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邦有N杰

溪汪

去年（2014年）春天我在《江城晚报》“诗香入怀版”发了一组小诗，而且发在头题，从未见过面的编辑杨静茹在微信里不知是玩笑还是真诚地盛赞了一番。惭愧与惶恐之余，我却觉得恍然回到从前，又想重新做一个诗人了。

我是舒兰人，生命中的前十九年都是在舒兰乡下度过的。我最早接触诗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舒兰一中校园，正值“诗县舒兰”的美誉芳香于省内外之时。除了众多的文学社、诗社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还有“舒兰四杰”（金克义、雷恩奇、佟石、马辉）和“舒兰三童”（童梦王友军、童心王绍绯、童龄王岱）等两代诗人群体的光环耀眼，县文化馆、县文联相继办起《细鳞河》与《兰草》杂志。再浓郁的诗歌氛围飘到校园里也是若有若有的，我离得那么远，竟然被强烈地被诗吸引。我一度确信，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发表一首诗歌。但我投入写诗却是不合适宜的，因为当时正读高中，而且高考日益临近，没有任何一首诗可以帮助我考上大学（其实也不尽然，诗人洪烛就是因为诗歌创作成果突出而保送到武汉大学的，我只是没有那样的才华和福分）。直到高考考得不尽如意之后，我才开始投寄诗稿——我觉得诗歌完全可以补偿未考入名校的遗憾。就那么一首接一首地写啊，写啊。整个大学时代，我都被诗的激情与冲动控制着，无法自拔。

“吉林有三杰，老辈推为贤。”这是清末民初吉林三杰之首成多禄的诗句，与成多禄并称为“三杰”的，是宋小濂、徐鼐霖。历史上的吉林远在边外，虽开化较晚，仍是有文脉相传的。但“三杰”之称来自“老辈”的推举，自己是没资格自封的。我痴迷于诗歌，做着似乎触手可及却永远不着边际的白日梦时，对列入“三童”“四杰”之类雅称怀有极其强烈的渴望，但我也深知，他们都是诗歌前辈了，我攀不上，而且做个诗人也没有别的捷径可以走，唯有好好写诗。

彼时的大学校园，理想主义盛行，诗社、文学社、读书社备受推崇。尤其会写诗的俊男靓女，都像王子和公主一样饱受宠爱。学校给每个班都订了两份报纸，一份《中国青年报》，一份《江城日报》。如果非要我选择其中之一来阅读的话，我一定会选后者。那时《江城日报》的副刊几乎被诗歌充满，二三十个诗人（可能更多）轮番上阵，尤以青年女诗人为多，其中就有“诗香入怀”版的编辑杨静茹。我把当年的剪报拍下来用微信发给杨编辑时，她用简单的短句子加表情包回复：“好感动～～当年的稚嫩，见笑[害羞]；还好有知音[握手]；多少年了啊[抱拳]。”正是她认为的当年的“稚嫩”，曾使我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激情澎湃，向着自己的作品不断变成铅字的目标频频发起冲击。

因为写诗，我认识了从舒兰县文化馆调到吉林市群众艺术馆的著名诗人金克义老师。他主持着《松花湖》杂志，视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想办一个诗歌培训班，我报了名，准备自此步入诗坛。但那个班不知怎么最后没办成，我惟一的收获是，与准备在培训班上授课、被我视为天才女诗人的党宇虹有过一面之缘。印象中她好像吸烟——女诗人是可以吸烟的，后来我认识的女诗人中至少有两个会吸烟。在江城日报专刊部举办的一次笔会上，她们还与我互通有无，在对方“弹尽粮绝”时主动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吸的都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云南烟。那是我毕业后好几年的事了。

