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锋
三年前的那一天下午，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牛汉先生逝世的消息，心里不由得咯噔一震，继而黯然神伤：一位个性鲜明的老诗人离我们远去了。虽然与牛汉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是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印象缘于一个老诗人晚年对散文的关注。
那是2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在北京东郊原煤炭部招待所，我参加了由当时的民刊《东方文艺》举办的一个文学创作笔会。笔会的主办人邀请了多位作家诗人给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文学爱好者讲课，其中就有著名诗人牛汉先生和李小雨女士。日后回想起来，牛汉先生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他高大的身材，笔直的腰板——由于并不胖，他那样的身材更显高挑，有鹤立鸡群之感。二是他的举止，一上来就显示出诗人独特的个性：讲课是在招待所的礼堂里进行的，有扩音设备，听讲者有好几百人，可是当主持人请牛汉先生讲课时，他却把话筒拿起放到一边，说，“我不用这个，大家也可以听清我讲”。果然，他宏亮的声音，足可以把整个礼堂灌满，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也说听得很清楚。三是他是著名的诗人，但是，他给我们讲的却不是如何写诗，而是讲他当时如何迷上了写散文，并给自己的讲座拟了一个题目：《散文这个鬼》。这个题目是他当时即将在内蒙古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后记的题目。一个诗人不谈诗而讲散文，并且用了这么一个题目，顿时把我给吸引住了。
牛汉先生说，近几年，写了大半辈子诗的他被散文这个“鬼”迷住了。他说，散文这种形式，甚至散文的这个“散”字，本身就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散”是一种境界，一种无拘无束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一个为文之人不可或缺的。
牛汉先生进一步讲，好的散文有两种境界。一种是儿童般的纯净境界，二是再生般旷达的境界。牛汉先生说，他已经活了70年，什么风风雨雨都是见过了、经过了，渐渐地，形成了对一切都不以为然、对世界面带微笑的心态。他笑着说：“我写散文，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再生般的境界：即自己已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这个世界的事情已与我无关……”
20多年过去了，牛汉先生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如昨。记得那天听完牛汉先生的讲座，受益匪浅。于是，我这个平素不喜欢凑热闹的人，也追着牛汉先生在礼堂前厅过道里请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了名。
其实，此前，我就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七月诗派”的重要诗人。但是，由于我多年致力于写小说、散文，不写现代诗，因此也仅仅是只知其名而已。真正让我对牛汉先生感兴趣的，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的一篇散文，题目叫《父亲、树林和鸟》。散文不长，但很有情致，字里行间充盈着诗情画意，把我迷住了。我反复阅读，爱不释手。日后想来，我多年以后暂时放下小说创作而致力于散文，不能不说是受到了那次讲座和那篇散文的影响。
牛汉先生命运多舛。他成名很早，1940年18岁就开始发表诗歌，20岁时发表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关注。1946年因参加党的地下组织活动被捕，差点被打死。1949年开国大典时任纠察队长，第一个打开了天安门城楼，也是解放后最早代表政府去访问鲁迅故居的人。1955年他因“胡风事件”第一个被捕，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牛汉先生在获得平反后主编《新文学史料》，勇于呈现历史真实，在文学界享有很高声誉。他一边编刊物，一边写诗和散文，诗与散文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牛汉先生驾鹤西去有好几年了，每当与文友们谈论诗歌之时，他高大的身影不时浮现在我的面前。毫无疑问，他的诗人风骨将激励着在现代诗之路上跋涉的人们。对我来说，他有关散文创作的独到阐释将使我终生受益。我将永远记住这位文学前辈。
（已载2月17日《德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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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7 16: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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