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侃

扶贫、减负工作古已有之。据考，从周代开始，中央政府就经常派出使者，“分行四方，延问疾苦”，以便及时“赈济百姓”，《周礼》提出“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的“养万民”政策和十二荒政，汉朝扶贫包括革税减负、收养孤儿、赈恤鳏寡、尊老养老、救疾医病、放赈救灾、丧葬抚恤、助贷贫民、协助生产等十多项，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财政都承担起了相应的扶贫职责。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通过“为民治产”实现生产自救，从根本上解决扶贫问题。宝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扶贫治贫故事。

明朝官员赵时吉，凤翔人，27岁考中举人后，先后在河南、河北、山西和江西等多地任地方官，为官期间，他整饬吏治精明能干，勤谨不怠严于律己，执法奉公爱护百姓，关心人民疾苦，口碑不错。

在邯郸任知县时，他深入民间，对“穷民尤恳恻焉”，对于“建社仓、凿田井、修公事”等民生工作都抓得具体周到；到了山西宁乡县任上，他发现该县原定赋税特别沉重，老百姓不堪忍受，全县有一半人外逃，到了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地步。赵时吉决心为民减负，他向朝廷反映百姓痛苦生活的真实情况，提出核减赋税。经过他的竭力争取，朝廷终于减免掉宁乡县百姓一半的赋税。

但赵时吉最为闪光的扶贫政绩，还是在金沙江岸边主持艰巨的开山筑路工程。1547 年，赵时吉担任四川马湖府知府。马湖府位于水流湍急的金沙江畔，两岸崇山峻岭，荆棘丛生，虎蛇出没，交通极为不便，可谓闭塞蛮荒之地。赵知府显然明白“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他发动民工1000余人，披荆斩棘，用石工火焚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筑路工程，相继开通了水陆两路，有效地解决了当地人在交通运输上的困难，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知县民之父母，国以民为本，爱民所以敬君也！”赵时吉常常以此话自勉。因扶贫政绩卓著，后来他官至辽东太仆寺少卿。

袁应泰也是凤翔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他的后半生，在他辽东经略的任上抗清阵亡；我们还应该铭记，他的前半生是一位善用水利造福百姓的治水专家。

最初当河北临漳县知县时，他动员民工筑长堤四十余里，以防漳水泛滥。调任河南后，组织群众穿凿太行山，引入沁水，修筑25条堰，灌溉田亩数万顷，不仅使本县受益，邻县也沾了光。

后来袁应泰升工部主事。他认真办事，将领空饷的数百名公职人员全部淘汰。当时山东遭灾，他设粥厂救济灾民，动员他们修城墙，疏浚城河，使灾民都有饭吃有活干。又将额外税收银数万两全部用来赈济灾民。为此，户部还弹劾他擅自动用官库银、粮。

1600年，河内大旱，百姓流离失所。爱民如子的袁应泰下决心将广济渠的引水口往上游移，在沁水出山口的南侧凿山开洞，通过隔山取水的方法直接引沁河水入广济渠。

为把这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好，袁应泰呕心沥血，督促施工。开凿山洞的山石坚硬，开凿十分困难，为激励工匠们施工，袁应泰捐出了自己3年的所有官俸用于施工，而自己却“6年之内布衣素食，未闻有崇肉累帛之奉”。在他的带动下，河内各地乡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力支援修渠建设，历时3年才打通建成了长40余丈、宽8丈的引水石洞。随后袁应泰又带领民众用两年时间砌桥闸，安装铁索滑车，疏通渠系，开排洪道，建成了可灌济源、河内、河阳、温县、武陟“民田数千顷”的灌区。

广济渠修好后，为解决渠道维修的资金问题，袁应泰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40余亩土地，雇佃户耕种，每年收的租谷用于河渠维护所需。值得赞许的是，河渠渠首需要有专人看护水闸，为解决4名闸夫的工资问题，袁应泰一没给老百姓摊派，二没求告上峰增加吃皇粮的编制，而是裁减了县衙中的5个编制，把裁减5人的俸禄“改给闸夫工食”，这样既不增加百姓的负担，又解决了渠首的看护难题。

可以看出，袁知县真是一位具有远略的实干家，他的赈灾工程至今还惠泽四方百姓。

  

眉县人民遇见他是福气！一个江西人，来到陕西眉县，在任眉县知县的十年中，以农业和教育为两个抓手，长期致力于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脱贫攻坚战，锲而不舍，有始有终，从根本上改变了眉坞水利灌溉设施落后和知识型人才匮乏的局面，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春风化雨润万物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种精卫填海造桑田的愚公精神，所以，宝鸡方志上必然会留下他的名字——梅遇！

