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在1929年转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美术，并开始接触西方现代主义诗歌。193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发起组织“春地艺术社”。同年，因参加左翼文化活动被捕，在狱中写下了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在1935年出狱。

在艾青的创作早期，诗体灵活，各个句子的字数各不相同，但读起感觉很顺口，文字平实自然，都是通过描写琐碎的小事以表达他所描写的事物主题。艾青作为乡土社会的儿子，所写出的乡土诗歌非常的明白晓畅。以《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例。艾青以“地主的儿子”和“喝着大堰河奶水长大的儿子”这两个双重的身份。一边在对大堰河的善良、勤劳进行赞美，一边又在讽刺和诅咒地主阶级的家庭。将诅咒和赞美揉为一体，展露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复杂的精神结构。然而，这首诗又不是在写大堰河：她成了一个象征，大地的象征，一个中国土地上辛勤劳动者的象征，一个伟大母亲的象征。大堰河是普通的，在诗中，她的生活都是些平常普通的小事，那是她苦难生活的剪影。她的生活空间是有“枯死的瓦扉”的故居，死后也只是“草盖的坟墓”。她的生活是“为儿子缝补被荆棘扯破了的衣服”。然而在大堰河的生活中并不是没有快乐，那快乐是伟大母亲的慈爱和对乳儿深深的爱。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她从没有忘记来抱“我”，在“我”离开她时，她还在夸赞“我”，还想着“我”的结婚。她的儿子、丈夫都在她的照料下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在她死后，他们就失去了这些，他们在炮火中，在地主的臭骂声中活着。她的形象，同时也是那些和土地连在一起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他们都植根在大地上，都有着劳动者的伟大品质。这是对乡土社会的赞美，是对那个时代被压迫的勤劳的劳动者的赞美。

诗歌具有一种奔放的气势，优美流畅的节奏，表达了诗人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感情，完美体现了艾青的自由诗体风格。并且表达诗人两种相对立的情感，这就够成了艾青早期诗歌的出发点。

在抗战爆发后，艾青的诗歌中明显的充斥着爱国主义的情感。同样的艾青诗歌是属于乡土诗歌一类的，而作为乡土社会的产儿，艾青的骨子里就有反抗不公平世界，追求光明和解放的那一面。然而，艾青的诗歌不仅仅是属于乡土诗歌这一类的，并且还充分运用象征主义，主要是来自于法国象征派的影响。总之，在艾青的北方诗组中，总体流露的是悲哀的色彩。对艾青而言，弥漫在北方中的悲哀，既是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和历史命运的高度概括，又是中华民族在反抗和复仇中获得解放的力量源泉。因此北方诗组既渲染北方的荒凉和悲哀，又表达了诗人对北方的诚挚的热爱和同情。比如说在《我爱这土地》中，诗人说道：“为什么我眼的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作为这北方诗组，诗人不仅仅有对北方那片土地的热爱和同情，还有对国统区人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的记录（《乞丐》和《补衣妇》）。在抗战初期，艾青的作品因这些活生生的人物例子和自己深刻的感情，而是自己的诗集摆脱了空洞的爱国主义旗帜，而获得了坚实具体的艺术形象。

受外国象征主义思想的影响，艾青喜欢运用“通感”这个象征手法，以来构成诗歌形象的流动性。在创作上，艾青积极借鉴外界客官世界与诗人主观世界感应想通这一象征注意原则，认为只有在诗人的世界里，自然与生命有了契合，旷野与山岳能日夜暄谈。岩石能沉思，河流能絮语……风、土地、树木都有了性格。同时，艾青又不仅仅满足于对感觉做简单的捕捉和实录的描绘，反对，摄影师式地将感觉还原于感觉，强调主观感情对感觉的渗入，追求“对于外界的感受与自己的感情思想”的“融合”。这一艺术手法在艾青诗歌中的得到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早期受象征派影响较重的作品《马赛》。

艾青作为一名远赴法国留学的画家，在其诗歌作品中，他那坚实的画画功底以及作为艺术家的直觉也被融入了进去。所以，在艾青诗歌中色彩和画画的运用则是显示出了诗人对西方印象派绘画手法的借鉴。中国画注重用白描、写意等艺术手法描绘山水或是营造幽深意境，往往是轻描淡写，寥寥几笔，却是“言有声而意无穷”，中国传统诗歌也基本上同绘画一样也体现这样的艺术原则，而西方印象派画家作画是注重颜色的对比，浓淡，搭配，也注重线条的柔顺，尤其是油画。西方诗歌也往往倾向于大手笔的铺叙，重视象征暗示。艾青诗作就突出显示了这种西方现代绘画色彩的影子，他将色彩与主题对应起来，渗透自己的艺术个性，形成诗人自己的光与色。“他的衣服像黑泥一样乌暗，他的皮肤像黑土一样灰黄”“呈给黄土下紫色的灵魂”诗人在表现“土地”这一意象时，多用灰、黄、紫等凝重的色彩表现现实的苦难。“夕阳把草原燃得通红了”，诗人用金、红等色彩使人联想到光明与生活的美好。

艾青继承五四以来新诗的爱国主义传统，应和着时代和历史的需要，以土地意象为核心，迅速通过自己的创作实绩建立了把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有机连结在一起的爱国主义母题。并且吸收了西方现代文艺的可借鉴之初，并把那些“综合”起来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