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讨薪

                                ——读报札记（之三十六）

    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的橄榄城佛岗安置房于今年三月就已交房，半年多过去了，在此干活的农民工却迟迟没有领完工钱，12月19日上午，20多名农民工出现在佛岗新居小区门口，站在人行道上摆出一个“心”字造型，希望此举能为自己讨回应有的血汗钱。（12月30日《河南商报》）

    每至岁末，农民工兄弟讨薪的呼声总是一浪高过一浪。他们能不能“站着把钱拿回来”呢？日前，20多名农民工在郑州市，以“不堵门、不堵路、不跳楼，只想以这种文明的方式，唤起拖欠工钱那些人的良知。”这是其中一位讨薪农民工张奇杰说的话。由于众多“潜规则”，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为了讨薪，常常以牺牲生命或安全为代价，甚至不惜选择违法手段以引起社会关注。因此，农民工讨薪成了一种社会的“常态”。

    毋庸置疑，“讨薪艺术化”的形式：摆“心”型、表“心”声，讨工钱，怨“工程”，善良、懦弱的农民工兄弟将国外维权者常用的“秀一把”的方式来宣泄利益诉求。并非有闲心思来自嘲，而是缘于无奈而心痛。可如今这种做法，初衷是引来媒体竞相报道和公众舆论“围观”，好借力讨薪；“亮点”则是彰显出近年来农民工讨薪越来越“精明”——由原来的不惜以身自戕，以命相搏，演变为较为斯文、不那么暴力、惨烈的方式。　

    对农民工来说，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渠道遭到了严重的阻塞。在讨薪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核心问题：农民工在社会上究竟拥有多大程度的话语权？公众不应用旁观者的姿态对待，应站在权益维护和尊严保障的高度来看待讨薪难。而最重要的追问是：社会究竟给了农民多少表达意见的空间和渠道？

    在农民工讨薪难的过程中，不能不注意到一种事实：讨薪成本过高，法律援助缺失，这已经成为农民工“要站着把钱拿回来”的拦路虎。一般情况下，讨薪1000元需要付出综合成本至少3000元，这还是保守的计算。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而选择绑架、堵路、跳楼、爬塔吊等暴力极端手段维权，原因之一便是前者的维权成本过高。而有的人在付出巨大成本后权利仍然得不到维护，或是处理结果不能弥补他们付出的成本，真是无可奈何。

    如今，中国现有2 亿多农民工，虽背井离乡，备极艰辛，却面临着愁欠薪、怕工伤、无社保、工作不稳定等诸多问题。欠薪之所以成为挥之不去的痼疾，讨薪之所以屡屡悲情上演，与企业主法律意识淡薄、只顾赚钱、漠视社会责任感有关。而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工会组织监管不到位、服务不给力，也难辞其咎。欠薪和讨薪的恶性循环，深层次来说，其实是体制之弊、社会之痛。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言辞激烈地说：“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部长冲冠一怒，从中读出了部长对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关注，和其解决欠薪问题的急迫心情。但是，“发飙”只是情绪的宣泄，那些听完了部长“发飙”的厅局长们，或许也会在自己的下属面前就欠薪问题“发飙”，可是，这样的“飙”最终会有多少“发”在欠薪者的身上，就不得而知了。

    欠薪问题，虽然突出地表现在农民工身上，但反映的是劳动者的总体权利状况。农民工的维权，绝不是农民工自己的事，其实权利是个整体，一个群体的权利受损，就意味着所有人的权利都面临着威胁，这是一个关于权利的常识。因此，改善农民工的权利状况，不能靠农民工一个群体奋斗，不能靠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倒逼，必须靠包括精英群体在内的所有人一起呐喊。尹蔚民部长的激烈言辞，无疑带了个好头。

    讨薪的路上，农民工已经走了很久，一路上的艰辛一路上的血泪，不仅仅是要促使劳资纠纷的解决、法律制度的完善，还要唤起社会对其作为人的基本尊重。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又未尝不能成为文明生活、文明制度的中坚力量呢？用“心”讨薪，体现的是农民工群体的成长，他们以最朴实的动因在公共空间里展现自身的生存状态，追问社会，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健康理性的，而且还是文明艺术的。

    运动式、阶段式、发飙式的讨薪，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复杂，甚至会变相鼓励平时的欠薪行为，这对维护农民工权益是非常不利的——“年年讨薪年年欠，年年重视年年有”的现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领导重视当然是好事，但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打工挣钱的“天经地义”，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途径。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恶意欠薪”入罪，确实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