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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7 11: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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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访谈录：我为什么接受自由主义（之一）
2022-12-06
作者：马国川
来源：川上人曰
川上人曰：2012年7月，林毓生先生在香港接受我的采访，畅谈数日，其中一部分经他亲自过目，邮件告我“很好，不必多改”。十年过去，林先生已归道山，但他所思考的问题仍然直指当下，也激励后来者继续他的思考。现将这部分内容发表于此，以纪念林毓生先生一一一个毕生研究如何推动中国文明与进步的杰出知识人。
林毓生（1934年8月7日-2022年11月22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W-Madison）教授，著名思想史家，专攻中国思想史。林毓生教授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等作品。
从北京到台北
马国川：林先生您好！非常高兴在香港见到您，也非常感谢您能够拨出几天宝贵的时间，与我这样一个晚辈深谈。我们谈论的主题是“中国为什么需要自由主义”。我想，是不是可以从您个人的成长经历、思想历程谈起？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出生的知识分子，您从偏向左翼逐渐走向、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思想历程，也很有代表性。
林毓生：好的。我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7岁时移居北平。8岁在北京上小学，在西四帅府胡同报子胡同北师附小念了六年。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小学原来是正黄旗和正白旗的子弟学校。
马国川：我看王元化的文章说，大陆著名作家王蒙说在北平上小学时，和您是同一个学校，而且两人都常被老师所称赞。
林毓生：我家里过去很富裕。我小时候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一定要在全校所有学生没到以前，第一个去敲校门。我早晨5点多钟起来上学，6点半左右就出门了，差不多15分钟就到学校了。有一天早上，我忘记了是小学几年级的时候，出家门几百米，看到一个人冻死在路旁。
马国川：杜甫描写的“路有冻死骨”情景，这是您亲眼所见。
林毓生：这个情景对我刺激太大了，这是什么国家啊？现在我已经78岁了，仍然记得。
后来，我在和平门外的师大附中读书。中午休息两个半钟头，有的同学去打球，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到附近的琉璃厂去看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读了胡适、鲁迅的书。鲁迅的书很感动人，但是特别深的问题，看不懂。当时我非要看懂不行，这就是我后来研究鲁迅的动机。
我当时受胡适先生影响很大，因为胡先生的书通俗，能够看懂。当时已经产生爱国思想了。胡先生提倡“易卜生主义”，他说，爱国口号是救不了国家的，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铸造成器。我受这个思想的影响很大。
马国川：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胡适的影响力仍然巨大，不过鲁迅代表的左翼思想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我看一些回忆录发现，当时中学生中就流传共产党的书籍。
林毓生：学生年轻幼稚，很容易受到激进思想的影响。1948年年底，我14岁离开北京，我的父母带我和弟弟妹妹到了台湾，正在读大学的哥哥却留了下来。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节节败退，在台湾则强行宣布戒严，残酷镇压。到台北后，考插班，进成功中学初二下就读。高中时，改读台北的师大附中。
这正是“白色恐怖”很严重的时候；不过，当时年纪小，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一件间接有关的事。我在北京时，已养成喜读课外书的兴趣，常在中午的休息时间去学校附近的琉璃厂逛书店。在台北读中学时，有一天在国文老师家里看到他有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我因在北京时，已看过其中收录的一些作品，但未曾看完，遂跟老师说是否可借给我拿回家看。老师欣然同意，但却很仔细用看过的《中央日报》把封面与封底包好后，才让我放在书包中，并嘱我阅后即还，不可借给别人。现在才知道，这种借阅禁书的行为，如被治安人员知道了，是很严重的事。
我在中学时代，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因为喜欢阅读“五
四”人物的著作，已经了解了一些近现代中国悲惨的历史经过及其由来。对同胞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常思将来当尽一己之力，设法改革中国的种种缺陷，以便同胞们可在将来生活得合理、富足、有尊严。 当时知识有限，但在阅读报章杂志与能找到的有关著作以后，曾直觉地感到：在许多待决的中国问题中，最根
本的问题是政
