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什么最有特色？不是发达的经济，也不是林立的高楼，而是包容的人文气度。本刊上期曾呼吁要爱护和尊重北起越秀山公园和中山纪念堂，中贯市政府、人民公园和起义路，南穿海珠广场和海珠桥的传统中轴线。本期继续对与传统中轴线相邻平行的另一条城市中轴线——广州宗教中轴线予以挖掘，这是一条只有广州这样的城市才会有的文化脉络，其内涵源于宗教建筑，又远超宗教建筑。

广州的特点以“包容”二字来表达最为贴切，这个“包容”，既指外来文化，又指内地文化。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一些既别于传统文化又不同于外来文化的城市味道，其中，宗教建筑中轴线便是最好的物证之一。

广州出名的庙堂都在哪里？

截至到2010年末，广州经政府批准依法登记的宗教场所有72处。广州人的“信神”是不枉多让的，仅仅老城越秀区就集中了佛教的光孝寺、六榕寺、大佛寺，道教的仁威庙、应元宫、三元宫，天主教的圣心教堂，基督教的锡安堂，伊斯兰教的怀圣寺光塔、壕畔街清真寺艾布宛葛素古墓等等。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自北向南的解放路的两侧。

解放路自明清时代起就是广州的核心道路，历史上它有过不同的名字，现今与中国其他城市都有中华路、中山路、北京路、解放路一样，它也叫解放路。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从北郊攻入广州市区，进城的第一条路就是现在的解放路。1951年八一建军节，广州市政府决定将原来的中华北路、中华中路、中华南路更名为解放北路、解放中路、解放南路。

了解历史的人还记得，解放路前身的中华中路上曾有5座牌坊，民国18年（1929年）广州拆城墙建马路，小市街扩建成中华南路，归德门直街扩建为中华中路，大北门直街扩建为中华北路，五座牌坊依然立于中华中路马路之上，可通过中型车辆，但后来因为有碍交通，五座牌坊被迁移，迁移后的牌坊在新中国建立后悉数被毁，唯有乙丑进士牌坊1999年获香港岭南大学校友修复，如今立于中山大学校园内。

牌坊是中国一种常见的传统古建，不论其昭示礼仪教化，还是光耀家族功名，牌坊多立于人事繁华热闹的街巷，由此可见，如今的解放路，当年的中华路，应是繁华闹市。1994年，为了扩阔解放路，在未公开征询公众意见的情况下，沿路所有骑楼等历史建筑全被拆除，迄今依旧令人痛心。幸而历经天灾人祸的广州城，尽管残缺仍保留着深厚的文脉，顽强地维护着城市的记忆。解放路沿线那些隐没于市井街巷之中的寺庙教堂，在日升日落中，继续接受世人的祈愿与忏悔。

解放路为何烟火香火两旺？

为何这么多的宗教场所集中于解放路一带？广州城的功能分布是传统中轴线以东为官爵门第，以西为平民居所，这里聚合着街市、食肆、学宫、民居，多个宗教场所建筑于此，显然是为了靠近居民，方便大家进行宗教活动，这是其他城市不多见的。“寺隐于市、市寺包覆、市寺合壁、寺市相依”，是广州居民生活空间与宗教空间密切相连的写照。

与一些地方不同，广州人民的宗教信仰各有不同，不过，不论信什么神，很少是为了抽象的目的，多半是为了生活中的现实要求。他们信佛教，未必要凤凰涅槃；他们信道教也不一定要飞升成仙，他们信奉诸神的力量，勤于供奉拜祭，为的往往是请求神祇帮助自己解决一些尘世无法解决的问题，从求子、求婚、求财、求官、求健康、求长寿，求平安……无所不包。因此，宗教与生活密不可分，市井之地的人间烟火与庙堂香火一齐旺盛，形成了寺庙教堂隐于市井，相互交融的独特景象。

宗教中轴线本身就是一部宗教史

广州地区的宗教发展史以中外合璧为特色，中国的海外宗教来华史，大部与广州有关。此中原因无疑是岭南地区濒临海洋，外来宗教多从海路入华，首选登陆之地只能是广州。从汉代开始，广东海上交通就十分发达，广州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即使是明清海禁时期，广州仍保留着“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这就使得包括宗教在内的外国文化多从此处进入中国大陆。

