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有一首《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也是一首很好的诗。诗曰:“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
(2022-03-28 19: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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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杜甫短歌行饮中八仙歌 |
杜甫有一首《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也是一首很好的诗。诗曰:
“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风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且脱佩剑休徘徊。西得诸侯棹锦水,欲向何门靸 [1] 珠履?仲宣楼头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2]
这首诗是杜甫在他去世前两年所写的,当时他在荆州送一位姓王的年轻朋友去四川。这位朋友的官职是司直,级别不高;他去四川,也许当有较好的机遇。这首诗的字句虽然不算平易(我们并不能要求所有的诗都非常平易),但比较凝炼的字句,所蕴涵的豪迈、豪壮之气魄,确实感人至深。全诗实际上分前五句和后五句两部分。开头两个各十一字的长句,就是一种有些惊人的句式。酒宴上,王郎因抑郁不得志,酒酣激动起来,拔剑斫地,慷慨悲歌。杜甫则劝王郎不要伤心悲哀,并说我能使你这个不得志的杰出人才得到重用。其实杜甫那时有什么能力帮助别人呢,他最多只是表示自己的热心肠而已;也许同样是酒酣耳热,才写出这样的壮语。三四两句,豫、樟是两种有名的高大的树木,杜甫预示王郎西去之前程乐观,会像豫、樟两种大树的枝叶在高空的风中摆动,显得太阳都在摇移;像身体庞大的鲸鱼在大海中纵游,波涛翻滚,海面被豁开。这两句的气势,绝对是震天撼地。最后补上一句,劝王郎不必再舞剑了,心中也不要再犹豫感伤。这首诗的后五句看似平和一些,实际上感情也很深沉。诗意说,你这次乘舟沿锦江西去,一定能得到当地地方官的重用,不知你到底将在哪位官员的门下得到显达。(靸珠履,即穿着缀珠子的鞋,传说战国时春申君的上等门客有如此待遇。)我们正在当年王粲登临作赋的楼上,已是春深时节,我用友好的青眼望着你,也寄望你前程顺利,而我自己,确实已经老了。末尾一句归结到杜甫自己,心境还是有些悲凉;而这种悲凉,也是沉痛的、实实在在的、令人同情感慨的悲凉。就这首诗前后两部分比较而言,后半部分还是显得弱了一些。以这首诗前半部之豪迈及全诗句式之自由,如果告诉人们说这首诗是李白写的,估计也不会有多少人会怀疑。末尾的两三句写的比较散,韵也不大顺,也不像平日的杜甫。人们说杜甫各种诗体兼备,倒也真是事实。
附带说一点,几种书上都在这首诗的第四句、第九句的后面加句号,认为后面的第五句和第十句是另外单独的一句。现代学者程千帆明确说:“以第五、第十两句为单句”。 [3] 我不同意这种划分法。中国古代的诗,一般都是一个上句一个下句,两句为一组。即便内容上两句关系并不密切,只要语气连贯,人们都不会在中间加入一个句号的。有时也有三句一组的,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中就有许多三句组的情形,而且几种书上都没有在第二句后面加句号,没有把第三句作为独句。当然,岑参的诗中的那些三句组,三句诗的内容都联系得紧密一些。至于杜甫这首诗,虽然第五句与三四句的内容稍微拉开了一点点,似乎可以独立,但第五句的韵与第四句却是那样的顺,怎么独立得开来?其实,第五句的内容与三、四句也关系也很密切,完全可以一口气连着读下来。末尾的三句,如果真要按内容加句号,倒是在“仲宣楼头春已深”后面可以加句号;而后面的两句联系更密切一些。按照内容来说的话,一些诗里两句组的中间倒真可以加个句号,因为两句的关系实在太淡薄。两句组的诗里从来没有人给中间加个句号将其分开,只因为人们对两句组所形成的习惯,只是为了语气连贯读起来像是诗。我也不否认极个别的诗中会出现单句,但把比较自然的三句组划出一个单句来,总是不大合适。
杜甫初到长安的时期,还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写得非常好,录之于下:
这首诗的形式非常自由,虽然都是七字句,但写八个人,有的用两句,有的用三句,只有李白一人用了四句。这样,诗中就出现几个三句组。实际上,三句组是有它独特的优势的。它的第三句可以看作对前两句的进一步的扩展、补充,从音律上,也从意义上说,似乎又是前两句所营构出的情绪、气氛的持续氤氲充盈,甚至再推高一个层次。这首诗句句押韵,而且有重韵,两次句末用了“天”字,两次句末用了“眠”字,三次句末用了“前”字。按照格律诗,这些全都是犯忌的,而且犯得特别严重。从结构上说,八个人的内容平摊在这儿,全诗没有统一的起始,也没有统一的结尾,看来都不合通常写诗的习惯。但这首诗却写得非常成功,八个人的形象各不相同,但个个都栩栩如生,真如仙人一般潇洒。由此看来,不合许多烦琐的形式规定,完全可以写出上乘的诗来。
再说一下杜甫的《兵车行》,前面说过,从内容上说,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诗,就其内容方面说,是没有任何不足或瑕疵的。不过要从艺术方面说,我认为这首诗只算中等水平,最多说中等略高也就可以了。当然,要是中学或者大学的老师给学生讲课的话,也能讲出其艺术上的一些优点;我是就其与许多艺术上上乘的诗作比较的意义上,说它艺术上属于中等水平。实际上,我说它艺术上中等,是为突出这首诗思想内容上之高度优秀,不一般的卓越。就根蒂上说,语言文字,是用于交流,表达一定的内容的。即便不属艺术的语言,而只是普通人的说话式的语句,只要它表述的内容,无论是社会人生的内容,思想认识的内容,还是精神境界的内容,人格气度的内容,只要这样的内容有价值,往往一句话也可以长久流传。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阮籍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些话,我们没有必要去挖掘它们艺术上的什么技巧,它们仅仅由于其所表达的内容,就足以传之千古。就作为艺术品的诗来说,其内容与艺术,只要某一方面特别优秀,另一方面只属一般水平,并不影响其是一首很好的诗。就诗的内容说,即便只是表现一些生活的小情趣,写一些景物,只要艺术上特别好,自然也算好诗。当然,思想内容呈负面的诗,决不能算是好诗,犹如只喊几句正面的口号,艺术上毫无诗味的诗,也绝对不算好诗。我觉得,杜甫的《兵车行》和李白的《蜀道难》,可以算两个不同的典型。李白的《蜀道难》,其价值只在其艺术上的非凡的巨大成功。这首诗,把蜀道的险峻艰难写得惊心动魄,令人读得连大气都不敢喘,这就足够震慑人心了,就足够成为绝对顶尖的艺术品了。有些人硬是还要分析说《蜀道难》是写怀才不遇世路艰难的主题,我认为这种思想内容的附加,实际上是在冲淡《蜀道难》的艺术价值,也是在减损它总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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