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吧里，老陈面对师傅的考核，手忙脚乱中酒瓶盖子飞得老远。在一众年轻的BARTENDER的哂笑中，只有我离座而起趴在地面上摸索到了瓶盖。这一幕，发生在20年前。小区里，一群男女老少在一条被车撞得奄奄一息的小狗跟前围观，也是我，挤开人群，抱起小狗放在土堆上，据说狗属土性，泥土能帮狗还魂。这件事，一晃也有了十年。这些年来，我不断读到路人见死不救的新闻报道，在慨叹时下人心不古的同时，也常常觉得困惑，为何平素看起来友善温和的人们在突发状况时会变得面目全非地冷漠无情?

按叔本华的说法，人之本性无非是利己心、利他心和恶毒心的混合结果，以此看来，“利他心”在我之本性中的占比应该更高一点，对于这点我从未有过哪怕些许的自我怀疑。但是即便不以获得报酬为行事的出发动机，那种愉悦心情或者说对内心体验的犒赏，是叔本华认为利他心说到底仍然是利己心之延续的观点依据。这点来说，至少在我看存有大可商榷的余地。

比如泰坦尼克号行将沉没之际，不少绅士仪容淡定将生之机会让与老弱妇幼而自己慷慨赴死，要将这种利他心视为利己心的冲动，毋宁说那一刻闪闪发光，涤荡人心诸般污秽的是令人由衷景仰膜拜的高贵人性。

1975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尔逊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在书中提到人的利他行为是由先天的遗传基因决定的，是人类本性中的天生部分。基于对动物的考察实验结果，威尔逊发现，当危险来临时，工蚁会爬到其他蚂蚁前保卫巢穴；工蜂会以自杀式的叮的办法拼死抵御入侵者。由此，威尔逊认定推知人的利他行为和动物一样，也是由人的本能和遗传因素决定的。

可见，那种不期望物质或精神回报的，近乎纯粹的利他主义应该确切地存于人性中。但正如威尔逊的研究指出的，这种行为本身受遗传因素决定。也就是说，遗传因素的个体差异性决定了个人利他主义的不同表现。如果从人格的划分角度来考量，也显而易见，一方面利他行为和先天的个人禀赋特质有关，一方面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个体确实更容易被激发起内心的道德动机。简言之，道德感之于不同的个人，确乎是强弱高低，界限分明的。

从被助者的角度看，妇孺老幼获得的帮助较多，人品、魅力出众的个体更易得到异性的帮助。可见，人类利他心的表现，不仅有天然的救助弱势群体的本能，有时也不自觉地附加了性的意向，就此说利他心有利己心的影子，似乎也其理通顺。

对于有众多旁观者在场，不仅不会增加人们的救助行为，反而常常促使人们出现集体漠然视之的现象，心理学上称为“旁观者效应。”如何解释利他心行为在旁观者效应作用下的被抑制呢？

我认为最突出的原因莫过于两点，其一是面对众人时，人们的行为倾向于谨慎。举例来说，原本开朗外向的人参加陌生人齐聚的晚宴也会不自觉克制自己的情绪外露；在看悲剧电影时，无人在场更能令观者肆意流泪。那种将自己反应和别人对比，以防当众尴尬难堪的心理，是另一个心理学名词“社会促退”或“社会抑制”的典型作用结果，这也是旁观者效应的一大心理渊薮。

其二是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论述到的观点，个人一旦置身于群体之中，道德感便急剧下降。而由我来究其原因根本，一方面在一定社会情境下，人们都有模仿他人行为的从众心理，或违背自身意愿以达成对群体行为妥协的顺从心理；另一方面，个人罪恶感、羞耻感、内疚感往往会扩散到他人身上，反过来降低弱化了自己道德感的不安。

因此来说，前文提及的我的困惑，有了一个理性通畅的解释——众人群聚之时，那种对于身处危难困境中的需要施以援手和关爱的人与事，往往与个体的道德感和人之善本能相悖，自此可以找出线索清晰但绝不理直气壮的心理原因。也更进一步让我明确，不在乎别人眼光评价，因此不在意自身行为可能陷入尴尬窘境，那种真正以助人为快乐之本，顺乎本性天然的利他心，是多么值得褒奖嘉许的人性之美，我以此自赏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