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蒙学述略

邹志勇

(山西太学学报编辑部，山西太原030006)

关键词：唐代；蒙学；文化现象

摘要：唐代文化空前繁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唐代早期教育的广泛开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章对唐代蒙学的体制、特点厦其教学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分析，希望对全面、客观地探究唐代文化繁荣的原因有所助益。

唐代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尤其诗歌创作，更是达到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个巅峰时期。唐诗之所以如此繁荣，其背景原因前人已从不同的角度多有论述，成果颇丰。然据笔者检索，尚少有人着眼于唐代文人所受早期教育的角度来阐释唐代的文化现象。而早期教育不仅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且，其规模、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点也是时代风尚的体现。要了解唐代的文人和文化，考察那个时期儿童的启蒙教育应该是必要的、可行的一种途径。鉴于在历史文献中关于教育部分的记述很少提及蒙学，更谈不上系统记载，本文只能通过散见于史书、政书、笔记、小说以及唐人诗文中有关唐代儿童教育的零星材料，勾勒出当时蒙学的大致情况，以就教于方家。

一唐代蒙学的体制

中国古人尤其是士大夫之家，对于儿童的早期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1](卷三，弟166页)唐代韦嗣立在《请崇学校疏》中也谈到：“八岁人小学，十五人太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学而成者也。 [2] (卷二三六，第1051页)唐代蒙学在体制上可分官学和私学两类，其中，私学又可分为家学、乡学两种。

关于官学，史料记载很少，谨就笔者检索而言有：《新唐书·选举志》载：“(高祖)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3] (卷四四，第1163页)唐武德七年(624)又下《兴学诏》，诏诺“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4](卷一。五)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敕“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5] (卷三五，第634页)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给事中李栖筠、贾至等人在关于广开学校的奏议里提到：“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 。”[3](卷四四，第1168页)另据载：“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3](卷四四，第1165页)说明从唐代开国之始，在无战乱兵戈的正常社会状态下，京师州县皆有官办的小学。在这种官办的小学里，学生的身份大多有严格的等级划分：京师的官学里一般是皇室及功臣的子弟，而庶民子弟则就读于地方州县学校。但到唐高宗晚年，官学已开始衰落；武则天时，官学益弛；到天宝战乱之后，已是一蹶不振了。

史籍中记载较多的是私学。私学中又有家学和乡学等不同形式。

家学
柳宗元《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中自称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间家塾”；[2] (卷五七三，第2563页)元稹曾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自言“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之，亲为教授”；[2](卷六五0，第2922页)刘知几《史通·自叙》中详细记述了自己早年学习的情况：“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谴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日：‘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异，于时年甫十有二矣。” [6](卷十，第85页)

乡学有许多名流学者，不涉世务，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如著名的经学大师、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在末做官以前开办乡学，“以教授为务”；[7] (卷七三，第2601页)与孔颖达同撰《五经正义》的颜师古以考订五经著名，在未显达时，亦“以教授为业”，[7] (卷七三，第2594页)并亲自编注传统蒙学教材《急就章》；尹知章“尽通诸经精义，曾为国子学博士，归家仍讲授不辍”；[7] (卷一八九，第4974页)王恭“少笃学，博涉六经。每于乡阊教授，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7](卷七三，第2603页)马嘉运“退隐白鹿山，诸方来受业至千人”。 (卷七三，第2602页)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曾言：“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日：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2](卷六五三，第2943页)

此外，在笔记小说中也有一些详细的记载：《太平广记》卷四十四“田先生”条：“(田先生)元和中，隐于饶州潘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8] (第274页)又据《玄怪录》卷三“齐饶州”条，知田先生所建校舍为草堂，他每日要到学生家“传食”以糊口。学校设施简陋，教师“戴破帽、曳木屐”，穷困潦倒之极。[9] (第63页)《太平广记》卷七十四“张定”条：“张定者，广陵人也，童幼入学。”[8] (第464页)《太平广记》卷一五七“李生”条：“契贞先生李义范，住北邙山玄元观。⋯⋯有李生者⋯“揖诣其居所，有学童十数倍。” (第1131页)《太平广记》卷四九四“修武县民条：“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8]《唐摭言》卷十载顾蒙“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1O]《因话录》卷六载窦易直幼时家贫，受业于村学，一日近暮，风雨骤至，学生归家不得，宿于漏屋之下。[11 ](第112页)这里，漏屋显然是学生学堂。