治领 xiu的素质问题。因为，政治领xiu的影响力比谁都大，若没有真正有理想、有能力、有见识的政治领xiu，别人在其它方面的努力，即使有一些成就，也被中国现代自私、无能、与愚陋的政治领xiu所抵销泰半。我这样的想法与许多和我同时代的青少年，往往以为服从政治领xiu的指示并对他的言行表示崇拜，乃是爱国的行为，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什么我会在中学时代就有这样的爱国思想，除了受到一些“五
四”人物的启蒙，自己努力独立思考以外，对我而言，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既然如此，中国将来的希望在于像我这样自知确实具有道德热情、公正心胸、与相当不错的才智的人，应该出来从政，最好将来能成为国家的领 xiu，这样国家才真正有希望、有前途。当时，年纪轻，不知天高地厚，加以受到了曾国藩《原才》之类文章的影响，以及从小学起常被老师指派或被同学推举担任班长、学生会主xi，使自己以为颇有领导众人的能力；所以，在我少年的心灵中，遂有这样当仁不让、很令自己感到兴奋的想法。因为怕别人会以为我大言不惭，过于天真，所以除了家人与一二知交外，从未向别人道及。
青年林毓生夫妇
马国川：1954年您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为什么要选择念历史系呢？
林毓生：主要是希望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以及得到对过去政治领
xiu们的得失的深入了解，以备将来为国家做大事之需。我是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迈进台大的。可是，进入台大以后，下述现象，使我感到很茫然：
（1）台大历史系的师资，号称集过去北大、清华与中大(中央大学)三校史学系教授的精华。但，他们的课程大多相当琐碎，主要是考证史实。考证史实——尤其是考证重大事件的史实，当然有一定的意义与贡献，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工作。不过，不是每一事件的考证都有相同的意义。当时台大史学系的师长们的考证工作，许多失之于琐屑。然而，他们却以为学问而学问来辩解他们工作的价值，特别强调追求真理不可渗入世俗的、功利的考虑；并举科学史上当初看来是琐碎的研究，后来变成重大发现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我对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心中甚感不安；但当时却想不出令人信服的论点来反驳他们 （一直到数十年后的1982年，我写《中国人文的重建》最后一节，论析考证工作，无论 本身做得如何精密，不可能提出重大而原创的理论性问题的时侯，这项心中的不安与困惑，才终于得到纾解）。只是觉得这样下去，我自己研读历史的目的——找出中国病根的基本所在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为什么产生不出真正能够领导国家走向光明的政治领xiu——便难以达成了。
（2）当时大学入学试，已经开始实施联考制(全省考生共同参加一次考试，录取的考生被根据其填报志愿的先后与考试成绩的高低，分发到不同学校、不同科系中去)。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绝大多数的家长都鼓励，甚至强迫自己的子女报考毕业后易谋出路、不易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实用科系(医、工、理、农)。不少文科生由于成绩不够好，无法被分发到实用科系中去，乃是根据其第二或第三志愿，被分发到文学院来的。对许多文学院的学生而言，因为本来就不打算攻读文学院的科系，现在却又勉强就读了文学院的科系，而社会上的舆论又一致认为读文学院是没有甚么出息的；所以他们的精神甚为消沉，心情很萎靡。
校园中弥漫着非常现实的气氛。再加上蒋氏政权鉴于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有效地应付自“五四”以来一脉相承的，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的学生运动；它到台以后便使用其威权结构中可以使用的一切办法，尽量把对“五四”的记忆从知识分子的心中抹去(包括留在大陆上的、“五四”以来一切学者与作家的著作，均列为禁书；与
“五四”有关的一切刊物也都列为禁书，戒严期间，禁止任何学生运动，当然更不在话下)。另一方面，蒋氏政权则利用传播媒体，制造“反攻大陆”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蒋介石被塑造成为“世界上反共的精神领xiu”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救星”。
这些政治宣传主要是在校园之外进行的。它在台大校园之内虽然并未过份猖獗；但在五四的传承已经被扼杀的背景之下，这样的宣传，配上“白色恐怖”的阴影，使得同学们对政治变得冷漠。许多文学院的同学是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的。另外，一些心灵较为敏感的同学，则变得玩世不恭，以调侃打诨度日。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极少数的同学可与之交谈外，对我这个在中学时代已经看过一些五四人物的著作以及外国(尤其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的翻泽、非常关心政治、心中经常被许多有关宇宙、人生、国家、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所困惑的青年而言，台大文学院是相当荒凉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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