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件“宝用”款官、哥瓷器的真伪考辨一

欧阳希君

冯先铭《瓷器浅说》曰：“青花的起源始于宋是不容怀疑的，遗憾的是没有发现可以肯定为宋代的青花瓷器……抗日战争前古物陈列所曾经展出过两件宋哥窑葵瓣口盘，两件盘子底足内都写有‘宝用’两字，字体仿铜器铭文，呈现的色调是青花颜色，当时研究瓷器的人都认为是青花，但这两件瓷器现已被劫往台湾。还有一件流往国外的宋哥窑盘也同样有‘宝用’（可参阅大维德《中国陶瓷图录》图版32）二字，不过色调为褐黄色，这可能是含杂质过多或施釉过薄所致。根据这两件实物，我们可以知道宋代已经开始用钴矿来做着色剂装饰瓷器了。”［1］

李辉柄《青花瓷器的起始年代》一文中，对唐、宋青花之说给予反驳，提到：“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宋哥窑大碗，碗底中心用青花原料在釉下书‘宝用’二字。这虽然是用青花钴料书字，而且也在釉下，但这只能是一个孤例，没有普遍性。”［2］图24-1，即为该文所附“宝用”款宋哥窑大碗。

笔者曾撰写《宋青花瓷辨考》一文，对“宋青花”持彻底否定态度，并注意查找另三件“宝用”款花口盘的有关图片及文字资料，未能如愿。回京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室终于查找到了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二件“宝用”款花口盘的图片及简单的文字资料［3］。图24-2“宝用”款花口盘，高2.7、口径15.4、足径8.1㎝；图24-3“宝用”款花口盘，高2.3、口径15.4、足径8.1㎝；两件“宝用”款花口盘釉下“宝用”二字初看似钴料所书，浓处褐黑，淡处蓝青色，字体为小篆，并非仿铜器的钟鼎文，字体臃肿，书写拘谨，无小篆的婀娜与飘逸。《宋官窑特展》［4］一书典藏名称：“郊坛下官窑灰青菊瓣口碟”，分别编号为：“丽一一二九3之2、丽一一二九3之3”。是否大维德所藏原为“丽一一二九3之1”的“宝用”盘？1924年11月5日溥仪迁出故宮，20日民国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宫中文物，发现清室向银行抵押瓷器借款史料，将故宫宋代名窑瓷器若干作抵押，这批抵押品流落在外，有为英国人大维德所获，这是故宫瓷器的重大损失［5］。据刘良佑文中介绍：“这两件官窑器被归类于南宋官窑之中，均为菊瓣形青瓷碟，底足内有釉下彩书‘宝用’小篆体两字，英国大卫德基金会也藏有同类器一件。这些釉下彩文字款，色料浓重处显黑褐色，浅淡处为蓝绿色。南宋官窑的窑址在浙江杭州近郊，与前所发现青花的绍兴和龙泉，地缘上非常接近，就外表观察，金沙塔基之青花与故宫所藏的两件官窑‘宝用’款字的色调相当类似，蓝色色调均不甚明显，是否为同一种钴土矿，还有待进一步的测试才能确定。”［6］

实际上，龙泉金沙塔基并没有发现宋青花碗，那个所谓的宋青花碗是一个文物工作者在街上买的，而塔基的青花瓷片也不是地宫出土的，是填土层出来的，是明代青花瓷片［7］。再将“宝用”款花口盘与金沙塔基“宋青花碗”（图24-4）仔细比较，发色明显不同。因此，“宝用”款花口盘不是钴料所书。因未找到大维德《中国陶瓷图录》图版32“宝用”款宋哥窑盘，仅参考冯先铭先生所言：大维德藏“宝用”款宋哥窑盘“色调为褐黄色”。我认为可能是铁褐彩。发掘资料也已证实，乌龟山窑均无釉下彩款识［8］，而老虎洞窑（即所谓“修内司窑”）发掘出土的釉下“官窑”铭为褐彩［9］，并不是釉下钴料铭所书。另外不知大英博物馆藏“宝用”款宋哥窑大碗是否与大维德藏“宝用”款宋哥窑盘是同一件器物？如是同一件器物，为何一说盘、一言碗？一曰大维德（也译为大卫德，全称为：伦敦大学大维德基金会博物馆）、一是大英博物馆？如不是同一器物，可以说目前至少有4件“宝用”款官、哥瓷。

这几件“宝用”款官、哥瓷均未作科学检测，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发色非钴料。陶瓷器研究，最基本的前提是首先将真品与赝品区分，舍此，就不可能有研究，更不会有正确的结论。因为这几件“宝用”款官、哥瓷均为后世伪作，我们还有必要管它是褐彩还是钴书吗？

笔者认为，讨论这几件“宝用”款官、哥瓷的真伪，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如：钻料的使用历史，哥窑或南宋官窑的历史社会背景等。

