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创始人：弗郎兹·博厄斯

    博厄斯人类学的科学基础，来源于他所具有物理学的严格训练，和他个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的天赋。他在1858年7月9日出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明登市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先后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波恩大学和基尔大学，1881年获基尔大学物理学和地理学博士学位。和当时的一般读书人一样，博氏对哲学颇具偏好，但他所爱好的不是哲学的抽象性，而是哲学的看法或态度。他吸取了巴斯蒂安、格兰（Gerland），尤其是拉策尔等人的“地理决定文化”的学说。早期对地理的兴趣促使他在巴芬岛（Baffin Island）上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科学考察（1883-1884），他对土著爱斯基摩人的研究使他否定了地理决定论。当他返回到德国之后，成为了巴斯蒂安在柏林皇家民族博物馆的一名助手，并受到体质人类学家维尔楚的影响。1885年，博厄斯的工作是整理博物馆从北太平洋和北美的西北海岸收集来的雅各布森收藏品，一年之后，他在柏林的一次民族展示中首次遇到了贝拉考拉（Bella Coolla）土著。自1886至1892年他在爱德华·B·泰勒和海伦（Horatio Hale）的领导下，为大不列颠科学协进会到美洲西北海岸作了若干次的调查。在德国的这些工作经验和生活经历决定性地塑造了后来他在美国事业之初的方向。移居美国后，同时也带来了巴斯蒂安的反进化论取向和对经验的强调，并带有某种对历史的以及温和的传播论的重视。他先后任克拉克大学人类学讲师，哥伦比亚大学体质人类学讲师、教授，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馆馆长，是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于1907-1908年当选为主席。博厄斯193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于1942年去世。由于博厄斯在美国开创了“四领域研究”（体质、语言、考古、文化人类学）的人类学研究范式，并最终成为美国人类学的特色而与欧陆人类学相区别，而且他和他培养的弟子统治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因此，博厄斯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是现代人类学奠基人之一。

文化

    文化是博厄斯学派一个核心概念

    十八、十九世纪时，西欧各国的文化概念各有不同的意义，博厄斯在奠定美国人类学的研究基础时，将德国的文化概念带入而为其主要的主题与切入点，使得美国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充满着观念、价值、象征等浪漫主义的观点。

    博厄斯认为文化是包括一社区中所有习惯、个人对其生活的社会习惯的反应，及由此而决定的人类行动。在他的文化概念中，特别强调文化的几个要素：历史性（historicity），强调每个文化在历史过程的发展，即是强调文化是透过历史过程来讨论文化为何及如何被建构出来，正可避免文化有清楚界线或异己之分辨所造成的限制与困难；多元性（plurality），文化是复数的；行为上的决定性，文化在生活上会影响人的行为，并由行为来具体呈现文化；文化是整合而相对的，各个文化要素在历史过程中整合为一整体，故每个文化都不一样而产生文化相对论。

    这使博厄斯和他所对抗的单线进化论阵营有着基本的差别，最重要地，在解释人类差异上，他将“文化”与体质或生物性因素区分开来，并且特别着重前者的解释力。这已足以挑战当时西方社会普遍认为种族的优劣是天生的、生物性的看法。

文化相对论

    博厄斯及其追随者提倡的一种人类学观点，有时也称文化决定论。是博厄斯反对进化论和种族主义的一把利器，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应该从其自身角度被理解，如果以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类型学的“发展水平”为评估标准，将会从科学上误入歧途，对其他文化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排序。相应地，博厄斯也推崇历史特殊论，其观点是所有社会和文化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历史，而不能被简化成是某个普遍主义者的发展方案中的一个类别。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文化相对论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种流行思潮，代表人物是赫斯科维茨及其代表作《文化人类学》（1964），他把文化相对论推到了极至。其主要观点：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准则，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对各群体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因此文化谈不上进步或落后。

