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最跨界的艺术家，绘画、装置、影像、舞台戏剧，他样样精通，他也是中国最另类的艺术家，创造出的作品至今无法定义其中的含义，20年时间的不断探索，他缔造出一个表达自己内心的奇特的艺术世界，他就是艺术家汪建伟。

    本周六（10月27日），汪建伟做客由一汽-大众奥迪与行智传播共同制作的电视节目奥迪英杰汇《星光耀东方》，分享自己艺术创作道路上的故事和经历。节目通过嘉宾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思想，解读其对于中国艺术和设计的未来道路的思考，诠释奥迪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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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到1983年，汪建伟在北京附近参军。上世纪80年代，汪建伟所在的部队接到了建设青藏铁路的任务，有一些美术基础的他被调配到部队参谋部绘制铁路施工用的地图。六年中，1比1000的地图汪建伟绘制了好几百张，于是那些明确的坐标和符号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1984年，汪建伟放弃被提拔成为作战参谋的机会，而是凭借着这双绘制地图的手考上了浙江美院油画系，成为了一名自由的艺术工作者。1987年，汪建伟的油画《亲爱的妈妈》在第六届全国美术大展上一举获得了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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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之后，他却做出一个让业界诧异的举动——抛弃画架，转向装置、观念摄影、视频等更广泛的艺术领域，而在当时，“装置艺术”这个词也不过才刚刚被国内知晓。装置艺术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也称为“环境艺术”。装置艺术家会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品进行独特的改造或重新组合，从而产生新的寓意。

回忆起最初听说“装置艺术”时，汪建伟说：“在1983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碰见我的老师郑胜天，他告诉我‘装置’这个词，这个词脱离了我所有的经验。甚至在我认为我可以查到这个来源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查不到这个词的涵义。我去翻新华字典，所有的字典，上面写的就是装饰。那么《文件、事件》就是第一步。就是我可以使用其他的知识来思考艺术。”

    在第一次听到“装置艺术”这个词汇不久，汪建伟创作了他的首件作品《文件·事件》，这是一件只展示了这座古城，却没有最后艺术结果的艺术作品，所以许多人都无法从中找到汪建伟的创作动机和想表达的内容，他们因此产生了疑惑，提出疑问，而这些在汪建伟看来似乎就是《文件、事件》的最大价值。

    而当汪建伟的《文件》展出时，中国的当代艺术也从80年代的巨大震惊中冷静过来，这些中国年轻的艺术家们，用十年时间将西方一百年的艺术史快速地学习了一遍，然后用一种顽世现实主义的姿态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声音。随后，一批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的年轻艺术家闪亮登场。这些带有明显视觉化的艺术作品，迅速创造出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艺术品交易记录，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从此繁荣异常。而同为艺术家的汪建伟却莫名地逃离这个已经风起云涌的艺术圈，1994年，汪建伟悄悄回到自己插队的地方做了实验性作品《循环种植》。作品的内容竟是，他与当地农户商议，农民拿出一亩地做实验田，由他提供新品种小麦种子，农民负责播种，风险与收益由双方共同承担。汪建伟用傻瓜照相机记录下了种植小麦的全部过程，最后洗印出了14张照片，并将这件作品命名为《循环——种植》。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一个让人们捉摸不透的作品。对此，汪建伟说：“这个照片不是摄影作品，它用不着清晰，只是一个事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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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种植》是汪建伟对于“怀疑”一词做的试验，其实人们只是看见了一次很简答的小麦生长过程，但是因为这是艺术家拍摄的作品，所以观众总想从这些照片中找到其他的寓意，但很可惜，你似乎永远都找不到。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懂了这些照片，而怀疑就是汪建伟想要的，因为在他眼中，“怀疑”是推翻现有思维模式的重要起点。

    2011年4月，汪建伟创作了他至今最为著名的装置作品《黄灯》。这是一个超出人们想象的作品，其中包括了视频、装置、甚至展览现场所用的建筑物也是作品的一部分。在第一章《用赝品等待》中，汪建伟制作了四堵视频墙，并且在墙上设立了高1.9米的大门。汪建伟解释了这个高度的由来：“1.9米是一种处于心理上的不安全，但实际上是很安全的，这就是一个黄灯意义上的概念空间。我当时注意到1米6几的、一米七几的，一米八几的，所有人通过这个墙，都要弯着腰，其实没有任何人会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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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人们穿过这堵似乎不会碰到头的墙壁之后，来到《黄灯》的第二个章节《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展厅中间放置的是24块栏板窝成的巨大圆柱体，这使得观众无论站在何处，都有一种被围观的感觉，汪建伟借此引入“圆形监狱”的概念，这源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他用28年时间设计了一个名为全景式监狱的装置。这样一个监视者就可以监视所有犯人。而犯人却无法确认他们是否被监视，在心里上形成自我监禁。在展览期间，汪建伟写下这样一条微博，“知道也许就是监禁。”

    《黄灯》的第三个章节叫做《内战》，展厅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老式桌子，它们都是上世纪30年代的老家具，但是外形却以一种新的组合方式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充满了扭曲和纠结的气息。汪建伟说：“纠结就意味着我们用已经简单的划分和秩序很难说清楚，我们恨什么，我们爱什么，哪些是我们的敌人，哪些是我们的朋友，这样一个黑白世界，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来自一种前所未有的，没有边界的、随时可能发生的，我管它叫《内战》。”

    事实上，整个《黄灯》系列述说的依然是“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这一主题，汪建伟认为观众完全可以遵循自己的经验，判断作品的含义。倘若有人一定要在《黄灯》中寻找明确的意义，那么结果肯定会让你失望。因为任何刨根问底的思索都是徒劳的。汪建伟提供给人们的就是用不确定的态度去看待一切事物。

    汪建伟说，“我喜欢暧昧，灰色地带。中国当代艺术，最初时带着强烈的武器色彩，艺术家们用鲜明的图像反抗现实，画面直白得如同标语。而我觉得我更喜欢用一种模糊的姿态表达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精神状态。”而红绿灯的黄灯，同样具有暧昧的特征，它介于通行与停滞的中间环节，并带有模糊性、警戒性，它亮了，你不得不选择“去”还是“留”，而在这选择地带，又充斥着无尽的可能。这也正是中国历史包括社会现状的含蓄映射——警戒灯亮了，我们又在混沌与强制的状态中疼痛着前行。

    节目的最后，我们问汪建伟，在他心目中，什么是进取？汪建伟的答案是，“我觉得进取就是看你有没有对尚未到达的事情有承受力”。而汪建伟则用他资深的一次次转身、跨界、坚持、突破，见证了他的承受力，也诠释了他的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