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30     作者：马国川      来源：川上人曰

川上人曰：他独立于潮流之外，认定日本正走向一条悲剧的毁灭之路，日本永远不可能赢得对中国的战争。他坚持轴心国必败和盟国必胜的信念，因为他对人类的未来拥有一种非宗教的信仰：在未来的社会中，民主和每个人类个体的真正价值至关重要。

 “即使背叛国家，我也不能背叛朋友”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那一天的最后高潮。学生们的脸被火光照得通红，他们亢奋地打砸物品，四处寻找“卖国贼”。作为赵家楼的主人，曹汝霖在储物间躲过一劫，前来作客的章宗祥却被学生发现痛打。正在此时，一个年轻人跑来，冒死冲进人群，用自己的身体护住章宗祥，结果许多棍棒都落在他的身上。

这位年轻人推开学生，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了曹宅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他把门而立，用不连贯的汉语向学生们大喊：“这是我的朋友。如果你们要打的话，就打我吧！”学生们这时才意识到，这是一位日本人。他被打得臂背红肿，等警察总监赶到时，学生们已经无影无踪了。这位日本人随后将章宗祥带到同仁医院，数日后才康复出院。

这位救人者，就是中江丑吉。章宗祥是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一百年来，学生们激于爱国义愤的暴力行为得到普遍支持，那些卖国贼要把中国的利益出卖给日本，一个日本人出面保护这样的“卖国贼”，也是理所当然之举。其实，中江丑吉对于国家利益毫无兴趣，他本人既非日本的官员，也不是浪人，而是一个居住在北京的失业的普通日本人。他之所以伸出援手，并不是基于什么政治原则而采取行动。后来，中江丑吉对别人解释说，这是出于友谊，“即使背叛国家，我也不能背叛朋友。”

对于习惯了“爱国”“革命”等逻辑的人们来说，这个逻辑有些难以理解。可是对于中江丑吉而言，这却是他做人的底线，也是他的父亲信奉的伦理。

中江丑吉的父亲，就是明治维新时代鼎鼎有名的思想家中江兆民。因为最早翻译引进卢梭的学说，中江兆民被称为“日本的卢梭”。这些学说促进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江兆民本人也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政治活动家。不过，他绝非无条件支持暴力，而是从爱人类的立场出发，尊重所有人的个人自由。他在临终前，曾对自己的忠诚弟子幸德秋水说：“我当然是赞成（法国）革命的。但尽管如此，如果让我坐视国王路易十六踏上通往绞首架的台阶，我会义无反顾地跑过去，撞倒刽子手并帮助国王逃跑。”

1901年，54岁的中江兆民因病去世。年仅12岁的中江丑吉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由于生活困苦，他们不得不搬家，并把家中的几个房间租给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是曹汝霖和章宗祥。曹章两人在中江家租住两年，和这个善良的家庭和中江丑吉结下了终身友谊。

中江丑吉从东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曹汝霖介绍他在北京谋得一份高薪闲职，担任袁世凯的日本顾问的秘书。期间，他通过章宗祥、曹汝霖等介绍，和在中国的日本人坂西利八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年轻的日本参谋相识。作为日本名牌大学毕业生，而且拥有曹汝霖这样的关系网，中江丑吉完全有可能进入政界发展，而且前途广阔。但是他并不追求权力。契约期满，中江丑吉就依靠翻译外文报纸上的消息为生。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下午，中江丑吉正好在曹宅附近的友人家做客。他看到人群嘈杂地涌向赵家楼，预感到风暴正在酝酿，于是急忙奔过来。他看到章宗祥被打，就孤身介入冲突。在他看来，朋友和恩人的生命处于危难之际，自己必须伸出援手。

就这样，中江丑吉也进入了历史，成为五四运动的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小小注脚。不过，让一些人失望的是，这不是一个事关民族或国家的激荡人心的故事，而是一个超越国家、超越民族的人情故事。

 

（中江兆民和中江丑吉父子）

五四运动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中江丑吉。此前他在北京的生活有些放荡不羁，此后他对学问和思想产生兴趣，开始远离酒色，强加给自己一套严格的饮食起居制度。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专心研读中国古代原著或英、德、法文著作。他很少和在北京居住的日本人交往，那些人也把他视为“怪人”。