比如佛教，虽然有人认为最早是汉代时通过西域由陆路传入中国的，但多项证明显示，交广海路仍是佛教入传中国最早的途径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佛教由交广海路传入中国较从西域陆路传入中国时间更早。东汉末年，岭南佛教已经相当兴盛，经过广州北上内地传教的著名佛教僧侣就有昙摩耶舍、求那罗跋陀、达摩、真谛、南天竺国密宗僧金刚智等。今天上下九步行街边，一块“西来初地”的小小石碑，虽不起眼，却记录了达摩登陆中国的史实。不远处的华林寺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了佛祖释迦牟尼的22颗肉身舍利子。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也是首先进入广东，辗转北上的。不仅如此，广州还是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海路出发地。

研究表明，穆斯林进入中国的路线，是由南部沿海城市移向西北的。唐宋时期发达的广州港口涌入大量前来经商的穆斯林先民。到了明代，政府长期执行海禁，穆斯林商人的海外贸易被割断，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才骤然凸显。沿海经商的穆斯林商人开始大举迁居西北，胡贾一度聚居的前沿城市广州，在波斯阿拉伯商人海外贸易史中也逐渐淡出。但作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往标志的怀圣寺，却一直默默矗立在广州老城的宁静街巷中。

中国本土宗教只有道教，其他外来宗教在岭南一直受官府及民众包容。明代中期至清代中前期，朝廷禁止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但它们在岭南不但没有被禁绝，反而在曲折中得到发展。广州圣心大教堂就是近代西方天主教会在广州兴建的规模最大的教堂，目前依然是国内最大的一座双尖塔哥特式石结构建筑物，故俗称“石室”。圣心大教堂是历来广州教区主教座堂，是由广州第一任主教法籍传教士明稽章(Guillemin)主持修建的，明稽章修建石室倚靠的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资金援助。时至今日，在以经营海鲜干货出名的一德路上，石室仿佛与这条喧嚣的世俗街巷融为一体，每天早晨，这里举办粤语弥撒，周日则分别有粤语与英语主日弥撒。这条狭窄的繁忙街巷如果失去石室，它在喧嚣落定后，定会丢失记忆，遗忘历史，迷失前路。

    宗教中轴线也是人文中轴线

外来宗教因广州人的包容精神而延续千年，这些宗教及其相关文化慢慢也渗入到岭南文化的塑造之中，所以宗教中轴线其实也是人文中轴线。

广州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宗教排外事件。公元879年黄巢起义攻占广州时杀死异教徒（包括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祆教徒）12万人。鸦片战争后，发展迅速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与本地官民也发生过尖锐冲突，产生过一系列教案。但深厚的中国文化与务实的市民气度，也在长期相处中不断改变着外来宗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圣心大教堂作为天主教堂本应面向西方，在宗教中，西方代表末日，东方代表过去。哥特式建筑喜欢用空间结构体现时间的意义，但石室却是面南朝着珠江，这样的面向也是对整个城市建筑秩序的一个妥协。除此之外，室外排水的兽头，在西方是做成怪物的形状，而石室则改成了中国传统的石狮形状。

除了形式上适应本地，广州也见证了外来宗教经历的内生化变革。最著名案例就是佛教中国化第一人六祖慧能的创见，慧能超越舶来品佛教的二乘禅法，进入一乘佛法。陈寅恪曾称赞六祖：“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慧能的南宗最后成为禅门正宗，深刻影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慧能是广东人，也开悟于广东，受戒于广州，他的创见是否因受岭南之地的不拘一格之风气，不敢断言，但岭南人对佛教的崇信，是选择了禅宗和净土宗，唯识、华严、天台等宗在岭南一直不太流行，究其原因，不外是禅宗和净土宗简化了佛教的教义和修行程序，特别是禅宗，提出人人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而不必苦苦修行，这与岭南人讲求实惠的民性实在太吻合了。

