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语出韩愈《答刘正夫书》：“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最。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绝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谓只有治学深入、精到，才能写出脍炙人口的美文，流芳百世。如果随波逐流，流于平庸，所作的文章必定不为世人所重视，更谈不上流传久远，如同过眼烟云，稍纵即逝。

韩愈是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流传于世。韩愈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兄死，嫂继之。韩愈从小黾勉勤奋，力学不辍，“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批于百家之编”。“记事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精义)”。“焚膏油以记晷，恒兀兀以穷年”。遂通经史百家之书，深得写文章的要旨。其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即是他读书作文的经验之谈，也是他毕生劳筋苦骨，终日矻矻，致力于文章经济，以收美名的真实写照。

世上之事，有难有易，即通常所说的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愚意世间最难者莫过于作文。能工巧匠，如古代工倕、鲁班者流，有规矩、绳墨可循；数理化之演释，有定理、定义可依。而作文则无固定章法依样画葫芦，全凭作者的学问根底和创作能力，是以作文难，作美文更难。

虽然自古以来论及关于怎样写文章的人不在少数，但真正从中获益的人却为数不多。南朝刘勰写了一部《文心雕龙》，专门谈写作方法，被后世写文章的人视为圭臬，按理，刘勰应是当之无愧的文章大家。其实不然，有一次，刘勰专门拿着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向当时的大文豪沈约请教，沈约略一浏览，便搁置一边，颇为不屑。过了不久，刘勰将原文一字不改再次送给沈约去看，并诡称该文是古代一位著名学者所为，沈约敛容急览，不禁击节赞叹，极尽褒奖。刘勰借古人以邀美誉，说明他的文章并不为当时所推崇。至于今，大中小学均开有写作课，专门对莘莘学子传授写文章的方法。比如，写论说文，则曰三段式，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判断、推理、结论，以及归纳与演绎。散文则曰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六要素。小说则曰塑造人物，编织情节，描写环境。诗歌则曰赋、比、兴，重在意境与抒情等等。周而详之，可谓万能矣。然而，不仅传授者很少能写出好的文章，而且受业者普遍口不能言，手不能书，文坛、学界人才难以为继，遑论执牛耳者。出版界几乎没有出版过今人写的几部好书，报章杂志、网络荧屏垃圾文字充斥，比胡适先生数十年前所说的“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的状况更加糟糕。由此可见，所谓写作方法与实际运用存在很大差距，侈谈写作方法而不用功读书磨砺，实在是本末倒置，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来的。

然则究竟怎样才能写好文章，一言以蔽之，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到恰到好处，并且形诸笔墨，就算是善于写文章了。想说话，就是自己有话要说，即通常所说的有创作欲。把话说到恰到好处，就是怎样说话。前者言之有物，后者言之有理。但二者皆非有一定的学识不可为，而学识则非“用功深者”不可得。只有具备渊博的知识，才会想到要说话，才会想到要立言，才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到恰到好处，写出脍炙人口、经世致用的传世之作。自古以来，善于写文章的人，无不孜孜以求，学问该博。孔子删诗书、作《春秋》，读《易》“韦编三绝”。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董仲书治学“三年不窥园”。至于自韩昌黎以下力学为文、收名以远者，更是不胜枚举，而不学能文而成名的人世所未有。

韩愈还勉励学人：“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再次强调写文章要深入、精到。窃以为，所谓“用功深”、“深探而力取”，应该特别注重两个方面。

一是识字。旧学称之为“小学”。苏东坡云：“人生忧患识字始”，说明人能识字便能产生思想，故有志于著述者，首先必须从文字上很下功夫。初识字者可辅之以拼音，待有一定基础后即可涉及古代音韵和训诂，逐步了解和掌握《尔雅》、《说文解字》(收5935字)、《字林》(收12824字)、《康熙字典》(收47035字)、《汉语大词典》(收56000字)等工具书的运用。据说，能识二三千字，即可阅读一般书籍。能识五至八千字，就可以成为学问家。能识一万字以上者，即为学界泰斗，然此系凤毛麟角，历史上极少有识得一万字者。诚心向学的人，只能力求尽可能多的将文字的源流、形、声、义弄清楚，以避免行文时遣词不当或生造词。

二是博览。古人云，不学无以广才。当今之世，科学昌明，知识爆炸，如能潜心向学，足以使人增广见闻。宋儒主张“大其心”，故学者当博览群书，于宇宙万物，社会人事，中西文化广泛涉猎。作为中国人写文章，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能通读文言文和适当运用典故是必要的。二十世纪初有位英国作家主张在文章中适当用典，以为可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和可读性。“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吴稚晖、钱玄同曾主张把线装书扔进茅厕，废除文言和汉字。鲁迅甚至要中国青年不读一本中国书。胡适提出“八不主义”，其中有一条就是“不用典”。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这些主张，未免有矫枉过正、数典忘祖之嫌。恩格斯曾说:“任何科学都是历史的科学。”语言文字也是一样，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不容否认与任意加以割裂的。中国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唯先秦诸子佶屈聱牙，深奥难懂。具有一定古汉语基础知识的人，可从读《史记》入手，《史记》是一部承先启后的书。读通了《史记》，再读先秦诸子，便可化难为易，触类旁通，汉代以后的书则可迎刃而解。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力学不辍，必能厚积薄发，激起创作热情，于立意便能标新立异，于典故便能信手拈来，于语言文字便能驾轻就熟，其文章必定能“收名也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