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济寺东西两寮,形成于清康熙年间。东寮在横直街,西寮在寺与息耒院之间。
西寮者,有积善、晏坐、报本、承恩、锡麟诸堂。锡麟所处最西,明末称仁德堂,僧如宏所筑小庐而已。清康熙年间,广成募修之,因殿内供奉送子观音,故易名“锡麟”,“锡”,通“赐”,“麟”,旧时诞男之称谓也。至嘉庆末,因年久失修,殿宇颓圮。道光四年(1824),相邻晏坐堂茂松荫禅师,自普济寺方丈退,念同门之谊,不忍其废,乃筹重建之资,恰定海乡绅钱镜祈子有感,其母遂助银修寺,锡麟堂终得保之,茂松荫延观音洞山静、山觉焚修于此,定海景行书院主讲秦耀曾撰《重修锡麟堂记》。
光绪十四年(1888),有余姚商人之子因其父丧,家道中落,至锡麟堂求师剃度,师与其熟,不允其弃母出家。商人之子竟以刀刃断其左手中指一节,以示决绝之心,师方为之诚心所动。乃为之剃度,依伴山字派,法名广导,内字了余。
越明年,了余受具足戒于普济,留寺听讲未毕,师圆寂,便回锡麟理事,逐年修复大悲楼、祖堂、客寮等。师秉性洒脱,热心公益,以普济寺监院身份,于光绪三十年(1904)修筑短姑码头,三十四年(1908),为反对僧产兴学,偕三大寺及各大房头创办“普陀山僧教育会”,宣统元年(1909),白莲台长老广学出资造房舍数间,在会内设立“化雨僧小学校”,时年仅21岁的佛教改革家太虚被推荐出任教员。太虚法名唯心,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受具足戒于宁波天童寺,戒师寄禅,时了余在天童寺进参,被选作太虚的教授师。三年(1911)五月,太虚来山度夏,访戒兄昱山于普慧庵般若精舍,寓锡麟堂,题居曰“万绿轩”。
民国元年(1912),地方派人至普陀山征粮,了余致书天津实业家,祖籍安徽无为的陈性良居士,请转呈山僧意所愿,普陀山素为免粮之地,还请一力免之;又云清时普陀山买货,宁波海关皆免税,还望得以照旧。陈性良者,印光之皈依弟子,时印光闭关于普陀山法雨寺,了余与之相契。同年,太虚应寄禅召,往上海筹创“中国佛教总会”,并出任会刊《佛教月报》总编辑。民国三年(1914),了余见岛上僧俗数千,苦无医院,遂罄钵资,得五千元,全山又集两千,将其所筑东天门下其祥篷改为“普济医院”(1938年被日军烧毁)。八月,因倡导“人间佛教”等新理论,太虚受到佛教保守派攻击,迫于压力,辞去《佛教月刊》总编辑一职,再度登普陀,再访昱山,为其《毗陵集》作跋,又与师了余商谈闭关事宜。了余乃将锡麟堂后院辟为太虚关室,十月,太虚正式掩关,赋《闭关普陀》四律,题关室曰“遁无闷庐”,自号“昧庵”。次年,沪上闻人王震来山,访太虚于关室,以诗相酬。
是年,了余被公举为普济寺住持,在任上,创功绩堂五间,接待来山贵宾。民国五年,孙中山巡视海上,趣游普陀,息普济寺,了余陪同游山,孙中山亦访太虚,为其诗集手题“昧庵诗录”,署名于右。六年春,太虚出关,摄影题诗留念,偕昱山赴宁波观宗寺拜谒其师公奘老,又访同参圆瑛于接待寺,数月后又回普陀山。民国七年(1918),应了余请,出任普济寺知众。次年,巴黎和会后,北洋政府欲将德国战俘迁置普陀山,引起全山哗然,了余请印光撰文反对,太虚亦撰《普陀为德侨收容所之反对》,陈性良又及时出面,疏通政府,方免此祸。陈性良虔诚信佛,因在普陀山许愿成功,其子病愈,故为示还愿,在民国八年耗巨资修建了普陀山海岸牌坊、回澜亭、多宝塔院,其中了余出力甚多。
几项工程竣后,了余功成身退,由海岸庵莲曦接任住持一职,了余则退居锡麟堂丈室。民国十二年(1924)冬,养病于上海报本堂下院,上海名医郑雪堂与之交厚,勤于探视。翌年正月初二,安详而逝。灵骨送回普陀,造塔于相传真歇结茅处,郑雪堂为撰塔铭。
就在这一年,弘一至山,拜师于印光。十四年,九世班禅率六十余人朝山,太虚复于十八年(1929)和二十一年(1932)两度来山,禅那庵一度成为“太虚兰若”,民国时期的普陀山佛教,可谓星光熠熠。而了余和太虚之间的一段禅缘,亦足为后人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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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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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拆除的锡麟堂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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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太虚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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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麟堂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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