光孝寺是广州年代最古、规模最大的佛教名刹，民间有“未有羊城，先有光孝”之说。每年新年第一天，到光孝寺抢烧头香的信众不计其数，这表明广州居民对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光孝寺是中国佛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寺庙，无数高僧大德都与该寺发生过关系。南北朝梁朝时代，印度名僧智药禅师途经西藏来广州讲学，并带来一株菩提树，栽在该寺的祭坛上。唐仪凤元年（676），高僧慧能正是在该寺的菩提树下受戒，开辟佛教南宗。公元749年，唐代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被飓风吹至海南岛，然后来广州，也在此处住过一个春天。光孝寺的确是一个精神文化传统深蕴的寺庙。而在光孝寺与解放北路之间还有一座名寺——六榕寺，六榕寺至今已经有接近1600年的历史，寺僧崇奉佛教禅宗六祖慧能，苏东坡曾经到此，因他见寺中有六棵苍翠榕树而书写“六榕”二字，庙宇由此得名。

上面的故事说明，广州宗教中轴线连接的是城市的文脉，它与市民共居千年，早已成为城市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轻易让其流逝，便是历史罪人。但是，在保护与复建中，政府相关部门又遇上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平衡这条中轴线与周边建筑的关系？

复建与扩建该如何取舍

在饱受岁月风霜劫难之后，中轴线上的宗教建筑早已伤痕累累，甚至面目全非。如五仙古观在民国时期，大部分建筑物便已破落，地盘不断地被占用，周边地区原有城市肌理已经消失殆尽。而圣心大教堂附属建筑原大新小学在2004年遭遇野蛮拆除。这些旧伤新创都使广州城的建筑文化越来越失去原有的质感片段。

广州市近年来开始重视复原这些文化载体，自2000年始，广州市对五仙观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与改造，在修复仪门前部的东西廊建筑之外，还辟出一块开阔地作为五仙观的前广场，使仪门、主殿及东西廊的形态完全展示了出来，较好地再现了该建筑群的历史形象和古代建筑风貌。

但是，城市以复原历史现场为目标的计划，是否会破坏广州城宗教建筑与周围街巷民居历史上形成的紧密关系呢？大佛寺与六榕寺的扩建就遇到拆迁的问题。为扩建大佛寺，惠新东街被拆除，专家们认为惠新东街不该拆。其中惠新东街12-14号是曾协助建筑中山纪念堂并主力建筑广州第一高楼爱群大厦的大元建筑公司所在地，也是陈荣芝、陈荣攀两位著名建设者的居家之地，这条街的房子代表着民初的风格，而且建筑质量非常好，墙壁使用的都是进口的彩色水泥，见证了广州一段重要的近代史，完全可与大佛寺共存。

当时媒体报道称，因大佛寺扩建，北面与北京路交界的骑楼要被拆除，引发保护人士的强烈关注，因为骑楼也是广州岭南建筑的代表，不少骑楼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拆大建中已经消失了。而且大佛寺计划修建的7层楼的图书馆（即佛教文化中心），其体量、高度、密度、建筑风格都与大佛寺大殿极不协调，这些都引发了专家们的极大分歧。虽然后来相关部门纠正说拆骑楼不是因为大佛寺扩建，而是要修绿化广场，但城市建设与传统建筑保护之间的权衡，依然引发关注，因为拆迁遇到阻碍，这一绿化广场的拆迁期限从2010年亚运会前延期至2013年的7月也没有下文。一商铺的拆迁补偿已经飙到41万元一个平方的历史最高位。

有市民认为大佛寺的历史比骑楼早，原来的规模比现在大许多，拆骑楼复建大佛寺有道理，究竟如何取舍？对于广州这座每一层土壤都是历史的老城，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风貌，很难说在这场博弈中，什么是正确选择。或许，拖慢一点，谨慎地尊重现实的留存，尊重这些留存与城市街巷与居民的紧密关系，会是一个不得已也是最保险的选择。因为城市审美观也是会变化的，到底什么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景观，历史会慢慢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为一时的利益损害千百年的积淀，堕入千市一面的城市同质化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