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燕茈

“石榴打花红津津，嫁人就唔好嫁读书人，读书阿哥冇腰筋，算盘厉啦吵死人……”父亲又唱起了客家山歌。

那是一样的歌词、一样的曲调，只是中气仿佛不如以前足了。

我在棚下用心听父亲唱歌，待父亲唱完顺口接一句“石榴打花红津津，嫁人就唔好嫁耕田人，耕田阿哥冇文化，写信捉笔爱求人……”

父亲这个耕田人哭笑不得，只好呵呵地笑，骂我忘本。

我常常回忆这段时光，那时年纪小，和父亲两人一唱一和，唱着世间最朴实最纯美的歌。

一

我很少提笔写我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32岁了。在那个年代，在乡下，也属于老来得女。他对我的溺爱，让我成了“花树下”村的“名人”，多少人津津乐道说这个女孩子将来是肯定要被宠坏的。也因为父亲的宠爱，村里的人给我取了个小名“千金“，现在回到老家，那些老一辈的人都不认得我，但是一听说我是谁的女儿，就会“恍然大悟”，“哦，某某的千金。”然后就会给我讲我小时候的故事。

“那时候，你爸很疼你的。每次挑着满满的稻谷回家，箩筐上总坐着你。一担稻谷有120斤吧，还要加上你，特别在‘墩头’上坡那里，他总是满头大汗，我们看着都觉得吃力。但是你爸还是乐呵呵的，没有见过宝贝女儿似的。”

我一边幸福地听着，一边在模糊的记忆中拼凑出父亲吃力的情形，特别心酸，我想我就是父亲最甜蜜的负重吧？记忆中，我是很喜欢坐在箩筐上的，无论箩筐上挑着的是稻谷，还是花生……我一只小手握一边的绳子，一路摇摇晃晃被父亲挑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神气的样子如同高贵的公主。

我想我应该是被父亲宠坏了的孩子，特别娇蛮任性。逢年过节，父亲是一定会给我留鸡腿的，（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家里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无论是男孩女孩，鸡腿就是他的。家里有两个小孩的时候，并且都是男孩或者都是女孩的话就留给小的那个，如果有一儿一女的时候就留给儿子，这个不成文规定让女孩子们老大不乐意，但是也默认了。但是这个规定对我不成立，即使后来弟弟出生，鸡腿还是我的。）6岁那年春节，父亲给我留了2只鸡翅膀，就没有留鸡腿了。吃饭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鸡腿，就开始哭闹，“为什么没有鸡腿？鸡翅膀又不是鸡腿……”，父亲听我哭个不停，只好去左邻右舍给我借鸡腿。这件事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听长辈们复述一遍，他们说，“那个年代穷，有人借米，有人借钱，有人借衣服，但是借鸡腿的就只有你爸了。”每次听到这我都会脸红，问父亲，“那时候为什么不教训我，任由我刁蛮任性？不怕宠坏了吗？”“宠坏就宠坏了，宠坏了也是我的女儿，好孩子宠不坏的……”父亲幸福地笑道。

农家人的生活重心当然是田地了。是谁说种地就是和未来下赌注，在天空下下堵住，把我们的生活与脚下这片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期待开花结果。那一亩三分地的收成，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耕田人的肩膀上。如果在生活并不富裕的人家里，生活的负担更是沉重。

那些年，耕牛还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也没有现代化的耙田机、收割机。我们家穷买不起耕牛，常常以人工换牛工。我们帮别人干农活一天，他们把牛借给我们半天。很多时候，帮别人做好了农活，对方却借故反悔了，没有耕牛我们只好用锄头锄地……

这个时候，我会怪怨父亲总是那样轻信于人，总是那么懦弱，总是那样窝囊。不甘与无奈渗进我们的身体里化作汗水溢出来，再在烈日炎炎的稻田蒸发升腾。我是多么急切地渴望长大，渴望摆脱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摆脱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的田间劳作。

尽管如此，我又很粘父亲，跟着他干农活的时候，会悄悄地和他比赛。最经常比赛的是拔花生，他一垄我一垄，却从来没有赢过。父亲看着我不服输的样子笑道：“傻孩子，如果阿爸也这么慢，全家都得饿死。”他一笑，我就会很难为情，“你怎么知道我在和你比赛？”他用满是泥巴的手摸摸我的头，只笑不语。随后父亲用茅草、布荆、竹子、铁芒箕等材料在花生地里搭了个简单的棚，他让我坐在棚内摘花生，自己则在烈日下继续拔花生。

为了生活，那些年父亲常常到山上”打山工”，我当然不能跟着去的。但是每当夜幕降临，父亲总是可以带回来一些野果。有山稔，覆盘子，还有“算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的野果子，酸酸甜甜，甜蜜了我整个童年。

