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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海外华人人文学界声誉极高的余英时先生，于2021年8月1日在睡眠中安详逝世。逝前一日还与几位老朋友通了电话。逝世后根据前已立下的遗嘱，后事极为低调，直到家人奉先生在住所附近入土为安与父母合葬完毕，学界朋友们才于8月5日惊闻噩耗。以致一日前还与他隔洋交谈过的友人都如闻霹雳，难以置信。但是，如此低调的后事与高调的怀念同样感人，就这一两天，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不少怀念文章。

与这些文章的作者相比，我与余先生交往其实很少。虽然1980年代余先生的大名已经如雷贯耳，但我真正与余先生有关联是在世纪之交。1999年“五四”八十周年时，余先生领衔出过一本八人论文集《五四新论: 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八篇文章中余先生大作点睛于前（书名即取自余文），拙文则叨陪末座。其实我那篇讲“传统中国社会及其现代演进的再认识”之文虽涉及五四的宏观背景，却没怎么直接论述五四本身。后来也有书评看出：“这本以‘五四’为题的论文集末一篇所收秦晖先生论文《从大共同体本位走向公民社会》，似与主旨关系不大，虽然文章乃是第一流的。”它是如何入选这本集子的，是否是余先生所推荐，我已经记不得，只记得当时此书编辑通知我文章入选后，我还特意在文章前补写了一段讲“五四”的帽子。虽然全文仍与五四“关系不大”，但由此也算是以文会师了。

后来2003-2004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也曾两次到余先生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家里拜访。记得那所美国典型的郊野宅院四周林木葱郁，不时有鹿出没，据说有时还有熊。那次余先生谈了他对五四的看法前后演变，给我的感觉是考证深入而不拘饾饤，罕言理论而思辨精良，不追时髦而新见迭出，尊重传统而力辟陈弊。但因我那篇文章对五四本身涉及很少，没能听到余先生就此直接赐教。十多年后我写过几篇关于五四的长文并将成书，本拟奉以请益，但先生遽然仙逝，遗憾难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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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论》余英时等（著）

回国以后因余先生不用电脑、电邮和以后流行的微信，他使用的传真设备我又没有，所以几无直接联系。只在2009年听别人说他对我当时在法兰克福一次会上的言说颇为谬奖，但无由聆教。最近几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课，就住在当年余先生入学、任教以至曾主杏坛的新亚书院——现在组成港中大的两所最资深书院（另一所为崇基书院）之一。我住的会友楼，据说也是当年余先生住过的地方。遥思先哲，不胜唏嘘。

我和余先生还有的一点“世俗”联系，就是余先生到美国后的导师杨联陞先生，与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恰是早年清华大学的同窗。由于两位老同学晚年在美国有一次不愉快的交往在学界曾弄得沸沸扬扬，我和余先生仅有的两次见面自然都不会提这事。但余先生去世后这几天就有朋友又提到，还调侃说两位导师既然是同学，他们各自的学生似乎也算是“表师兄弟”了。我说玩笑可不能这么开，且不说余先生比我年长23岁，已是一代之差，而且赵先生的女儿赵结教授（无论年龄或师承自然都与我同辈）在美国的博士导师恰恰就是余英时先生。所以余先生对我而言是前辈，当然不言而喻。

二

但说到师承，对余先生影响最大的自然还是他赴美前的导师钱穆。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是“国学”钜子钱宾四先生最著名的弟子，也是钱穆所创新亚书院的首届毕业生。余先生成名后，也曾重返香港当过新亚的院长，可谓衣钵传人。他对钱先生非常尊崇，也和钱穆一样热爱中华文化，坚持独立思想，尤重士人风骨。他称钱穆先生是塑造了他个人学术生命的宗师。钱穆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余先生则要承继老师未竟的事业，"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

然而“吾爱吾师，更爱真理”，尽管他从未与老师公开商榷，但今天人们不难看到，余英时先生与钱穆先生无论治学风格还是主要观点，都显然异多于同。钱先生当年怀夷齐之痛，极度反感“激进”，对传统中国几乎是只弘扬而不批判，除了“暴秦”和“满清”这汉族儒家士大夫常骂的两头令他不满，从先秦文明到汉明之间的整个帝制时代，在他看来都如诗如画。他基本上只见儒风不见秦制（指“汉承秦制”）。而对“西学”不分左右他均无好感。在他的笔下，近代以前的中国似乎只有辉煌没有苦难，而近代中国的苦难则主要怪西方及学西，其次怪满人，皇皇汉家几乎没什么可以反省。无论“文化”还是制度上，钱穆先生都可以说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者。虽然他的夷齐之痛可以理解，但无论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这种说法我以为都是大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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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

而余英时先生则是“文化保守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兼具，并且后者比前者更典型。我近年来力辟“文化决定论”，这与极度重视“文化”的余先生不能说是一致，但也不能不说受他一些影响。一方面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反对“荆轲刺孔子”，另一方面弘扬自由民煮，反对“子路颂秦王”，余英时先生在这两方面都可以说是态度鲜明。今天我们这里有人指责他在政治上“反g”，却不提他当年也反国民党，而且远在“蓝绿问题”出现以前。

1950年代初余先生从香港赴美时，台湾（以及与台  湾有约的美国）方面就拒绝给他提供证  件，认为他如1949年前的民盟等一样，属于反蒋的“第三势  力”。结果费了三年周折他才以无国籍身份成行。在美国深造期间他撰文声援台湾的反蒋自由派，当时作为台官方留学生的马英九曾代表国民党抨击他。后来他基于中华文化认同又批评台湾绿营，并于2012年发声支持马英九代表蓝营竞选……。总之，文化认同在中华，制度倾向在民煮，这是余先生终生不变的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