1667春，眉县大旱，梅遇偕13名生员士民、耆老，顶着炎夏烈日，多次深入斜谷关内，勘查水源、水情、地形、地貌，组织山外36村的百姓，战酷暑，修水利，筑新坝，拦河引水，流程百余里，灌地千余顷，受到陕督、抚二司褒扬，并面谕他“再宜引滩诸河，以利生民”。

一场暴雨冲下的沙石淤塞了“宁相渠”，梅遇带头捐出俸银，雇工凿石，拓宽渠道。此渠扩修后，使金宁平原的农业连年丰收，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因移居这一线的人愈来愈多，货物就地交换，逐渐形成了新兴的金渠集……

1669年3月，梅遇又一次“捐俸买山木，募工造桥渡水”，开始横渠镇“井田渠”的复修扩修工程……时任永寿知县的张载后裔张琨闻讯特地回乡参观，赞赏不已，回到任上，以崇敬的心情撰写了《梅公新修井田渠碑文》。

此时，梅遇已治理了八河，他认为“潭谷治而九河之利始全”，恰值李柏、赵秀、薛胤等五位生员上书给他，请求复修潭谷水利，早有夙愿的梅遇立即组织实施。他明令采取火烧淬石的办法，因为“石性顽冷，若炼以巨火，沃以寒水”，石块必然断裂；他注重细节，对挖土运沙的工具和填沟平坡的打夯木桩如何使用，都对施工人员作了细致的交代，并亲自督办工程所需物资、民夫生活食粮，使浩大的潭谷河上堰，五个月便胜利竣工。渠阔四尺，北流五里，灌溉今汤峪镇西部和小法仪长坳村的广大农田。渠成后，梅遇亲自撰写了《潭谷河上堰水利碑记》，由眉县名流李柏书成，此碑现存于汤峪镇下冯家堡渠首。

教育是百年大计，扶贫更要扶教。眉县地方学校破败，梅遇上任前30余年没出过一个举人，在明末至清顺治一朝，无一贡生。梅遇说：“要办学，要让更多的学校在眉坞大地盛开！”他带头捐俸办学，在他任眉的10年里，眉县教育搞得风生水起，张载故里重现崇经论道之风，省上四次会试，竟有五人考中举人。

1674年，梅遇因治郿有功，擢升四川同知，他向新任知县交卸完毕，尚未起程赴任，便被叛清的吴三桂余部攻破县城，劫持入营，逼其入伙。梅遇坚贞不屈，叛军慑于梅遇的威望而未敢加害，遂被释放。梅遇未去四川上任，便改道回江西南城家中，后不知所终。《郿县志》政略卷评价，梅知县有创义仓、开陂坝、教种植、垦荒田、广赈助、勤劝讲等十政。

清朝麟游知县吴汝为是山东人，进士出身，在顺治八年至十四年当了7年麟游知县，扶贫政绩主要是为民减负。

清初继承了明末的田赋册籍，麟游全县耕种熟地 15.1645万亩，折征粮 1883.3石。实际上，因战乱大半人去地荒，政府仍按原册籍地亩征粮，人民负担极重，呻吟颠沛于饥饿之中。麟游县绅民曾再三呈报豁免荒地之粮，后来，凤翔府派了个姓李的推官来调查。按理说，你调查应该下到地头去看看，访问一下民情吧？李推官往麟游县衙里一坐，只看办公室呈递的旧报表，然后回去复命，说刁民想少交粮，按册征赋没问题。此事就成为定案。

吴汝为接替旧官上任后，经实地查访，命令将见种熟地普遍丈量，共为 6.9648万亩，其余全是荒地。当即具册详报，请求除荒免粮，怕上司积压搁置，无人催理，又迭次上文，反复恳催，终于换来“户部议奏”的御批。户部上报：“粮是征多了，荒地粮应照数豁免。”皇帝准了，至此，征粮由原1883石减为858.79石，麟民重负去其大半。

吴汝为在请免荒粮之时，又上文请减盐课。盐课即政府征的盐税，是中国历代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吴汝为上文说：“麟游百姓为避盐税，搞得很久都不吃盐了。前面百姓欠交的盐税窟窿，我来补，我把我从山东老家骑来的马卖了，我还借了高利贷，无奈这个窟窿太大，我准备卖掉庙里的树和破钟，换点钱补齐……”减粮免盐课后，外逃百姓渐归，数年之间，人口大增，荒地都被种上了庄稼。

百姓虽吃饱了，但财源未开，穿衣日用都没着落，吴知县就因地制宜，在山坡沟渠大种核桃树，设想以核桃换买棉花，教民纺织，解决穿衣之困；并在澄铭窑、北马坊两地开设陶瓷窑，增加经济收入，改变民生凋蔽的状况。

1657年，吴汝为丁母忧去职，百姓含泪远道相送，依依惜别，人感其德呼称其为“吴爷”，在县城兴国寺建祠立碑，怀念这名好县令。可惜祠碑毁于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