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描述过两个牢狱相邻的犯人，在漫长的牢狱生涯里，如何通过学会敲打墙壁来互相交流的故事。她在书中写到: 墙壁，是分隔他们的物体，但同时也变成了他们唯一可供交流的工具，每个分隔本质上都是一种连接。 

在我看来，这两个囚犯其实就是一个人。我们某种程度上也都被生活囚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喻故事，像史鲁奇那样，搁在他和真实的自己之间。转身而去，避而不见是一种活法。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把它们当成通往生命奥秘的一个个入口，不逃避，去敲击，去倾听。 

19岁那一年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在这之前，我认为父母可以一辈子为我保驾护航，出谋划策，永远陪伴左右。在这之前我认为，无论世界怎样变动，至少我可以信赖脚下的大地。然而在这一年一个春日多雨的夜晚，我一觉醒来，被告知亲人离世，紧接着一千公里外的汶川地震，天摇地动。我记得那一天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睡了一觉，一切以前坚信不疑的稳固的信念都土崩瓦解了。 

有很多年我也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拒绝接受。人可以白天装糊涂，但黑夜总是会拷问你的灵魂。我总是反复做一个相同的梦，梦到父亲并没有死，只是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每当生活面临重大转折时，他总会出现在我梦里。梦到他和我擦肩而过，突然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认出我来，和我打招呼：你的生活最近过得怎么样？ 

常想人们为什么会回避自己的一些令人心碎疼痛的经历？本质上每个人都在试图理解生活。总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有一个答案，或者指示某种意义。我们都会承受痛苦和损失：亲人的离世，丧子，尊严和颜面丧失，这种或那样的失去。然而又都希望前进，跨过这些特定的阶段。作为语言的动物，我们的思维很擅长给事物贴标签：这个好，这个不好。然后打包封存，可以不管不问了。 

标签化后，紧接着就是语言导致的认知简化，最后进入动物或战或逃的自动反应模式。这种粗暴的处理方式，使得很多情绪就这样失去了释放和理解的空间。一旦一件事被我们贴上不好的标签，防御就开始了。我们对这件事的思考就停止了。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 

你可以想象一间破败的院落，我们每个人内心中都封印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庭院。在生锈的大门的铁环上，交叉封着两张写有“禁止入内”的纸条。我们告诫自己：我应该已经走出来了，我不应该如此愤怒不安，时至今日我应该摆脱这一切影响了。“走出来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像悲伤和痛苦是一个可以修理的东西，我们能够爱、失去、承受痛苦，然后可以做点什么永远结束悲痛，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应该”又是什么意思？仔细想想，这些都是多么专横跋扈的词。我们会遭遇两层痛苦，一层来自于悲伤本身，第二层就来自于“应该”。 

我的人生中有那么一段时间安静的沉了下来，感觉自己在下坠，在向一个无底的黑洞下沉。我没有能量参与周边的任何活动，执行惯常人生航道里的无数细节。一直沉到哀伤的核心深处。 

要去翻阅自己生命的细节，彻底的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需要一种静观的勇气。是因为这个吗？不是。这感觉对了吗？不对。为什么是这样？不知道。在真实的体验中，让自己一切所感所受所想，自由的流经自己，慢慢“呈现”出来。念头之下的东西迟迟不露痕迹，真相往往云山雾绕，这需要耐心。这个时候，你就会真正懂得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说的那句话: 成为自己，是一趟英雄之旅。需要莫大的勇气循着那些皮肤上的淤青给我们的信号，回到往昔，发现那颗豌豆。 

我躺在床上，生病了。我在病床上躺了很久。直觉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变化。那段时间大多时候，我都沉浸在书里的世界。我看《平凡的世界》，看罗拉—希伦布兰德的《仍然完整》，看肯威尔伯的《恩宠与勇气》，看奇努阿—阿切贝的《瓦解》，看华莱士—斯特格纳的《安全渡过》……我看得很慢，父亲去世的阴影还在，汶川上空还漂浮着几十万悠悠亡魂。有时累了，就一个人安静的立在宿舍窗边，看着外面金黄色的山峦慢慢沉入暮色。 

内在的宁静，是一个重要的品质。冥想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语言的。我不认为静默、觉察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只是另一个角度。我们身处的外在社会建立在说话上: 沟通，掩饰，转移，分享，注意，撒谎，无意义的说，疲倦的说，不断的说。深刻的理解自己，理解生命，要先从撕掉语言的标签开始。 

静默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多话的社会得以延展。去了解另一个面向，某种境界，好让我们看到更大的视野。否则，我们会失衡。冥想时，念头和念头之间有一个空白，在刺激和反应之间，脑子有片刻的空白和停顿。这个空白很重要，那种万物初始还没有名字的感觉。我们可以和这个空白交个朋友吗？可以没有答案，尽量延迟判断吗？可以接受即使到了生命的终点也还是无法完全理解这个世界吗？我们可否勇敢的直面生而为人必然会面临的恐惧，愤怒和孤独？ 

长江中下游的夏季，四面环山的恩施盆地，每到午后两点，雷雨阵阵。四月份的梅雨季节，空气里都舞动着水分和热情。外面的世界充满律动，无论自然界还是校园里的社团活动。而我的内在，我的心跳，却缓慢到快要停止了。几个月来躺在床上，思考生死，意识被生活里发生的变动磨练得像刀锋般敏锐。一年后，我身体恢复了，又投入到生活中，去建设，去发展，去坚持，去抗争。突然发现在一片混乱中，我开始有几分想念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持续的和自己相处的几个月，和生命内核接触紧密，触碰到了安宁幸福的基础。 

我可以说，我的快乐就处于哀伤的核心深处。阅读给我的内在创造了很多空间，当我从书页上抬起头来，从房间里走出来，抬头环顾四周: 林荫道，缓慢朦胧的八月，午后的光线、云朵、色彩，两旁的树木，建筑的细节都充盈着我。我第一次能清楚的看到身边的世界，是一件多么好的事。知道自己的身体，每一个器官都只属于自己，是一件多么好的事。而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这般清晰的自我意识。这么些年，时至今日我的确没有从父亲的死亡中得出一个稳定的教训和答案，好指导我以后的生活方向。我只是开始清晰的对自我有了觉知。这本身就对我意义重大。 

事实上，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事物，往往都预示着我们自身有一个关于成长的功课没有做好。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离开你，或者你一直珍重的某段情分终结，本质上你的一部分也随之消亡了。事物的真实面貌开始变得赤裸裸。 

19岁于我是一个生命观的分水岭。之前是：熟悉，简单，和谐，安全，保护，稳定。之后是：惊奇，复杂，失控，不确定，探索，可能性，神秘，冒险。我不愿意承认父亲已经离开的事实，我记得在父亲去世很多年后，每次需要在自己的学籍档案记录，重新填写家庭成员信息时，我的笔都会在空中停顿一会儿，胸口开始升腾起一股湿热的气体一直抵达眼窝，最后一笔一划写上他的名字。好像这样他就真的没有离开我一样，好像这样我仍然还处于某种安全保护中。我清楚在这背后我害怕的是：孤独的面对一个陌生的、千变万化的世界，需要不断的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去掌握自己人生的航道。 

带着惨重的失去，走了这些年后，我越来越深信一点： 真正的解脱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开，而是勇敢的撕掉那些看似起着保护作用的封条，在生命的所有过程中植入更深，更多的觉知。 

只是如是、如实地观察。并不需要特别再做什么。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说: 觉知就是一切，是开始，也是结束。一旦你内在那股一直被隐藏的“黑力量”被看见，被觉知到，你就被祝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