另外，有一种寺院设置的义学，时人称之为寺学，由寺院出资延引俗家子弟学习经史之学，也可算作私学的一种。

综上可知，唐代官学中的小学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是常设的，但是数量极其有限，往往不能满足各阶层子弟求学的需要，因而私学广泛兴起。其中乡学遍布乡问村野，学生数量多少不等，大多是家境贫寒、社会地位低下的子弟；教书先生也多为穷困潦倒的小知识分子，或是“未显达”时的学术大师。富人和官宦子弟一般在家中就学，或由父兄亲授，或延师设馆，随家庭经济状况而各有不同。毋庸置疑，私学对于官学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特别是到了唐末，由于官学的式教，一些好学之士隐居乡里，为当时、当地培养出了一批很有学识和见地的人才。

二唐代蒙学教育的内容

唐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最基础的识字写字训练、传统道德意识的培养、历史及日常生括知识的介绍和诗文辞赋写作的练习等等，而这些教学内容的载体则是当时的蒙学教材。

唐代的蒙学教材或沿用传统的儿童读物，如《千字文》、《急就章》、《仓颉篇》等，或直接采用儒家经典，也有时人新编的蒙学读本。这些启蒙读物的功能往往是多元综合的，其中贯穿了对儿童的身心修养、处世技能、知书达理等多方面的培养，要对它们进行明确地类型划分实属不易，为便于论述，笔者将其大致划分为识字、诗文、经史和综合四类。

传统的蒙学读物以识字类数量最多，流传最广，像《千字文》、《急就章》等。除了沿用旧有读物外，唐人新编的一些识字读物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均体现出了新的特点，如《太公家教》、《开蒙要训》等，其中尤以《太公家教》著名。该书是中唐至北宋初年广泛盛行的识字类童蒙课本，宋以后，仍继续不断地被中国北部和东部的少数民族使用。全书内容多用四言韵语写成，以训诫的口气，讲解为人处世之道；所辑大多是一些待人接物、安分守己的格言名论，有的采自民间俗语，有的录自儒家经典，诸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贪心害己，利口伤身”等等由于其形式整齐、押韵顺口，内容迎台了当时大多数人社会交往的需要；加之其大量吸收了民间流行的俗言谚语，或是儒家经典中通俗浅显、明白易懂的语句，故为时人喜闻乐道。

在唐代，用诗歌来进行童蒙教育的现象十分普遍。蒙学诗歌读物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专门为应付科举而编选的诗歌教材，如《文场秀句》，主要收录了当时的名人佳作，如自居易、杜牧等人的很多诗句，清新自然，通俗易懂，很适合儿童朗读记诵；一类是像胡曾《咏史诗》那样的大型组诗，朗朗上口，简短易诵，既介绍了历代史事，又掌握了诗歌形式；还有一类是科学诗，用诗歌形式来宣传科学知识，进行科普教育，如《步天歌》、《括星诗》等，内容简明，形象生动，易于理解，便于记忆。另外，唐代民问应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也编写了许多为写应用文提供样式的参考性蒙书，如《分家书样文》、《记室备要》以及各类《书仪》等。

唐代对儿童进行经史教育，除使用现成的儒家经典外，也重新编写有优秀的读物，其中的代表当推李翰的《蒙求》。其书名取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 (第25页)全书用四言韵语写成，除篇末四句外，每一句讲一个经传故事，将经传中的善恶事实相似者两两类比，共收集典故590多个，大部分是关于历史人物的，也有少量天文、地理、神话、医药、动植物等方面的内容。句式多为主谓结构，每两句一组，偶句押韵，八句一换韵。这样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提高了儿童的学习兴趣和记忆效果，既达到了识字的目的，又增长了儿童的知识，为他们进一步地阅读和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书不仅在当时是一部一举多得的好教材，而且在今天也不乏借鉴意义。

