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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革除“预算软约束”远未到为

(2013-07-31 16: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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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因为十多年前的劳动用工事宜而被媒体关注。过去几天里,有数十人在建行和工行总部集会,要求相关银行为其十多年前“买断工龄”的行为增加补偿或者重新安排就业。
如何看待这些诉求?从网络上的反映来看,有相当多一部分人是支持这些人的补偿要求,认为他们当初在买断工龄是并不属于自愿,而是属于被迫,正如有一位1998年入职的员工则对记者说“自入职以来,天天都在开各种动员会,动员大家趁早签署买断申请书,并不断告诉大家,如果不签的话最后什么也拿不到。”
但是这就意味着这些人的诉求是合理吗?那倒未必。“买断工龄”是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安置富余人员的一种办法,即参照员工在企业的工作年限、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等条件,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经企业与员工双方协商,报有关部门批准,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给员工一定数额的货币,从而解除企业和富余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把员工推向社会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看,所谓的“买断工龄”实际上是相当于现在劳动法意义上的“离职补偿”。
在今天,如果企业要辞退不合格的员工,往往只需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劳动者即可;即便是企业自身引起的裁员,,“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只需要“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就可以裁减人员。当然,员工在被辞退的时候会获得一笔补偿,这笔补偿往往是按照其工作年限来定——一般来说是工作一年,则增加一个月的补偿金,也就说所谓的“N 1”。
为什么在当时需要通过“买断工龄”的方式来解除劳动合同?这可能要从中国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说起。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这种现象被转轨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称为“预算软约束”。如果只把预算软约束认是政府对企业的无约束,这显然并不全面。一方面,企业在经营亏损后可以向政府获得信贷资源和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企业亏损之后也无法裁撤冗员,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方面。也正是如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国有企业里某到一份工作岗位即被视为是捧上了铁饭碗,企业无法辞退员工;不仅仅企业无法辞退员工,同时父母亲退休之后,子女可以通过“接班”、“顶职”等方式在该企业就业。
尽管《劳动合同法》已经在1994年制定,且从1995年开始实施。但是面对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大规模裁员,用劳动法规定的办法来辞退员工,必定是不妥的。首先,在先前所有的说辞中,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为什么现在企业却出现了辞退主人的行为?其次,同样是员工,为什么是辞退我,而不是他人?无论是从观念里还是逻辑上,通过劳动法解除劳动合同,在当时并不可行。
于是,“买断工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场了。在这种形势下,名义上并不是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而是企业和员工相互协商的产物。员工在这种方式下离职,并不会被认为是“解除合同”,多少减轻了道德上的内疚感;而企业还辅以各种补偿,看起来让双方还可以接受。当然,企业会采取各种威逼利诱的方式让员工“自愿”签订合同,甚至在很多时候还做出一些并不合法的行为,比如以买断工龄的方式停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为此,当时的劳动部还特意发文强调《关于不得对企业离退休人员采取一次性结算离退休金的通知》(劳部发1995年262号文件),此处的“一次性结算离退休金”实际上就是“买断工龄”。
当时企业在买断工龄过程中的种种瑕疵是不是可以成为今天员工恢复和企业用工的理由?那倒未必。如果员工不满意以买断工龄的方式和企业终止劳动合同,那么他在当时就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其争议,从而确保其权利,而不能在事隔10年之后再向用人单位讨说法。假如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向企业增加补偿款,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就不存在一个合理预期:当一个企业发达之后,当年被它解除劳动合同的人都会抱怨自己获得的补偿不够,这样也就无法确保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整个市场经济的秩序都无从谈起。
即便抛开法律不论,单从情感上来说,被银行买断工龄的职工并不是那个时代的最惨痛群体。就像有人所指出的,当时几乎全国的国有企业系统,无论地方国企还是央企,行业包括金融、石油、煤炭、冶金、轻工、供销等所有领域,都有“买断工龄”的历史,造成数量庞大的所谓“4050人员”。而银行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政策绝对是这里面最高的。前银行职员要是活不下去了,其他千千万万的前国企职工咋办?这个先例一开,将从根本上动摇98年国有改革改革的正当性。
当然,一个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之所以这部分群体会提出增加补偿的请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在银行的日子实在太好过了,让那些当年买断工龄下岗的人为之眼红。而其他的国有企业则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存在了,那些人即便有这个要求也无处提起。
无论如何,在被解除劳动合同近十年之后向原来的用工单位提起增加补偿的请求,更像是一场闹剧,更为可悲的是,闹剧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些银行因为员工闹事而被重新获得了就业机会,从而激励了这部分群体的无理要求。从这个意义而言,国有企业改革预算软预算的问题到现在还未解决,可能还需要一场“触及灵魂深处”的改革。否则,过几年之后国企可能会重蹈当年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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