的是竞价行业。

其实大家都没有把医疗这个特殊产品跟其他区别开来，为什么在国外不能卖广告，其中的道理大家应该非常清楚。刚才刘永好也在讲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口碑，我们的实力来赢得民众。竞价，竞什么价？谁高谁得。我想结合安贞医院、人民医院愿意出这个冤枉钱吗，他不会出。谁出呢？当然是希望我的名声让大家知道，所以在这里首先我认为竞价排名其实就是一个炒号。

还有一种炒号现象，我们有很多APP，也有很多人想跟我合作。比如重度垂直的专科开发，希望医生留一些号来给他们，从中再返回给医生。好像是体现医生的价值。卫生部已经明确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违规的。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医生给出多少号，在他的休息日来提供服务。我认为这个可行。因为毕竟是在休息时间，这个号如何提供完全是医生自己的事情。所以要解决号贩子，如果只是一个实名制，本来是可以，但是我们并没有把支付制度，还有医生真实的价值体现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医生没有被迫的环境，比如美国医生都愿意从过去不在医院工作，到后来回到医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回流？无非就是医生的价值得到认可之后，他本身的价值取向，我是自己开店，还是进入医院工作，还是组成医院集团？目前来讲，美国大部分的医生，40%多的医生都是在医疗机构，不管是赢利还是非营利，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办的，40%在做那里。因为他们在公立医院会得到很多自己开店里面得到的利益和福利。比如说他不用操心医疗机构，因为你自己办一个医院一定要付出很多心血，包括医疗器械的，医院之间的，患者的，保险的，还有法律问题。类似这些使他们觉得自己开业要繁琐。而到医院里面有带薪假期，有不重的工作量，这就是价值取向。

怎么样才能够走出托的困境？我们前面讲有不同的托，包括院托，现在我们医院在卖广告，是不是院托？在国外是。还有医托、号贩子。怎么样使托离开，又怎么样使我们的医生能够做到良禽择木而栖，我们医院又如何做到筑巢引凤，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根据这两个成语我就提出两个，一个就是解锁，一个是剪链。我们在检锁方面，我们的顶层给了我们很多设计，刚才讲了控制公立医院规模扩展，加强基层建设，同时打破单位福利制度，现在很多福利都已经社会化，我们也准备取消行政化，类似这些都在进行。当这个解锁解开之后，我们医生就会自由选择哪个医院。或者说我们的医院院长就会根据自己的医院发展，刚才讲了脑科医院，我就给脑科专家提供一个可以作为的平台。比如我有一个研究科目，我就招社会上也这方面研究能力的研究型专家，类似这些，都是向单位人转变的一个雏形，但是现在要走这条路可能很难。

第二个是剪链，我们可以把我们目前的制度来一个改革，分成四块，一块是医生的服务，也就是说医生提供了服务，我该收多少钱与医院无关，也与药品检查检疫无关，这是美国的制度，可能会造成费用的增加。当时我一直说医改使费用下降是一个伪命题，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医生劳动价值完全在给大处方、大药房绑架，给医院的创收建设所绑架。如果说医院的服务，包括信息化建设，院长、后勤、医生培训这些成本统一核算每床日多少钱，每门诊多少钱来核价的话，这个价格就会贵。如果真的要体现医生劳动价值，除非医院或者政府根据社会的价格来雇佣医生，美国就是这样，从个体到医院，医院到个体再回到医院，这样一种通过市场调节。

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医生和医院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就是医生抱团在一起，不同的医生根据自己的专业组团，跟不同的医院进行签约，它的好处时间关系我不在这里讲。对民营医院，尤其对医生资源留存匮乏的情况下，我们是否采取这种办法。这不是我们的独创，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上层希望我们这么做。所以就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这个能力。要实现这个模式有三条，一个是留存的控制，一个是支付制度的改革，还有一个责任界定。包括竞价排名，这在美国和国外有法制的国家，你所说的一切问题你要负责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