文化区域

   温和的传播论，属于德奥传播论的遗产，原是博物馆的一种分类范畴，后被博厄斯运用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群体的考察，而成为博厄斯学派的一个基本概念。博厄斯认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传播比独立发明更普遍。博厄斯及其他的学生罗维、萨丕尔，特别是克罗伯帮助发展了文化区域概念。他们将他们的努力方向放在定义具体区域并记录“文化特质”（文化的各个单一事项，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上。文化特质是每个文化内部最小的文化单位。与德奥传播学派的“文化圈”学说相类似，但又不尽相同。区别在于，“文化圈”学说强调类似文化特征，而不要求有连续性的区域范围，“文化区域”则要求在一个共同单位区域内，强调文化的密集成批性。博厄斯反对进化论，不关心传播论，而是倾其全力小心翼翼地收集田野民族志资料，他的目的是想绘制文化区域的“地图”，探索各文化区域内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文化影响具体因素。实际上，博厄斯的这套理论并未脱出“文化圈”理论的窠臼。

   值得一提的是，博厄斯的另一位学生威斯勒提出了“年代—区域学说”，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区域研究的发展。这一学说是由考古学研究和民族学研究的相互影响发展而来，并且又促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威斯勒认为，在任何文化区域，文化特质都趋向于从中心向外围扩展。所以，那些在外围发现的文化特质较为古老，而在中心地区发现的那些文化特质则是较新的。这一学说最大贡献在它赋予文化区域研究一种动态方面，这正是当时所缺乏的。同时它也含蓄地将传播与进化归拢来，置于一个文化区域研究的框架之下：进化发生在具体文化区域的中心，而传播是从中心向外围进行。

    由于博厄斯的影响，美国人类学一开始便关心“文化”而非“社会”，但他本身并未发展出有体系的文化理论。他只是强调各个文化要素如何在历史过程中构成一文化的整体，反而是他的学生们不得不去面对文化如何整合的问题，如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1934）一书，便试图用集体的人格作为该文化的整合模式，因此祖尼印第安人是太阳神型的，夸扣特印第安人则是酒神型，新几内亚的多布人则是夸大妄想型，这些都是集体的人格特性。不过，他的学生们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并没有特定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往往只是透过个人的直觉和感情来从事研究。虽然如此，他蕴涵着矛盾与未解的文化概念，使他的学生们由不同的渠径试图回答他所留下来的问题，也奠定了二十世纪美国人类学的基本走向。

博厄斯的学生

    博厄斯在统计人类学、描述与理论语言学、美洲印第安人种学以及民俗和艺术研究都有巨大贡献，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类学家。作为美国第一位人类学教授和博导，先后培养了克罗伯、罗维、萨丕尔、林顿、威斯勒、本尼迪克特、米德、赫斯科维茨等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这些学生先后在美国各地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传播了博厄斯的思想，客观上形成了以他为首内涵广博、影响深远的博厄斯学派，又称历史学派、批评学派。

    博厄斯强调了文化现象的相对自主性，即将种族、语言和文化分离开来的研究范式。在这一范式中，我们看到了博厄斯思想的两条路径，并被他的学生以不同的方式继承，而博厄斯本人也在其中不断转换：其一为历史学路径，特别关注那些可以用来说明文化特质分布的可追溯的过程。其二为心理学路径，它包括心智主义者在“什么使得不同文化的人在心智方面存在差异”这一问题上的兴趣以及整合论者对“特质是如何结合”这一问题的关注这两方面。一般来说，博厄斯在一战前培养的第一代学生强调第一条路径，然而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博厄斯之间在“文化历史意味着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对它们进行研究”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1920年代师从博厄斯的第二代学生则遵循第二条路径，寻找共时性文化整合和个体濡化（enculturation）的法则。博厄斯的第三代弟子是193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成长起来的，他们将两条路径结合在一起，但他们采用强调具体事件的方式来回归到文化历史中（这与从特质分布中推断出历史关系的方法相反），包括关注土著人对外部条件的反应以及土著文化所处的更大的背景。