据科学测试，唐代巩县窑的钴蓝色料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商人从南非、中亚或甘肃等地获得的硫钴矿或方硫钴矿，经丝绸之路到达唐青花产地；另一种是河北某地的硫化物钴矿与黄铜矿伴生的矿区，在采集铜矿石作陶瓷色料的过程中偶然获得硫钴矿或方硫钴矿来装饰瓷器［10］。第一种可能性较大，而第二种的可能性却很小。唐代以后，河南青花器生产中断，更无法传播，其他地区宋代都不见青花器窑址遗迹。直至元代中晚期才在景德镇重新生产成熟青花器，钴料来源还是进口，至元末明初始见云南使用国产钴矿装饰瓷器。因此，可以说宋代根本没有发现和使用国产钴料来装饰瓷器的先例。

再说，这两件“宝用”款花口盘（碟），冯先铭先生认为是宋哥窑产品，台湾学者却将之归类于南宋官窑之中。哥窑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名词，目前不能确定窑址。而南宋官窑窑址目前已发现乌龟山窑（郊坛下官窑），基本上得到古陶瓷研究界的认可。老虎洞窑目前学术界存在较多分歧，有认为是修内司官窑的，也有否定的，也有认为是哥窑的等，其烧造年代也有较大的争议。

南宋官窑胎为黑灰、深灰、紫黑色的所谓紫金土，器之圈足或宽平齐或窄足，有薄胎薄釉和薄胎厚釉，釉汁肥腴、凝重而含蓄，多开片，片纹如冰裂，断面可见多层釉，不同于龙泉窑的仿官之作。传世品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为大宗，既有此类釉面又有釉质较厚且显浑浊含蓄之釉，前者釉面有大的开片或间斜切白片纹，器胎有黑、黑褐、灰色，口部窄小不存釉，釉薄，垂流至口下囤有凸起如同釉弦环，内胎呈紫色名“紫口”，底有圈足呈黑色“铁足”，釉裹足者为支钉烧，器底足内之釉面往往是与器身内外统一的色釉相异，这一特殊现象亦是一明显标志，当为窑火所致。后者釉面含蓄凝膩不亮，与其“金丝铁线”特征哥窑器在釉的方面有一致之处，故而素有官哥不分之说［11］。那么，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官、哥之分。

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件“宝用”款花口盘（碟）的主要特征，均作16瓣花口，足端无釉，6个支钉痕。从传世官哥器来看，一般开片纹不太清晰的被归于官窑，开片清晰者归类于哥窑。官窑盘洗类足内底多以5支钉，也见6支钉；哥窑以6支钉居多。传世官哥器中，支烧者足端满釉，足端刮釉器用垫烧，而无支钉痕。

再看发掘资料：乌龟山窑基本上不见6支钉支烧具，仅见一修复的6支钉碗形支托，碗盘底足亦为5支钉居多，没有发现外缘单圈布列6支钉者；老虎洞窑虽也见6支钉支烧具（与带八思巴文的6支钉支烧具相同，应为元代），但碗盘类底足多为5支钉痕，6支钉痕器多为炉类等。两处窑址均未见16瓣花口盘标本出土，也不见碗盘其用支垫烧而足端刮釉者。乌龟山窑出土仅一例樽式炉腹足残片，底有支钉痕，蹄足底无釉［12］。但决非支烧和垫烧合而为一的支垫烧工艺，实为炉身自重塌陷而变形粘连所致，其余支烧器均为裹足满釉。老虎洞窑虽见支垫合一的工艺，但仅见于大底折沿盆及炉类，而盆、炉类大件器也用支烧、垫烧，用支垫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器物变形。从折沿盆装烧方法的多次反复，便可看出问题所在。早期胎体较厚，尤其是底胎最厚，整器较重，故采用旋釉后再以垫圈支烧，结果将大平底上顶造成整器变形，改用支钉支烧也造成同样结果。改用足端刮釉垫烧，却又造成盆底下塌，即使减薄盆底的胎体厚度也无法改变此种状况。于是采用了足端垫烧的同时，盆底另增支钉以承托盆底，但结果是中间支托住了，四周又塌陷了。经反复实践，终于找出了最佳方法，即圈足仍采用刮釉垫烧，盆底四周以支钉支撑，盆底中心胎体再行减薄，将胎体重心引于圈足和支钉支撑处。有效解决了大底类器物的装烧难的种种弊端，降低了产品的损耗率。部分炉类高足器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但碗、盘、瓶、碟等小底器物上绝没有这种现象，也无采用的必要［13］。因此，可以说盘碟类小件器用支垫法是造假者弄巧成拙所致。因为造假者想表现出“紫口铁足”，而又不知道此类小件器要么支烧，要么垫烧。所以出现了支烧而足底刮釉（而非是支垫合一的支垫法）的硬伤。为了追求新奇，增加本身价值，还在外底足内书“宝用”二字款，更滑稽可笑。

大英博物馆“宝用”款宋哥窑大碗因图片不太清晰，釉色不好判别，釉下彩“宝用”款也不像青花钴料所书，但还是可看得出开片细小紊乱，釉汁有轻飘浮于表面之感，毫无传世宋哥窑特有的丰瞍肥厚和酥油光皱釉面，与清宫旧藏传世哥窑器貌合神离（可对比《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官窑特展》等图录）。足端无釉，余满釉，是采用垫烧法。

