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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鹏在《第一财经周刊》上一期专栏中质疑了存在很长时间的一个说法：公司人不堪生活压力，逃离北上广'回到二线城市发展。他用机会成本分析方法分析了可能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付诸行动者与心动之间的比例也不超过1/20。我觉得他可能还高估了这个比例。我们以前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共识是：需要调查—下；而记者不管是看身边人还是去公司了解，感觉都廖廖无几。

    所以，这一次《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提及公司派驻中国雇员凶为不堪忍受北京的空气一E海的水污染而纷纷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去了解--F，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几位记者采访了不少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采访者大多都是到了钥还在中国工作的人，所以得出的结论可能有所偏差，但从这些反馈看来，并没有传言那么在乎。

    了解的过程总是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有派驻中国员丁．认为中国职场不再被看作一个特殊经历，派到北京、上海跟芝加哥或者巴黎没有什么两样。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新信息：如果反过未看，对于中国的本土员工来说，他们的本土经验也有助于未来的职业拓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员工在全球范围内就业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次《第一财经周刊》的意外收获还包括，就如同中国的父母会热衷于不惜代价选择学区房一样，他们选择离开中国的第一位的理由通常也是子女的教育、医疗和健康这些问题。所以，前一段有媒体以国际学校入学率下降为论据.来证明外国人正在大逃离，这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这可能更应该被视作一个高度集中的局部。有趣的一点还包括，对于在污染严重的中国工作生活表示最大担忧、并且往往成为这些员工最大压力源的，也是他们的父母。与前面提到的“逃离北上广”这样的问题联系起来看，我们或许可以判断，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更会发生在他们的子女教育和健康面临困境的时候。

    这个封面故事最后看起来很乐观。其一是被采访者传递的正面信息超过我们的预期，其二是他们对于未来似乎信心更足。我觉得有一位被采访者说得很好，中国现在不缺钱，技术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些并非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用新能源替代火力发电应该不难。

    我也觉得不难。北方污染普遍认为火力发电是罪魁祸首，但中国的能源问题受制于垄断企业的利益，受制于火力发电所形成的庞大的、同时势力惊入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我们至今看到的就是成熟的核能源在中国一直像是在试点，没有打算成为我们的新能源首选。面对污染源的解决，甚至很难说有一个哪怕是敷衍的时间表：从十二五规划看，全社会用电消费总量预计每年增长8%，但非化石能源供应和消费比例则以不超过3%的速度增长——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让人乐观的规划。

    《第一财经周刊》的这篇报道体现在被采访者普遍的乐观预期——从发现问题严重到解决问题，20JL年的时间应该足够了。在人的心理感觉上，20JL年时间通常会给人一种“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漫长感觉。但是，如果是从现在回溯过去，20JL年也差不多就是弹指间——如果不正视问题，或者拖延而不解决，在呼吁或者等待之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贻误的是我们的环境，是人们的美好期待，当然还有乐观者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