中江丑吉运用西方的一些思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尚书概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尚书廿九篇之我见》等一系列论著，都表现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深刻的认识。这些新颖的见解都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得到后世学者的赞誉。不过，在当时他只在极少数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中知名，因为他不以发表论文为志，而是沉浸在学术世界里。在一篇学术论文的前言里，这个淡泊的学者如此夫子自道曰：“我所写的东西即使被视为木片或竹屑，但能够把自己心中所想尽情表达出来，这对我来说还是最令人欣慰之事。” 

对于有“北京情结”的日本人来说，大正以后的北京是理想之地。这个远离日本本土的古都，给了中江丑吉一张安静的书桌。但是进入1930年代以后，外部世界的变幻开始威胁他精心守护的清高。在欧洲，纳粹主义和法西斯正在兴起；在亚洲，日本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并不断向华北施加压力。中江发现自己的研究如此远离那个时代的实际生活，内心越来越痛苦。

令中江失望的是，很多日本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原则，纷纷倒向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也纷纷“转向”，信奉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即用塑料薄膜遮蔽起来的日本对外扩张主义。他们通过知识的欺诈魔术过程与日本政府和解，竟然在右翼超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现了共同的使命。

这些知识分子的“表演”引起了中江的轻蔑。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 “（这些人）无激情、无奉献、无责任、无同情、无韧性，怀疑、可笑、糊涂、诽谤（造谣中伤）、冷淡、怯懦、胆小，大而言之是非社会性的，小而言之是非仁义的。我对此类知识分子尽量敬而远之。”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大多数日本人把它视为东方新时代的开端而欢呼。但是中江却对别人说，这是一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序曲，日本将在这场大战中被烧成灰烬。当关东军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后，中江一直拒绝承认它是一个合法政权，直称其为“伪政权”，而且奉劝朋友不要在那里供职。他自己也断然拒绝代表近卫首相和驻华司令官充当中日关系联系人，拒绝担任“伪满洲国”的建国大学校长。右翼活动分子邀请他到“伪满洲国”发表关于东亚政治讲演，中江当即就把邀请信撕成碎片，扔进了废纸篓。

1932年，中江曾回到阔别18年的东京，这个曾养育他的城市的变化使他震惊。他在给中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总而言之，东京确实是处于完全崩坏期的日本首都。在此崩坏之中可能有新兴的气象，但令人悲哀的是，从人具有的感觉来讲，这使人感到的只是令人生厌的衰退和颓废气象。……仅凭生物厌恶腐败的直觉，便产生此崩坏期日本的首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厌恶之感。”

“七七事变”后，侵华部队在中国境内势如破竹，日本国内舆论认为很快就要灭亡中国。但是中江却坚定地认为，日本这样的国家没有任何可能性统治中国，而是已经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在他看来，日本必将与英、美迎头相撞，日本将“像冲向火车头的狐狸一样”被粉碎。日本行事像“世界的乡巴佬”，中国则代表着未来，甚至将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成为世界（史）的中心”。

中江拒绝遵守日本陆军在北京强制使用的日本时间，继续按当地的中国时间对表。他坚持无论与谁讲话都直接称日本对亚洲的暴行为“侵略”，而不使用日本政府使用的“事变”、“圣战”、“非常时”、“大东亚共荣圈”等诡辩之词。当时曹汝霖因亲日倾向而受邀加入日本在华北的傀儡政权，中江力劝老朋友拒绝加入“合作”政权，保住了民族气节。

作为一个性格平和的学者，中江不肯在大事上含糊其辞。他曾愤怒地将《朝日新闻》的一位评论家从家里撵出，因为后者支持超国家主义。尽管中江从未出版过他对时事的意见，却从未隐藏自己的观点，并写了无数斥责日本在战争中作用的书信。因此，中江的立场在北京众所周知，以致宪兵队称他为“贴在北京城墙上白眼看圣战的叛国怪人”。

 

（前排左一为中江丑吉）

1940年7月，近卫文磨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他就如何摆脱日本军队深陷中国泥沼而征询中江的意见。中江对此类邀请一概断然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卷入官方的日本占领活动。他不是一个行动者，并未加入地下组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只是拒绝与不正义媾和。