我能到山上去帮忙的时候，已经是18岁的大姑娘了，不再那么娇蛮不讲理。记得有一天和父亲到山上去采集松脂，采集松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宜采用下降法开沟，第一次侧沟开在当年割面的顶端，以后每个采脂季节的割面位置在旧割面之下，一直割到离地面２０厘米为止。中沟槽呈“ｖ”字形，长度为25厘米左右。沟槽外宽内窄，中沟下端放一个竹筒充当导脂器，松脂便可顺利流入竹筒。20天后待竹筒满了，就拿水桶到山上，把所有竹筒上的松脂倒入储脂桶里。我记得当时是4块钱一斤，一担松脂可以卖200块钱左右。几个月下来就是我们姐弟的学费。由于年年采集，松树的口子已经划到树干底部，父亲便拿着个木梯在更高处重新开道口子，我看着年过半百的父亲这样颤颤巍巍一级一级往上爬，心里特别难受。父亲见我不说话，以为我累了，叫我去摘山稔子吃。

“你小时候不是最爱吃的吗？”

“我现在不爱吃了，我在这扶梯子吧。”在这陡峭的山上，在我没有扶梯子的那些日子，父亲这样爬上爬下该有多危险。

“爸，你有摔过吗？”

“怎么可能没有，松针厚了会打滑，下过雨后泥土湿了也会打滑。”

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却听得泪眼朦胧。

二

生活压力会让人发生扭曲的，对于这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如果那个人是爱我的，他的行为可能更是会变得不可理喻。

父亲没读多少书，脾气特暴躁；我和弟弟被他从小打到大。只要犯错，类似像在田里干活想早点回家这样的小事也会拿个竹鞭一顿猛抽；他说不出教育孩子的大道理，只会边打边大声喝斥。

“还敢不敢了?” “还敢不敢了?” 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

因为在他看来要处理和安顿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没有时间和我们这些熊孩子耗。所以每当我们不听话的时候，他总是试图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任性哭闹，父亲拿个砧板放在我的面前，按住我的脖子，拿着菜刀把砧板砍得“梆梆”响，我吓得双腿发软，瘫坐在地上哭哑了声音。母亲护我，当然也免不了一顿揍，我的任性常常连累母亲。没有人知道我有多讨厌他那粗暴的教育方式，也没有人知道我到底有多害怕他，我觉得他生气的时候，真的会把我脑袋砍下来。

我很难理解我的父亲，他就像个矛盾综合体，一边赐予我无限的疼爱与宽容，一边给予我无尽的责骂与鞭打。

年纪渐长，渐渐地我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父亲为了操持这个家，可谓是操碎了心，什么能挣钱他就干什么。

父亲还有一项工作“捡金”（捡骨葬，复葬形式之一），这在乡间是被称做“仵作”的下贱行当。死亡者，以薄木材料为棺，浅理入土一二尺，以使尸体快速腐朽。三、五年后(只取单数)，子孙在八月初一这一天请人揭坟开棺，将尸骨腐肉洗净，按坐姿置骨架于高约二尺，直径一尺的陶制陶瓮内，俗称陶瓮为“金坛”，称装骨于金坛内因为“捡金”。金坛内以朱砂洒于骨上，并书死者姓名、生卒年月，封盖深埋于家族墓地，立墓碑，我们村将这种风俗叫“亡人起身”。 除了“捡金”父亲还去做“八仙”（即抬棺材，是由八个男人抬起来的象征先人早登极乐归为神仙）。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个男同学总是唱歌一样对我唱：“千金的父亲是埋人的，抬死人的……”那天我趴在课桌上哭了一个下午。

后来，几乎每天都会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阴阳怪气地笑我。只要有老人去世，他们就会对我说，“又死人了，你阿爸又有事情做了……”这些刺耳话，让敏感的我觉得非常受伤。我曾不止一次找父亲理论，他不吭声拿起竹鞭就要打我。

“你打啊！打死我啊。”我像个受伤的小鹿大声嚷嚷，父亲的竹鞭狠狠抽打在我的身上，一道一道红色的血痕，触目惊心。

“这么小，就已经开始造反了是不是？看我不打死你。”父亲悲愤交加。

“你就打死我好了，你除了会打我们还会干什么？整天抬棺材、埋死人、捡金，发穷恶……”我口无遮拦地说着伤害父亲的话。

他扬起的巴掌突然停在半空又颤颤地落下，然后对我说以后不去了。——那是执拗的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败下阵来，悲伤弥漫。

