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16/middle/68766e19ta6aca164e5ef&690导演要会跟资本打交道" TITLE="贾樟柯：拍纪录片让我有尊严 导演要会跟资本打交道" />

贾樟柯 （资料图）

    在刚结束的上海电影节上，贾樟柯监制并拍摄的短片《语路》进行了放映，这部纪录电影的延伸图书《问道：十二种追逐梦想的人生》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步出版。

    在2008年那部《二十四城记》悄悄上线又默默下线之后，贾樟柯已经有3年没有以电影导演的身份与我们见面了，取而代之的是推出了纪录片《海上传奇》和《语路》，担任上海电影节参赛片《Helo，树先生》的监制，出版《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问道：十二种追逐梦想的人生》等一部部书籍，以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论坛、沙龙上。一个以关注现实、关怀当下著称的导演，为什么变得如此“低产”？近日，记者对贾樟柯进行了采访。

    监制像一个保姆，是导演交谈的对手

    记者：上海电影节上，《Hello！树先生》拿下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您是作为监制去捧场的。

    贾樟柯：我自己从两年前，比较多地做监制工作。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在电影的工作里面，监制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职责。其实监制有两部分工作：一部分是商业的责任，一般来说年轻导演他们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资本投资人对他们并不是很信任，因为他们担心年轻导演缺少电影经验，就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个中间人，帮助他们担保，或者帮助他们建立资金链这样一个角色。所以监制身上有一个商业职责，就是要保证这些投资尽量能够安全，不要给投资人带来资本上的损失。另外一部分，其实监制特别像一个保姆，就是说帮助导演解决那些导演本来不应该去做的杂事。比如说要处理很多日常的事务，处理很多行政方面的，还有实际的一些事务。导演特别需要一个交谈的对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做这样的交谈工作，来找到一个相对来说理性的制作道路。

    我自己感兴趣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在刚开始当导演的时候，我没有监制，我知道没有监制之苦。一个年轻人刚出来，除非要有极强的适应社会的能力，才能有拍片的机会。我以前开玩笑，因为我看了两三个版本费穆的介绍，以费穆这个性格，在今天肯定当不了导演。他需要很多导演才能之外的那种精力的耗费，我觉得后来我自己多少有些资源，包括我自己2006年也公司化，也积累了一些资本，有一些制片公司也信任我们。这样的话，可以变成一个中间的桥梁，来力所能及地在我的视野范围内跟一些年轻导演合作。

    《语路》和《问道》让我获得尊严

    记者：为什么会扶植6位新导演和您一起拍纪录片《语路》，去采访12个有成就的人，之后出版《问道》？

    贾樟柯：我觉得我感兴趣的电影特别多，跟不同的导演合作，你可以参与到那些创作里面，也是延伸了自己那种创作的需求跟欲望。这一次和一帮年轻导演一起去“问道”，通过电影这个媒介，再把这些“道”传递给读者，我觉得这个工作也是特别有意思。通过《语路》，我认识了很多跟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来获得了自己的尊严。对我来说这些人物特别吸引我的就是，首先他们每个人的梦想其实是一种价值。比如说像潘石屹，他是这个时代财富梦的一个代表，但是他跟所有人一样，他是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起步的，这样的话，他这样的一个起点怎么获得财富、怎么理解财富，我觉得这是一个故事。比如说王克勤（微博），他是一个揭黑记者，生命的价值对他来说就是公正、公平，他每天游走在黑暗里面，去揭示那些案件的真相，就是为了这个社会能有一个公正，包括他最早报道山西毒疫苗的事件，包括参与毒奶粉事件的揭露。比如说像救助艾滋孤儿的张颖，她自身是一个商人，当接触到艾滋孤儿之后，她事业的重点整个转移到了救助艾滋孤儿，她现在救助着大概有300多个艾滋孤儿。救助这些孩子，还社会一个关爱，这是她的理想、她的价值。

    每个人的价值不一样、关心的不一样，但是大家都通过努力在不同的角度实现自我，所以所谓成功可能是实现自我的一个结果而已。我关心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人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我觉得王克勤很直接，有人就要杀他，这是一个多大的困难啊！像黄豆豆，他最大的困难是，他是一个舞蹈家，但是他在学舞蹈的时候，老师跟他说你别学了，你没前途。为什么呢？个子矮。他怎么克服身材矮小这个局限呢？比如说像张军，他最大的障碍是他从事昆曲这个艺术，那在前些年，昆曲是跟当时的时代节奏、社会完全脱节了，他面对的是没有观众的一个艺术。他怎么样去争取观众，怎么样去获得自己的这种艺术的群体。

    我觉得能够组织其他6个导演，我们去面对12个感兴趣的人物，算是做一件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耗时也比较多，从去年的10月到现在，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也让我们觉得从事电影工作、从事写作也有一点尊严。

    电影的困境本质上是体制问题

    记者：中国的电影市场现在看上去很红火，但也隐含着很多问题，比如商业片一统天下，比如年轻人才很难获得实践机会。

    贾樟柯：我可以跟你这么说，所有中国电影目前遇到的困境，本质上都不是电影的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我们如果想让艺术、让电影能够有一个空间，包括我们文化的问题，都面临背后的体制，所以我们去改变这个体制跟社会是一个根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变不了电影，同样的问题可以说到文学，同样的困难可以说到音乐，同样的困难可以说到舞蹈，所有这些都有这样的困难，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后的背景，那个背景是一样的。所以，还是改变我们的社会比较重要。

    《语路》里拍的王克勤这个人，他说过一句话：努力了不一定能改变，但是不努力肯定不改变。所以，既然我们有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愿意去为它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们期待的那个结果不是今天播种明天马上发芽那样一个轮回，可能真的是丢到大海里看不见的，但是你要相信这些努力都是所有努力的一部分，事情终究会有改变。

    年轻导演要学会跟资本打交道

    记者：这是您第一次尝试把商业和艺术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在品牌商的赞助下拍摄纪录片，这是您今后艺术工作的一个思路吗？

    贾樟柯：我觉得说想拍电影这个事情，必须跟资本结合，如果没有基本资金的保证，这个电影拍不出来。因为它跟写小说、画画不一样，电影它自身是一个工业模式的，最少十几个人，你要用器材，要吃、住、行，要有工资、劳务，所有的这些下来再低的成本也挺高的，相对其他艺术来说。所以，我觉得包括更年轻的导演，也应该学会怎么样跟资本打交道，不要惧怕它，不要妖魔化它，也不要被它吞噬。最重要的是要挑选到能够理解你，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的掌握资本的这些人来合作。

    作者：记者 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