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剧深深着迷”的作家莫言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大剧场作品，联手的是已经排了66部戏的人艺金牌导演任鸣。
　　
　　《我们的荆轲》将在8月31日登陆首都剧场，对于早已家喻户晓的经典人物和历史，这一次，莫言和任鸣为他找到了全新的落脚点—借2000多年前荆轲刺秦的壮举，说了当下各种“坛”中想出名的魂儿。“我们的荆轲”与曾经的荆轲有何不同？不同的是，这一次，说得不只是荆轲，更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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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轲刺秦就是一场秀
　　
　　原来小说家莫言最早的作品，是一部叫《离婚》的话剧。当任鸣与莫言相遇，两千多年前的刺客荆轲被再次招魂，将他的故事拉到2011年，这是新的开始，演给如今的年轻人看。
　　
　　莫言：说到我和话剧的缘分，那真是很久远了。我最早变成铅字的是小说，但真正的处女作，却是一部名为《离婚》的话剧。那是1978年，我正在山东黄县当兵，在电视上看了一部名叫《于无声处》的话剧，又读了曹禺、郭沫若的剧本，就写了那样一部带着明显模仿痕迹的剧本，投寄到很多刊物，均遭退稿，一怒之下，我就把它扔进火炉，一焚了之。1999年，我和王树增合作的话剧《霸王别姬》在人艺小剧场上演，算是我第一部正式的话剧作品。
　　
　　一隔又几年，遇见荆轲纯属偶然，2003年，空军话剧团有一个关于荆轲的剧本，他们对这个剧本不满意，希望我加入进去，和原编剧一块修改。但看后我觉得修改难度很大，它对荆轲的理解和我对荆轲的理解相去甚远，我索性重写了一个，写得很快，但后来因为“裁军整编”，空政话剧团退出了建制序列，这个戏就被搁置了。
　　
　　任鸣：真是感谢后来在北师大举办的一次活动，我遇见了你。因为几年前看过你的《霸王别姬》，就想到问你手里还有没有剧本，如果有，希望能拿到人艺来演。活动之后你发给了我，觉得挺好，但需要再扩充、丰富一下。后来我们几个主创人员在一起探讨了两次，花了挺长的时间，对剧本做了一些的调整。
　　
　　莫言：实质性的修改发生在去年。修改主要是丰富了荆轲和燕姬的关系，给他们俩加了不少场戏，丰富了角色性格层面；其他一些次要人物也做了调整，不希望配角就是脸谱化的，哪怕是一个只有两句台词的小人物，也希望是一个任务而不是一个道具，另外在台词方面做了一些润色。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史记》中荆轲中的情节，但故事无非是表达现代人对人生对世界观念的框架，里面的思索都是现代人的。
　　
　　任鸣：戏剧本身是面镜子，观众看戏的时候就好像在照镜子，透过其间人物，观照到自己的心态。特别是历史剧，毕竟故事的背景、发生的年代已经久远，再次重提一定要找寻它在当下的意义。
　　
　　莫言：在《我们的荆轲》中，我赋予了荆轲刺秦全新的动机、过程和人物性格。最初，他希望能够得到任务，希望能像历史上那些大侠一样，通过一刺而成名。慢慢地，他意识到自己的这场刺杀，与所谓正义、百姓无关，就是一种行为，一种表演。对这种心态，我不会表示赞成抑或反对，只能说，这件事就是一场秀。所谓借古讽今，本意还是借荆轲的戏，讲当代的事。我相信观众看完戏后，不会去追究它和历史到底有多大的出入，观众应该能从这部戏中得到比一段历史更多的东西。
　　
　　任鸣：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部戏叫做《我们的荆轲》？“我们”代表现在，它不是重述历史，而是将现代人对荆轲的观念投射出来，这也是我执导这部戏的钥匙。你说过一句话特别好：“历史就是现代史。”这就是这部戏整个的魂儿。它有很大的探索性，是一种对历史戏的新排法，譬如我专意挑了一些年轻演员，他们还没有达到家喻户晓的声名度，但他们那种年轻、少框架、保留本初状态的感觉，能迅速拉近观众和历史的距离，让共鸣迅速出现，这是很重要的。我还跟他们说，咱们就得有点古代刺客那种亡命之徒、混不吝的劲儿！过去很多历史剧间隔了观众和历史的距离，让人感觉和“我”没有关系，但通过一部戏对现实产生意义，是有追求的戏剧人该做的。
　　
　　莫言：我觉得饰演荆轲的王斑把握得比较准确，那种不嚣张不张狂的感觉，很符合我对人物的理解。唯一有点担心的是演燕姬的宋轶，她本身是年轻的，现代的，要演一个复杂的、饱经沧桑的、见过真正的大场面伺候过真正的大人物、对人生对权力对荣耀有不是深刻而是绝望的认识的女人，还要和荆轲对戏，最终影响了他，死在他手里，还闪现出一点温情……对她来说，这是一次大考。
　　
　　我今天跟演员说，希望他们在排练过程中对过分书面的语言进行调整，改得通俗一些，一旦有的台词观众不能瞬间接受，变成障碍的话，是很糟糕的事情。我在这部戏里穿插进许多现代语言，意图就是提醒观众这是个现代人写、现代人演的古代故事，希望观众看到这个人物，会忘记他是历史上刺秦的荆轲，而是身边熟悉的人。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就满意了。
