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珠坤
杜佳
如今，晒结婚证已经成为人们宣告自己告别单身，走进婚姻的一种方式。
结婚证，不但象征着婚姻关系的正式缔结，也是每个人的人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结婚证每对夫妻都有，但订婚证却并不常见。
德州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的订婚证书，对研究德州民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代婚姻遵循“六礼”
西周时期产生的“六礼”是历代缔结婚姻的法定程序。
“六礼”具体包括：纳采，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并“致礼以成其意”；问名，男方托人备礼前往女方家，询问姓氏，待嫁女名讳、家族辈分、生辰八字等情况，以便男方卜其凶吉；纳吉，男方将所得问名信息在祖庙占卜，得吉兆则向先人祷告，然后将吉兆通知女方，婚约初步订立；纳征，男方按习俗规矩挑选聘礼送至女方家，若女方接受聘礼，则表明婚约正式成立；请期，男方家择定成婚吉日，派人告知女方家；亲迎，男方按择定吉日，秉承父母之名前往女方家迎娶新娘。
从“六礼”内涵可知，其中的前四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便是四道订婚程序。
贵族士大夫阶层必须严格遵从“六礼”，但对于一般庶民通常可以加以简化或合并。但每个环节，都需要男方馈赠一定的礼物，即使男方家庭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也会被这些礼俗折腾得苦不堪言。就女方而言，嫁妆的多寡没有多少礼俗的意义，只是和女方的经济状况有关，富者多些，贫者或许根本没有。这种外在物成了女方家庭社会地位以及姑娘身价的标志。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以及买卖婚姻由此可见一斑。
“六礼”虽然产生于民间习惯法，但在古代被国家制定法所吸纳，婚约习俗与制定法实现有机结合。“六礼”历经朝代更迭，世代相传，虽然在具体细节上有所变更，但历代户婚律均以成立婚书、收受聘财作为订婚的依据，订婚后发生部分婚约的效力，婚约当事人双方及其主婚人均受其约束，不得反悔，否则依律科刑，并责令履行原婚约。
《唐律》第175条规定：“请许嫁女，已抱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仗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由此可知，订婚过程有既定的严格的程序规范，婚约对人身具有约束力，悔婚一方须返还聘财，情形严重的将受刑罚处置。
▶民国婚约的转型
民国时期，订婚传统依然在民间延续，但是在国家制度和约定要素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民法典，在该民法典亲属编中专设婚约一节，排除了对婚约予以强制履行等非文明规定。但鉴于婚约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早已成为人们的习惯，民法典还是对婚约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民法·亲属》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立。”“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得订定婚约。”该法还分别规定了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解除婚约后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及解除婚约后的损害赔偿。上述规则，体现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对西方婚约立法的借鉴。正如学者所言：“现民法所采之婚约，就历史方面而言，或可保持我国固有之‘订婚’制度，若论其内容与精神，实与德、瑞(士)法相近。”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城市中的已婚者中只有5%、未婚者中15%的人愿意自订婚姻。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城市的青年更多地拥有了婚姻决定权。根据金陵女子学院的调查，在92名已婚青年中，完全由本人作主的共59人，占64.1%；在100名未婚者中，则共有69人愿意完全由自己作主，占69%；完全由父母包办的分别为2.17%和2%。显然，民国时期传统包办婚姻的状况在城市中已发生很大变化。
虽然民国时期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从家长为中心的约定行为向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由精神转变，但是在绝大多数地区，以家长制为中心的订婚习俗依然延续。德州档案馆馆藏的这份订婚证书，就明确标明婚约是经“双方家长同意”。
▶从法律契约变成民俗约定
现代的“订婚”已经成为一种地方民俗，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我国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中，均没有关于婚约的规定，只要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就能够订立婚约。如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即可协议终止婚约关系，一般无需经法律程序处理；如果一方要求解除婚约，也可以单方解除，只要向对方作出明确表示，无需征得对方的同意，也无需法律的确认。因解除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可以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法院起诉。
因此，我国现行法律对婚约的态度是既不提倡，也不禁止。订婚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男女双方确立夫妻关系，完全以他们在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及结婚证书为依据。订立婚约不必经过婚姻主管部门的批准。当事人自愿订立的婚约由当事人自愿决定是否履行。因此，婚约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是道德调整的对象，订立婚约后对男女双方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订婚逐步成为民间婚约的一种仪式，是结婚过程的一部分，但已非必要条件。从古代的契约关系到现在的约定行为，订婚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
（已载2月15日《德州晚报》）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