因为诗歌班没办成，我也没能如期待那样聆听到那些带着光环的诗人给我讲授诗歌的美好与玄妙，因此对要不要继续做一个诗人显得犹豫不决。后来我在《松花湖》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但没有一篇（首）是诗歌。许多年后，我已经不写诗了，金老师邀请我参加“吉林新三杰”诗歌研讨会。新三杰是相对于清末民初的老三杰而言，指的是世纪之交创作成果丰硕的永吉郭野曦、蛟河王立、吉林市张晓民，他们三位，无疑是金老师悉心打造并隆重推出的。这里面没有我，只有一个和我重名、比我大上几岁的王立。在文学圈子，甚至在新闻圈子，我们俩常被别人弄混，弄混的时候，我就被误会成其中一杰。近年来，王立似乎退出诗坛，他的儿子倒开始写诗；而与其同龄的阿未、胡卫民的诗越来越有味儿，人也越来越著名，其中胡卫民是舒兰人，“诗县”的新一代诗歌领军人物。我不写诗已经很多年了，基本上断绝了重新挤进三杰、四杰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刚开始业余写作时，基本是鼠目寸光的，从未眺望过整个文坛。眼低手也低，沒写出什么好诗来。即使把侥幸收入《中国校园诗精选》的诗拿出来，也早已经不忍卒读。后来放眼吉林古今文坛，才开了眼界，那真是杰人辈出啊。远有完颜氏、纳兰氏，近有流放才子、乡土诗人。“吉林三杰”星光照耀下，杰人范围由诗文而及书法，又衍生出“江城四老”，又由江城四老的姓氏简称“赵那金刘”衍生出“李窦张周”……

我不写诗后就写生活散文，主要是大学毕业前后的那几年，集中发表的阵地是改版后的《江城日报》副刊。改版后的副刊分成多个专刊，特征是诗歌所占的比例迅速下降，比如其中之一是《人世间》专刊，专门刊发生活情感类的散文，至今仍记得早期的作者有：杨朝明、陈晓东、邹继忠、高君等，当然还有我溪汪，但我绝不是突出的一个。那时总有笔会之类的活动，经常发稿的作者彼此都见过面，甚至小范围聚会过。杨朝明才华横溢，陈晓东英俊潇洒，邹继忠率性倜傥，而高君就是为文学而生的，言行与性情很早就预示和注定了他日后在更高文坛的横空出世。后来“人世间”改版为“都市闲话”，杨朝明、陈晓东、邹继忠三人，或远走他乡，或弃笔从政从商，不再有文字见诸报端（或者说我见不到了）；高君辞去县城银行的工作，到省城做了自由作家，并迅速冲上全国文学大刊，不再继续“闲话”了。我们几人作为一个群体，尚未进入老辈视野，更遑论有人称帮称杰。如今“都市闲话”又改版两次，名曰“情感”，编辑易人，偶因约稿，我的文字亦可见诸报端，但发表频率与受关注程度已经远远不及从前了。

对这个城市来说，二十年后，无论如何去夸大《人世间》的文学影响和培养文学新人的功绩，也无论我如何去怀念那些年没有任何功利之心纵情书写的日子，它们都是无法载入文学史的。但对我个人来说，那个载体和那个时间段的意义都不可替代，如果沒有《人世间》当初的容纳和激励，我大概不会将创作坚持到现在。

“都市闲话”曾为几个骨干作者开过专栏，专栏以作者来命名，每周发一篇，连续两个月后换人，你方唱罢我登场。日久年深，现在早不记得有几人、哪几人上过专栏，正常来讲，一年十二个月，应该是推出了六位专栏作者，或者还多一些。编辑曲静在年终盘点时写道：“本年度《都市闲话》版最出色的专栏作者溪汪……”那时虽然多次在大大小小的征文中获奖，但这样加上一个“最”字的绝对肯定，或者说我比较在乎的评价，还是第一次。

其实这并非我首次以专栏作者面目出现，此前我曾是《江城日报》“经济周末”版“收藏角”专栏的唯一作者和“松花湖”版“回视古城”专栏的两位作者之一。那么是否一提到专栏作者，至少在本城范围内我可以有些自信的资本呢？想起《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片段：曹操豪情满怀地对刘备说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无论怎样缩小某种人群范围或某种写作范畴，我也找不到能与我相比较相对应的人，所以打死我也不敢说这样的话。

又想到，当年黄鲁直善行草书，自谓得江山之助。他认为草书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并且自负地表示，“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他可真敢说！因为有足够的底气。

还有谢灵运，颇得魏晋风流，他曾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较之上文，已经算是谦虚的了。这样的谦虚谁人能敌？

在找到能与我共同宠辱不惊地面对大千世界人间褒贬的战友之前，我是不敢自封任何雅称的，哪怕是微如草芥的一种戏说。我担心有一天在这个文坛缺乏基本的幽默感时我成为一个轻意拈出的笑柄而被载入本土文学野史。