中江对战争的未来过程深表忧虑。看到对外膨胀主义在日本广受欢迎，在亚洲大陆发生的战争受到赞美，年轻的日本青年被送赴死，他深感悲痛。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关心日本的未来，立即结束战争是绝对必要的。他在给军队的一个朋友的信中说，“确信我有荣光之民族，其生活之途必向上且持久，因此之故，热望战火早一日熄灭，近一亿民众脱离涂炭之苦之日早日到来。”

随着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日本舆论把希特勒、墨索里尼视为英雄，但是中江憎恨这些战争狂人，预言他们必将遭受惨败，无耻地灭亡。日军偷袭珍珠港数日后，中江对一位日军军官说，日本必败。战争末期，这位军官参与了暗杀东条英机的活动。事败被捕后，这位军官在供词中说：“1941年12 月 11 日，去北京之时，住在北京的大学者中江丑吉对我说，‘已开始与美国的战争，大和民族将受亘古未有的悲惨命运。’可以说，这句话决定了我以后的行动。”

洞见未来的先知往往是孤独的。中江曾慨叹，“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事实上，“转向”跳上超国家主义的宣传车、支持对外扩张主义是日本知识分子的潮流，但是中江没被旋风卷走，反而从这种孤独中激发出巨大的勇气力量。中江曾引用但丁的话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在中江看来，只要有强有力的指导思想，简单的坐标图，那么即使是在最混乱即情况下他也能在图上标下自己所处的位置。“虽然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已越来越要超过它的度，但老夫的坚定信念丝毫没自以变”。他独立于潮流之外，认定日本正走向一条悲剧的毁灭之路，日本永远不可能赢得对中国的战争。他坚持轴心国必败和盟国必胜的信念，因为他对人类的未来拥有一种非宗教的信仰：在未来的社会中，民主和每个人类个体的真正价值至关重要。

当时日本和德国正在如日中天之时，没有人相信中江的预言。中江解释说，把其对外关系建立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基础上，是对历史上人性的正确解放方向的令人恐怖的歪曲，“你想想，要是轴心国胜利了，让德国法西斯和像日本这样的 （统治）体制笼罩了整个世界的话，那么，人还有生存下去的理由吗？另外，人希望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吗？……人的合理性思维所不能容忍的东西（在历史上最终）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否则的话，历史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肩负‘人性’重任的显然是民主国家方面而不是轴心国方面。因此，这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必定属于民 主国家。”

中江坦然地说，自己希望日本失败，“如果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日本暂时取得了胜利，那么军方的骄横和官僚的自以为是就会变得不知天高地厚，就无法希望成为健全的、光明磊落的民族。因此，与其留下病根，让病症继续发展下去，倒不如战败，但却从根本上矫正民族的性格为好。”

“这样一个时代，还有前途可言吗？“中江在给一名日本高中学生的信中这样提问道。他看穿了日本政治上的堕落和教育里公然的谎言，勉励年轻人不要相信战时学校所教的任何东西，“在这个历史的最进步阶段还要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时代，纵然遇到怎样的破坏或混乱，人类也不会丧失自己所拥有信心和识别力，否则的话，人类怎么可能在其一贯坚持的人性名义下持续着有史以来的、讫今为止全部算来已达万年之久的生命？”他在和这个学生的最后一次谈话时曾说过，“‘世界史’只能沿着‘人性’的方向前进。换句话说，唯有肩负‘人性’者才能作为世界史的真正推动力量。这是世界史发展的规律。没有把握使‘人性’持续发展方向者，不管其如何强大，结局只有朋渍。”

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在世界弥漫，置身其中的善良的人们根本看不到历史隧道尽头的阳光。“我们必须通过自己良心的力量，并依靠辨别真伪的求真力以及与其同样的勇气和胆量。”这种信念支撑中江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艰难地孤身前行。在1941年他曾这样写道：“我或多或少还怀有这样的信念：如果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历程最终不是 vernünftig(理性的），那么它们就宛如我们极其渺小的生命，一文都不值。”

在一封信中，中江这样写道——

1942年8月3日，53岁的中江因病去世。他没有看到“人性”和民主胜利的那一天。但是他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在艰难时代过一种充满尊严生活的榜样。战后，他的藏书在京都大学作为“中江文库”被单独保存。这些藏书嘉惠后人，他对人性信赖更是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他的人生故事永远启迪和警醒后人：无论如何也要过一种绝不违背自己价值观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支持符合人性的人类生活，那么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本文参考了（美）傅佛果著《中江丑吉在中国》、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