近有专家撰文曰：老虎洞“发掘品中还有一些以色料在底部釉下写‘宝用’二字的残器，也应是重大发现之一，传世品中所存的完整之器，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其文字的真正含意尚在探索之中；书写用的原料，更应进一步测试；这些都是下一步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与工作。”［14］笔者感到不解，如此重要的“一些以色料在底部釉下写‘宝用’二字的残器”标本，尽然从未公布，重多专家学者也未提及？《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15］、《南宋官窑文集》［16］、《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7］等亦未见言此。曾见有文称：在老虎洞窑址见到“两块非常珍贵的瓷片，在瓷器的底部釉下用褐彩分别写着‘修内司’和‘官窑’字样……还看到有些瓷片底部刻有‘天’、‘子’、‘司’、‘内’等文字。”［18］。褐彩“官窑”款残底已见发掘出土标本［19］，但“宝用”、“修内司”款铭瓷片从未见标本图片。

因老虎洞窑只见发掘简报［20］，还未见到详实的发掘报告。笔者判断是否正确，待见到正式发掘报告时，见错必修正之。

关于这几件“宝用”款官或哥器，从字迹看，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书写者水平及书法功底较一般。既然是出自一人所为，只需证实其中一件有伪，其余还会是真的吗？因此，这件采用垫烧法的“宝用”款宋哥窑大碗也绝非官或哥窑器，也是伪作。官窑器追求如玉效果，绝不会去画蛇添足，书写不伦不类的“宝用”二字。从出土和传世的汝、官、定窑器看，尚无一例书款的，仅见刻划、模印款，而南宋官窑刻款器绝大多数为在成品上刻字，仅见一片“囗宁殿”是在胎坯上刻字后施釉烧成。刻款是针对入宮殿尤其是主要宫殿而言，在杭州市区发现有字款的宫廷用瓷中，未发现吉语款［21］。1992年在南宋临安城的宫殿遗址区发掘中，出土一件外底刻“内苑”款残碗，与乌龟山窑产品一致。

再者是几件“宝用”款官、哥器的年代。目前，只知二件“宝用”款花口盘是清宫旧藏，曾在抗日战争前古物陈列所展出，而之前的流传情况一概不知。故宫的宋元瓷器多数是清三代收入宫中，但也有不少是清三代以后收入。传世哥窑以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可信度最高，但疑问仍然存在。日本学者荒井幸雄曾指出：“哥窑瓷器认识上的一些混乱是由20年代故宫接收清宫文物登记时发生错误引起的，有些东西尚未定论就被记录者随意确从，造成哥窑、官窑以及和后仿哥窑的混淆。而这在清代是分得很清楚的。”［22］历史上发现的官、哥窑传世品多系在皇室后裔与权贵之手。故宫博物院藏宋官窑圆洗来源于皇裔桂月汀，葵花式洗、温器等，常出自天津、上海、扬州、苏州及山东地区，也多系清皇后裔或互为姻亲之家、官宦巨贾之门，包括故宫和上海等博物馆所藏均有来源于此的。官哥二窑之器，不见宋皇陵出土。近年发掘宋真宗生母元德李后陵未见有此，但某些名士墓葬如上海青浦县元代画家任仁发家族墓，出土贯耳瓶和戟耳炉，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相同。苏州东山也有墓葬（不详）出土贯耳瓶，与任氏墓出土物同。南京北郊明洪武四年汪兴祖墓出土的葵口盘，安庆出于窖藏的盘、盏、把杯，新安海底沉船有双耳炉是一类。甘肃兰州汪氏墓群出土盘口瓶与浙江宋墓出土一件碗同一类。江苏扬州出土的贯耳瓶与南京明嘉靖十二年太监吴经墓出土的贯耳瓶和双耳炉为同一类，其胎薄，釉色灰白，口部涂染泛胭脂紫色的亮釉，工艺粗糙，倒符合“成群结队”的元末新烧哥窑器物。故宫也藏有元代哥哥洞类香炉，它与宫廷原藏的大部分“官窑”风格不一［23］。全国各地出土的34件元末明初类官哥窑器（南京明洪武四年东胜侯汪兴祖墓11件，南京明洪武二十五年黔宁王沐英墓2件，南京明嘉靖十二年司礼太监吴经墓4件，溧水县元代窖藏出土2件，上海元代任氏家族墓8件，安庆市元代窖藏5件，繁昌县元代窖藏2件），无绝对纪年的元代窖藏均伴有青花瓷出土。1992年10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国际哥窑学术座谈会上，许多专家已指出这类器物并非宋哥窑器，而是元末产品。那么可以断定，几件“宝用”款“类官哥器”的伪作年代要早于晚清。而与全国各地出土的34件元未明初类官哥窑器又有不同，因此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哥弟窑”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