    尽管博厄斯的学生经常自称为该学派的成员，但是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差别在于应该如何遵循博厄斯学术体系的问题。小乔治·斯托金对博厄斯学派中的笃信者和叛离者作出了区分：第一类人中有罗维、莱斯利·斯皮尔、赫斯科维茨、威斯勒和斯佩克。第二类人则包括克罗伯和萨丕尔。克罗伯追求具有自己风格的历史主义而萨丕尔则选择强调个体并且发展了日益区别于博厄斯理论的语言学方法。此外还有第三类人，即经过演变后的博厄斯学派，他们中有著名的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博厄斯不仅在对文化区、文化相对论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语言学方面，博厄斯懂得十七种印第安人方言，利用这些方言来记载民间文学和其他有关资料。在博厄斯看来每个社会都按照其各自的模式适应不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语言也被看作这适应模式的一种反映。博厄斯的观点构成了“语言相对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后由他的学生们进一步做了完善，其中最著名的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因语言而异。他提倡学习和研究土著语言，他觉得语言学研究可以不需要经过报道人，而直接深入地洞察人们的思想。这就避免了人类学家必须应对的经过“二次加工（secondary rationalizations）”的信息——由于报道人的政治、宗教、经济、亲属关系及其它社会习惯等而造成的影响。由于博厄斯的学生们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存在一时和提纲性的语言观点确立了上一世纪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进程。
    上文提到，萨丕尔发展了与博厄斯不同的语言学方法，在1920年前后，萨丕尔与博厄斯在“什么是适用于语言学和文化变迁两方面的模型”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是一场关于“历史”确切定义的争论。萨丕尔将语言学方法运用到美国印第安人的语言研究中并且由此发展出了以语言学证据为基础来对文化进行历史重构的方法。他对文化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并且提出了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束缚而是个体根据他们自身的需要在不同的文化预设上体现出的个体倾向。1921年，萨丕尔发表其代表作--《语言论》，提出语言是思想的符号表达，同时强调语言对思维有深刻影响，“语言与我们的思维习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换言之，它们是一回事”。

    萨丕尔在语言学方面的术业专攻使他发展了许多重要议题：譬如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他与学生沃尔夫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可能是他最著名的理论贡献。他们的观点认为不同语言的语义学结构（尤其是它们的语法）从根本上是无法比较的，它们塑造了语言使用者感知和划分经验世界的方式。更进一步的观点（由沃尔夫提出）认为这些语言学结构对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意味着每一种语言都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相对应。萨丕尔倡导内部语言研究，这一假说被认为是语言学领域的文化相对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曾经风靡一时，但到1960年代，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并且名声日下。直到最近对语言相对性的兴趣重新萌发后，它才再度为人所关注。

    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批评（阿兰·巴纳德，2006），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论点过于简单化，有些具有相似文化的民族，语言却千差万别。如使用巴斯克语的居民的文化与使用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相邻文化相似。另一方面，使用相似语言的民族，文化上也会有很大不同。其次，他们的观点过于强调语言的差异性。再次，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语言决定思维，他们的证据完全是推断出来的，且只限于语言本身，很少或根本没有试图测试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最后，如果与各种语言相关联多个思维模式真像沃尔夫提出的那样不同，那么难道不是霍皮人就不能与霍皮人沟通了吗？果真如此，我们怎么能比较这两种思维模式？

    不管怎么说，萨丕尔不仅在人类学领域确立了语言学的专业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文人类学的兴起也受到他的重要影响（他强调人们在面对文化和历史压力时候的创造力）。此外，萨丕尔对于艺术特别是诗歌的兴趣激发了之后大批人类学家努力打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边界。总之，作为一名跨学科的天才型学者，萨丕尔的新视角对后世理论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英] 阿兰·巴纳德（Alan Barnard）著：《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 刘源 许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美] 爱德华·萨丕尔著：《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美]弗朗兹·博厄斯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刘莎谭晓勤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挪威] 弗雷德里克·巴特等著：《人类学的四大传统》，高丙中王玉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黄淑娉龚佩华著：《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黄应贵著：《反景入森林：人类学的关照、理论与实践》，台北市：三民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