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之泣

                                 ——读报札记（五十八）

    据《新京报》8月16日报道：北京市30所打工子弟学校陆续收到关停通知，校舍被拆除，3万名学生将面临失学。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是这些学校被关停的共同原因。北京有百余所类似的打工子弟学校，对待这些学校，不同区县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政策，但陆续关停、分流学生，乃是一致的政策方向。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名为拆违实为取缔。　

    偌大的京城，却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对于不少打工子弟而言，留在父母务工所在的城市接受公平的义务教育，似乎是个奢侈的愿望。依靠民间力量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打工子弟学校，如今也面临着“全面清场”的厄运：自6月中旬起，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对于这场大规模的“教育拆迁”，北京市教委给出的理由是打工子弟学校存在非法办学的现象。诚然，非法办学确实应该予以取缔，但前提是学生得到妥善的安置，受教育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行政权力以“一刀切”的方式，贸然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实际上也是在拆毁打工子弟的上学梦。

　  打工子弟常常被比作为“飘飞的蒲公英”，打工子弟学校就是他们的“春天”；而在教育部门眼里，却是非法办学的“山寨校”。北京市教育官员提出，彻底清除未经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是不是“非法办学”的“山寨校”，其存在是否合理，还有待商榷，以此为借口关停取缔未免显得太近人情。而且“就这样说关就关了”，没有认真考虑和妥善解决“飘飞的蒲公英”们何去何从的问题。
　　
    其实，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飘飞的蒲公英”必受其害。首先，他们难以像有关部门说的那样可进入公办校免费就读。因为他们的家长大多是菜农、商贩、临时工，甚至靠拾荒为生，根本无法做到“五证”齐全，他们也许根本开不到借读证明。其次，他们不可能到私立学校就读，私立学校高昂的学费，他们显然难以承担。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离开父母，回到只有爷爷奶奶的村庄，继续当“留守儿童”，而这种缺乏监护的放纵，很有可能导致他们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飘飞的蒲公英”失去了“春天”，迎接他们的也许就是缺乏社会温情的寒冬。

    作为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打工子弟学校，尽管存在非法办学的现象。但那些致力于填补教育保障空白的打工子弟学校，无疑是可贵的民间救济力量。实际上，《义务教育法》也规定：“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那些真正的打工子弟学校，正是社会力量为打工子弟接受教育权创造良好环境的义举。行政权力如此扼杀，无疑有失妥当。在职能部门无法保证打工子弟受教育权利的情况下，理应引导和扶植民间力量，辅助它们的健康成长，而不应该将其视为假想敌，予以关停和取缔。
　　
    如果说职能部门无能的话，那么把社会力量的援助打工子弟学习挡在门外，那便是无知。毫无疑问，打工子弟入学难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更是事关社会公平。而这一难题的破解，需要教育职能部门的努力，更是需要社会力量的扶助，从而形成合力来攻破。打工子弟学校兴起，正是民间力量成长的表现，尽管其中可能有动机不良者非法谋利，但并不代表着它就是洪水猛兽，只要法律规章的引导和匡正，完全可以保证其纯粹性和公益性，对于保障打工子弟的入学权利，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有益无害。
　　
　　北京大规模针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拆迁”，无疑是武断和粗暴。保障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利不被放逐和遗弃，理应是整个社会的共识，也是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的责任。因而，这场放逐打工子弟受教育权，驱逐民间救济力量的“教育拆迁运动”，应该尽快停止。应冷静和理智地进行行政决策，分清主次轻重，通过极大可能地整合力量、合理地分配资源，探寻一条保障打工子弟受教育权的可行路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是政府急需解决的大问题。不断传来取缔打工子弟学校风波，农民工子女一次次面临失学危险。
　　　　　

    的确，在一个城市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在于，面对问题，是解决还是逃避。北京市动辄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而不考虑取缔后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不符合作为一个国家首都的形象。面对数万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不得不喊一声：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且慢！取缔之前，先想想农民工子女为了上学而留下的眼泪，不要让政策产生更多的失学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