综合类的蒙学教材往往一书多能，可以传授给儿童从经史典故到日常生活多方面的知识。唐玄宗时徐坚所编《初学记》，本是徐坚奉旨为皇子们编写的蒙学教材，但因其体例严整，内容广博，故及至后世，就不仅具有蒙学教材的性质，而且兼具了类书的性质，到今天，更成为我们研究唐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百科全书。敦煌遗书中有一部《杂抄》(又名《珠玉抄》、《益智文》、《随身宝》)，内容包括当时学习和生括中的许多常识，用分标题问答的方式作一一介绍。如：“何名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何姓?伏羲姓风，神农姓姜，黄帝姓姬。”“何名四渎?江、淮、河、济。各出何山?江出泯山，河出昆父山，淮出桐柏山，济出王屋山。”“何名五味?辛、甜、酸、咸、苦。”“何名五果?胡桃、石榴、栗子、鸡头、菱角。”诸如此类，知识含量相当丰富；加以形式简明扼要，便于儿童记诵，遂成为启智益慧的优秀教材。

三唐代蒙学教育的特点

中国古人讲“学而优则仕”，人仕为官几乎成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出路，在这种前提下，我国古代封建国家的选官制度便要在教育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唐代蒙学的诸多特点就是在唐代新兴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形成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蒙学教育的普厦面较之前代更加广泛

唐代的蒙学教育已不仅仅局限于官宦士大夫之家，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开始注重对儿童进行启蒙；不仅在京师州县有官办的小学，在偏僻的乡村也有学生家长集资延师设立的小学校，如前引《太平广记》“田先生”条的记载。唐代的墓志中更是记载了许多孤贫子弟因请不起教师只得在家中接受母兄教育的事例，如元稹、李绅等人就是受业于母亲，韩愈更因幼年父母早丧而由兄嫂教育。正是由于他们童年时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2] (卷五五八，第2501页)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博览百家之书，遂成为一代大家。唐代之所以出现这种“圣人之教”遍于乡野的现象，关键在于唐代的科举选官制度打破了以往门阀出身的限制，扩大了统治者的阶级基础，只要是“学而优”的读书人，无论

是官宦子弟还是贫民之后，均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这条在当时相对公平的路径步人仕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无疑，科举制度在理论上为各个阶层的读书人都点燃了一盏希望之灯，尽管在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但是一些出身寒微之士的成功，足以让那些与他们阶层相同的人们对自己的子孙寄予厚望，及早培养，期待他们去实现祖祖辈辈都渴望实现的出人头地的梦想。由此可推，唐代启蒙教育的普及面是相当广泛的。

(二)重视经史和诗文的教育

唐代开国之初，就对儒家经典的传授颇为重视，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的目的，就在于为天下士子的经书学习提供一个定本，这个定本也同样是蒙学教育的教材唐玄宗还亲自注释《孝经》并颁布全国，于天宝三年(744)诏令“天下家藏《孝经》”。 (卷九，第218页)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7] (卷四四，第1162页)在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影响下，唐代涌现了许多幼时通经的儿童，如李峤“十五通五经”，[7](卷九四，第2992页)李白“十岁通五经”，[7] (卷一九零，第5053页)独孤及“为儿时，读《孝经》”，[3](卷一六二，第4990页)等等。除儒家经典外，许多史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的蒙学教材。如高郢“九岁通《春秋》，能属文”， (卷一四七，第3975页)杨炯在《王勃集序》中称王勃“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悬然天得，自符音训” (卷一九一，第851页)唐代蒙学对儿童的教习是循序渐进的，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馀书俟文成异日讨也。”[1](卷五七五，第2576页)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也说：“始授以《左氏》，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馀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卷十，第85页)这说明在唐人的观念里，《史记》一类通俗易懂的史书宜先教习然后才是其他书籍，这就成为当时儿童能够精研并博通史书的原因之一。唐代科举考试向来有温卷的传统，而且自唐高宗朝后又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甚至帖经不及格者而诗赋做得好，也可以及第。因而在蒙学教育中体现出普遍重视诗赋的特点，最明显的表现是蒙学教材多用诗歌的形式来编写，并且有专门为应付科举考试而编写的诗歌教材，如《文场秀句》等，这在上文已有提及，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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