　　
　　文坛也是侠客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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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予荆轲刺秦“想出名”的全新动机，在这个人人为获得那长达五分钟的关注而奋不顾身的时代，对于“出名”如此肤浅的目的而言，这种挖掘和呈现则是存在于另一面的深刻。
　　
　　莫言：我之前说过我是剧迷，喜欢看话剧，就有很多人问我喜欢看什么话剧，。我的戏剧观念比较传统，希望舞台上有丰满的人物、比较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外部的冲突，而是人物内心自我的冲突。台词应该有很好的文采，比较华丽，比如莎士比亚、曹禺的戏。也有人问过我对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先锋戏剧的看法，我的感受是一点先锋还可以，太先锋就接受不了，太先锋会让人觉得太自我，只关注自己的小情绪、小感觉。
　　
　　任鸣：现在中国戏剧中，能搞笑的戏很多，有思想、有分量的戏很少，但我理解的戏剧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是有思想有力量的，而不是让观众一逗一笑就完了。当然，可以笑，但这只是它很表层的一部分，深层在它的批判精神，它对人性的追问。曹禺说过，深刻就是在人性上深深的挖掘。
　　
　　莫言：话剧的终极目的和小说是一样的，还是要写人，挖掘人的精神世界，挖掘人的内心矛盾。
　　
　　任鸣：戏剧本身是面镜子，观众看戏的时候就好像在照镜子，透过其间人物，观照到自己的心态。
　　
　　莫言：比如“侠客”这个概念，过去我们对它有个固定的看法，就是义薄云天、一诺千金。但是我看了不少记载侠客行为的古籍，他们其实没有太多原则性，多数就是受人恩惠，或者给人承诺，就替人杀人，所杀之人是否真的该杀？这种报答方式是否真的合理？这是值得深思的。所以我给了荆轲一个想出名的动机，这也正是将历史和当代联系起来的扭结。
　　
　　任鸣：“想出名”本身可能是浅薄的，但是挖掘出这个动机，特别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就会有它深刻的意义。
　　
　　莫言：由此可以联想到当下很多坛，包括文坛、体坛、影坛、神坛……每个人都想成名成家，正是一种个人欲望在专业领域的集中表现，也因此它变成了一块人性的试金石，围绕着成名，你可以看到种种交易及人性卑劣之处。我觉得现在的文坛跟当初的侠客圈很像，剧中有很多的理解都是我从自身所处的文坛引发的，比如我自己，当年初登文坛，也是千方百计的想出名，千方百计的要表现自己，我慢慢发现，文坛也有“潜规则”：要成名就得拜码头、拜名人，就涉及人和人之间情感的一种交易，友谊和物质的交易。时间长了，我才想明白，作品的影响力要靠读者来发现。有些作品名声很大，但它确实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所以不能靠名声来判断价值，还有比名声更高更有价值的东西。
　　
　　任鸣：把过去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重新拿出来排一部戏，很多人都会被“经典”二字羁绊，重新解读很可能会引发争议，但争议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我相信，经典不该只是一种模式。”
　　
　　莫言：一个历史剧必须让观众看到自己，看到自己身边熟悉的人，这样他才会往下看，否则拿什么吸引他？也没有意义。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号称奋斗或者说努力，但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到底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可能思考的人并不多，但这些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一些终极的问题。
　　
　　剧场欢迎作家
　　
　　也许今后的莫言不再是个小说家而变成了剧作家，坐在观众席上，看着舞台上正按照自己的意志，上演着一出生龙活虎的戏，借角色之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相对小说，这给了他更多的快意。
　　