他嘴上虽是答应了，可是暗地里还是会悄悄去，每次去都找许多借口，遇见熟人千叮万嘱不要告诉我。我恨他不守信用，但我开始明白了生活的不容易。后来，即使我看见父亲抬着棺材都会绕路走，怕父亲看见了自己难堪。再后来即使有人告诉我，甚至有同学笑话我，我也假装不知道，回到家里和往常一样默默做家务，能做多少做多少。

　　忘不了那个中午放学回家，看见父亲才回来，满脸疲惫，父亲撞见我脸露惭色，慌说去上寨打山猪去了，守了一夜。我知道其实是住在上寨的明仔他爷爷去世了。上寨来回都要6个钟，父亲是在那过夜了。我听过父亲和别人闲聊，在亡人家里过夜就像乞丐一样，蹲在门角落到天亮。夏天蚊子多，冬天又冷。但是熬一夜会多加20块人工钱，给亡人换衣服上棺木再多20块……他还吃过杠，在山路上行走，下坡，所有的压力突然一下子转移到他肩膀上，人一下子站不起来，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差点滚到山下去了。那天我听得内心揪着痛，我是如此心疼我的父亲。

　　我还知道每年八月初一那天，父亲都接很多活。至少要帮10个亡人“捡金”，他从早上5点钟开始出发。那天每个山头都是“起身”的尸骨，有时候还会下点小雨，这让整个村子都变得阴深深，那天的孩子们是不准出去的，怕撞到邪气，会鬼打墙（中了鬼的迷魂阵，在原地绕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路，就回不来了），每年的这一天，我都害怕父亲会遇见鬼打墙，回不来……

　　铁头母亲患癌症晚期，弥留之际家属找父亲做伴，让父亲帮忙换衣服，甚至换卫生巾……咽气后，是父亲帮忙换的衣服。那天隔壁家的大爷过来，和父亲闲聊。“你怕什么，那么能干，帮人家换套衣服就有几十块钱了。”满眼的嘲笑，父亲坐在门口抽着烟丝，沉默不语，那个高大的父亲低着头却显得矮人一截。这工作实在是让父亲丢尽了尊严，而作为他最亲最爱的女儿，我也曾和别人一样嫌弃他的职业，为他的职业感到丢脸。可是他忍辱负重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我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他？想到这里，我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不知道是委屈还是懊悔，我到底不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那年的八月初一，我和弟弟跟着父亲来到爷爷的坟前，父子三人用锄头把土堆铲平再刨开，直到露出退了油漆的灌木，我把头别过去，有些害怕。

待棺木打开，棺木里破旧蓝色衣服上有一堆白蚁，父亲说：“它们把阿公的肉都吃掉了，剩下骨头了。”我们看到爷爷的头颅骨，吓得想哭。姐弟俩努力地往棺材里看，父亲已经把破旧的蓝色衣服撩到一边，正在一块一块地收拾白骨。

 “这些骨头每一块都要按照顺序完整地放在“金坛”里，不然就是‘跪金’了。” 父亲说。

 “跪金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居然不害怕了，一边帮着父亲把骨头一块一块捡到缸里一边问。

 “跪金就是把膝盖上的那块骨头放反了，本来是坐着很舒服的，要他跪着，很辛苦的，那家子的风水就不好了。捡金的人一定要看清楚来，不然就是害人，那就是做了缺德事了……”父亲说得头头是道。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和学问，我开始有些崇拜父亲。

拾缀完毕，我和父亲抬着装有爷爷骨头的“金坛”往另一个山岗走去。弟弟跟在后面，一路撒着纸钱……那天早上的风凉嗖嗖的，将纸钱吹得满山都是。

父亲老了，头发白了，甚至越来越矮了。也许是年龄越来越大的缘故，性格倒是越来越和蔼可亲，宽厚慈祥了。

很多个早晨，父亲坐在我的床前给我说他做过的梦，他常常梦见我的小时侯，常常回忆我的童年，在他的记忆里，我只有乖巧没有任性，直到我要结婚了。

我举行婚礼的那个早晨，他默默地祭祖、烧香，然后坐在椅子上发呆，闷闷不乐。我穿着长长的婚纱，想和他拍一张合照，他躲到房间去了，我拉着他的衣袖撒娇，他不说话，一副要哭了的表情。

吉时到了，我提起裙摆，在伴娘的簇拥中跨出家门，回头，披着的白纱遮住我的半边脸，却依然看见无边无际的落寞和牵挂在父亲的脸上愁成一朵开败的雏菊，一瓣一瓣重重地落在我身上。那样多的付出和爱，换来的也不过是女儿一个渐行渐远背影……

作者简介：燕茈，本名冯燕花，广东河源人，河源晚报副刊编辑，系广东省作协会员。

从2016年开始文学创作，文章散见于《小说月刊》《火花》《广西电业》《爱你》《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法制时报》《打工文学》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