2004至2008年，我在《就业时报·休闲周刊》上有个专栏，是“城事”版面四个专栏作者之一。因为该报社在江南，我们四个作者又都住在江南，遂被江城报业时任《都市新报》编辑部主任张春和先生命名为“江南四大才子”，因为相识、不见外而有些戏谑的成分。四人的笔名读来朗朗上口：河清、何刀；流民、老幺。除了在报纸上“碰头”，我们三两个在酒桌上聚过，但四人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河清是我的舒兰老乡、《江城晩报》名记赵平，何刀是赵平的校友、电视台名记贾立夫，流民是我，老幺自始至终我都没见过，听说也在电视台工作，也不知是张晓峰，还是张英奇，或者是另外什么人，都是师范学院的校友应属确切无疑。

顺便保存个相关信息，以备将来文坛野史可考。河清的专栏是“河清行走”，何刀的专栏是“何刀江湖”，我的专栏是“流民状态”，老幺的专栏好像是“老幺乱弹”。每个人的文字差不多都超过了一百篇。当然，我的专栏告终后，又有其他文友上阵接替，依稀记得有江城晚报的两位女编辑。

《就业时报·休闲周刊》上的专栏刚开不久，《江城晚报》“市民记事”版又以溪汪的笔名为我开了个专栏，名曰“行走地图”。同时开专栏的还有三人，我模仿“江南四大才子”，也夸大其辞，归纳出个押韵的“晚报专栏四强”：昱躅、沈扬；开丽、溪汪。但每个人的专栏名，实在记不全了（其间似乎还有变化），有些印象的是沈扬的，名为“理想生活”。

2008年9月，《江城晚报》在中东新生活举办首届读者节，我们四人同时上台领奖，所获奖项名称也一致：最佳专栏作者。我的“行走地图”历时三年整，也在刊发了百余篇后宣告结束。其后又开个“老城轶事”，大约发了五十余篇，无疾而终。从此那时到现在，江城日报、江城晚报再无以作者为主体的专栏。时为2012年，正值晚报创刊二十周年，我被评为十大忠实读者之一，算是圆满。

去年8月，应邀参编吉林市优秀文学作品选，负责清代及民国文学卷，始知与吉林有些关联的作家中，二人以上可合称“杰”者还有不少，如萧军与萧红，并称“二萧”；萧军与方未艾，并称“文学二友”；张贲、窦鼐、铁保，跨时空地并称“三谪”……这项工作我做得虎头蛇尾，因身体原因未能善始善终，也不知最后有多少“杰”入选。忽然忆起，四五年前，文坛几位老辈在酒桌上“评选”出本市文学界的“学科带头人”，诗歌是陈玉坤，小说是郝炜，散文是格致，文学评论是桑永海；两三年前，阿未、江北、柴六一、胡卫民等创作势头迅猛的中生代作家一起成立个名为“咱们”的沙龙式团队，将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体裁一网打尽；还有个“凇城七闲”团体，也将书法与诗词一并囊括。我近年痴迷于乡邦历史文化非虚构或曰在场主义散文的创作，曾以散文《做个维摩诗弟子》获“普陀山之春”全国征文第一名，以散文集《天下故人》获全国孙犁散文奖，不知以后能不能成点气候，与N个文友并称点什么。起码从现状来看，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从形式到内容，身边还没有像我这样写作的人。有时候去外地参加比较专门创作体裁或题材笔会和颁奖会，往往找不到一个同行的人。

我深知，这是个杰人辈出的时代，这是个需要我致敬的时代，我们省、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学都有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空间，不可如井底之蛙自大妄言。比如近年来在吉林省文学界横空出世的“吉林散文三家”，即胡东林、任林举和格致（见李文亮《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载《江城日报》2016年8月26日第7版），哪一位都是我望尘莫及的。单从小说家而言，吉林市的邱苏滨、王可心、江北，也都是国字号的，我辈难以望其项背。但无论视野与成就，小也罢，大也罢，既然可用文学二字来范畴，便有无穷的表达方式。因此，只要生活仍然不够完美，只要心灵仍有被滋养的需要，我便有信心在创作之路上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对于诗歌，我也从未放弃过热爱，二十多年坚持读诗即是证明。我是“诗县”出来的人，我曾经真真切切地触摸过做一个诗人的幸福。生活中有诗，那是上帝的恩赐和偏爱。能重新写诗真好，今生今世就准备这样写下去了。假如乡邦诗坛已经有N杰，我愿意成为第N+1的那个。

（2015年8月用手机创作，2020年3月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