　　莫言：这次创作，我感受最直接的是：小说中可以有环境描写、内心独白，甚至作家自己跳出来说话，但戏剧只能依靠演员的动作和台词来呈现，这对当代中国作家是个考验。现在许多小说不太重视对话，常用叙述的方式作家直接来发言，但中国传统小说的看家本领，正是依靠对话来表达人物个性，这是我们很宝贵的传统，它给中国作家写话剧，带来了先天的优势。但并不容易：话剧时间有限空间有限，它要在各种局限中展示激烈的矛盾，表达复杂的内心冲突，杯水波澜。
　　
　　任鸣：要排一台好戏，首先剧本要精彩。表演毕竟是二度创作，如果剧本本身不够有思想不够深刻，二度创作很难成功。《我们的荆轲》是人艺这几年来的唯一一部原创剧，前面是《家》，后面是一部改编剧，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更提倡原创。真正能够记录一个剧院在一定时期的水平的，还是它的原创剧。要出好的原创剧，必须要找到重量级的作家来合作。去年刘恒加盟创作的《窝头会馆》曾经一票难求，是个很好的尝试，这次你来加入，我们很高兴。
　　
　　莫言：我一直觉得小说家写话剧是本色行当。每一部优秀的小说里，其实都包藏着一部话剧。它们的终极目的，都是塑造出典型人物，这样的人物是所有人，也是我们自己。我没有接受过任何话剧方面的专业训练，仅凭着兴趣和直觉来写剧本，可能中间会有漏洞，但写作的时候，真是酣畅淋漓：让角色代替我说话，说出更多更丰富的面相，那种快意比写小说还要强烈。
　　
　　任鸣：没有接受话剧训练有时也是一件好事，它让人没有了框架的限制，更容易得到创新。
　　
　　莫言：更美妙的是上演时那种满足感，之前创作《霸王别姬》时，我坐在观众席上，看着舞台上正在按照自己的剧本，上演一部生龙活虎的戏，有强烈的满足感—胜过看到有人说他喜欢我的小说。
　　
　　任鸣：能理解！我5岁开始演话剧，从小就喜欢剧场那种感觉，也没人强迫我要做什么，我待在剧场，就觉得特别好玩。《我们的荆轲》是我执导的第67部戏，老有人问我，你一部部地拍戏，烦不烦？我说真不烦，排戏反倒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我相信舞台有它的魔力，譬如老舍先生，接触到话剧之后，一下子写了9部戏；契诃夫接触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之后，剧本创作也一发不可收。这都是从小说转入剧本创作的典范。大家老在争论经典，矛头的一个指向是，现在创造力衰退。但我觉得，经典是要靠时间来说话的，不是靠短期的热闹哄抬出来，而是看10年20年甚至50年100，这台戏还有没有再上演的必要。曹禺的作品最初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成为经典，但时间证明了它的位置。我认为当下还是会出现经典的，创造力衰退的说法，我不相信，没那么绝望，也没那么着急。我最相信的是观众和时间，让它们来评判吧。
　　
　　莫言：但愿时间能够证明我的作品有价值！小说家和剧作家，对我来说从来不存在隔阂，两者是可以兼顾的身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典范，近的譬如老舍，远的譬如萨特，都是如此。萨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他的小说。
　　
　　之前我说过，计划写三部剧本，现在写完了第二部，我感到自己更冲动了，恨不得现在就回家去立刻开始！完全理解到老舍一发不可收的状态。我觉得自己的剧本会写得不错，一是有热情，原动力很充沛；二是有信心，三是不服气，看过很多所谓经典，了解了经典的水平，我觉得能比它们写得更好。第三部具体什么时候写出来还不能预计，但肯定是完全原创的当代题材戏，能够和当下发生更紧密、更直接的联系。你们拭目以待吧。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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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认为创造出中国本土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自称“一直对话剧有深深迷恋”，此次编剧《我们的荆轲》，是他第二部话剧作品。
　　
　　话剧的终极目的和小说是一样的，还是要写人，挖掘人的精神世界，挖掘人的内心矛盾。
　　
　　任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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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我们的荆轲》是其执导的第67部戏。作品有《北京大爷》《阮玲玉》《情痴》《等待戈多》《哈姆雷特》《日出》等等，传统与现代兼具。
　　
　　很多历史剧让观众感觉和“我”没关系，通过戏对现实产生意义，是有追求的戏剧人该做的。

　　撰文|本刊记者张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