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儿童节，东子受邀参加“青岛市庆六一表彰大会暨‘好家规伴我成长’论坛”，并做了《怎么给孩子立规矩》主题演讲。

在东子入住的府新大厦对面就是“解放军第401医院”，这所医院唤起我关于青岛的全部记忆……

来到青岛

1996年金秋，作为第九届全国公共组织联席会议的代表，我第一次触摸这座美丽的滨海之城。

1998年“五一”，我出差再次来到青岛，拜会时任青岛市公共关系协会秘书长、青岛市行为科学学会秘书长、《行为科学报》总编辑的董剑先生。

妻子当时在山东龙口的一所职业中专教书，1岁半的女儿寄养在姥姥家。为了更好地与妻女相伴，也为了亲近大海。当年初秋，满载书刊和生活用品的五十铃汽车从古都西安一路向东，经过40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出关中经豫皖过苏北到齐鲁，驶入黄海之滨的青岛。由此，我成为这座城市的居民。

原定是两天一夜的车程，由于路上耽搁，多走了一夜。在西安启程时，我给妻子打电话，她即赶到青岛我事先考察好的大麦岛租住一处民宅，在那里等待。我年轻娇美的妻子，在黑夜里焦急地候盼。待第三天见到我时，已是满脸憔悴，惊恐、担心让她瘫软在地。现在想来，我依然心痛不已，为没能给她一个好的物质和心理环境。

第二天，送妻子登上回龙口的汽车后，我与董剑先生第二次面对面。第一次面晤我是以公关同行的身份，抱着向他学习和讨教的目的登门拜访他的。通过交流，发现两个人竟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我们都是行伍出身，都性格直率，干事业都有一股闯劲……不同的是他事业大成，我却落魄不已。

我生性喜欢大海，有海的地方总是让我向往，由此感叹青岛是个好地方。董剑说：“喜欢就来嘛，若不嫌弃，欢迎你到我这里发展。”所以当我决定离开西安，在烟台和青岛两地权衡时，董剑的这句话坚定了我对青岛的选择。

这样我就成了《行为科学报》“心理咨询”专版的栏目编辑、主持，我在青岛的工作也正式启幕……

卖书糊口

来青岛之前，无论是在特区海南，还是西北边陲陕西，一直被大中学生誉为“良师益友”的东子，走马灯似的到各大中学校演讲，内容涉及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社会热点问题。到青岛不久，我的首场讲座《流行与个性》就在青岛大学举行，几天后又为青岛海洋大学做了《心理与人生》的专题讲座。

在青岛大学的讲座与往无异，报告结束后，依然签名、照相。第二天的《行为科学报》第一版还配图刊发活动报道。可有谁能想到，台上风光无限的东子，在讲座的当晚连吃饭的银两都没有。

从青大讲座回来感觉有些饿，可翻遍兜找遍家，也只是些毛票，这些钱尚不足一顿基本的餐食。突然感到很虚无，我怎么会没有吃饭的钱了？

其实，付给搬家车费4000多元后，我就知道口袋银两所剩不多。妻子临走时，还问用不用留点钱，我一脸坚定地说：“不用！”一是我知道她的工资有限，二是男人骨子里的那份自尊。

虽然妻子走后我就上班了，但是单位的工资是要等到月底或到月满才发。所以，那段时间，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我，勒紧腰带过日子，即便这样也是捉襟见肘。当目光落在墙角堆放的我出版的第一部书《象牙塔内的心结》时，想到我的餐食有着落了。这部书的稿费是以书抵酬，也就是按等价的稿酬给的书。书不就是钱嘛，我自嘲道。于是拿起几本书，向街边尚未打烊的店铺走去……

饥肠辘辘行进在霓虹闪烁的街巷，无人理睬，顿感凄凉。在一家餐馆，我向店老板提出用书换顿饭，老板开始不屑地看着我，当验证我确实是这本书的作者时（书的扉页有我的照片），赏了我一盘鲅鱼水饺，并让我在书上签名。

走出餐馆已是夜半，我没有回家，而是寻波涛而去……

我既未跳海，也没自杀。而是坐在礁石上，在寂静的夜空陪伴下，把双腿丢进大海，仍凭风吹浪打……

理清思绪已是凌晨，回到住所小睡一会儿，新的一天到来，太阳灿烂如初。

背上十几本《象牙塔内的心结》走上了街头。有了昨天的经验，进门后先不急着问人家买不买书，而是先简单自我介绍，让对方明确我的身份，不是专门卖书的推销员，是想了解读者反应的作者调研。

可怜的自尊使我没有勇气说出实情。事后，妻子开玩笑说，“如果你告诉别人，自己是一个落魄的作家，只好拿自己的书换饭吃，说不定还会有人捐款呢。”

果然换了说法后，书好卖多了，人们大多抱着好奇的心理，想看看站在眼前的这个人写的书什么样，有的还让我在书的扉页签名。

就这样，每隔几天，见口袋瘪了，我就出去卖几本书糊口，那些书算是帮我撑过了那段日子，不至于被饿死在青岛的街头……

办班之惑

为了活下去，看着家中堆放的在西安编写的《公关礼仪培训教材》，我萌生了继续办班的想法。我租住的寓所所在地大麦岛与青岛大学仅隔一条马路，我想借助这一有利条件，把培训班开在青岛大学。因为此前在青大做过讲座，很快一个班就凑了起来。这不仅仅意味着温饱无忧，更重要的是我的价值被认可。

遗憾的是后来青大毁约，不租给我教室了。从青大走出来，我心里一片茫然。到别的学校租教室，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因为报名参加学习的基本都是青大学生。不在本校上课，自然给他们带来许多不便。无奈，我只好在大麦岛临时租了一处只能容纳20人的民房做教室，这样既解决了学生上课远的问题，也方便了我去上课。

租下民房后，我第一时间给滕雪峰等几个在报名时印象不错的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们授课地点有变动了，并麻烦大家分头通知余下的同学。同时告知愿意学的就在明天按时来上课，不愿学的则退还他们的学费。结果可想而知，因为改在校外上课，大部分同学都放弃了学习，正式上课时只剩下十几个同学。

因为没有桌椅，我借了几条长板凳，大家就挤在那几条板凳上，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边听我讲课，边记笔记。看着这样的场景，我百感交集，心酸不已。这么多年来，自己办了几十期培训班，还是第一次如此“悲壮”，颇有战争年代农民讲习所的味道。

不管怎么说，培训班免遭“流产”的厄运，在艰难中生存了下来。我从心里感激那十几位坚持听课的同学，他们给了我弥足珍贵的信任，在那段极其压抑的日子里，面对这十几张年青的笑脸，我的心得以有少许的欢快和轻松。

在此，我要向他们——滕雪峰、李渊诗、赵秀美、徐玲玲、邵芳华、孙伟勋、徐爱丽、孙荣伟、陈丽娜、董和国、邹小菲……道声：“谢谢!”

女儿之乐

悲喜交加地过了一个月，迎来了女儿的2周岁生日。由于生日当天是星期三，妻子要在单位上课，只好在周末来青岛与我团聚，为孩子庆贺生日。

在此前的几天里，我就筹划着孩子的生日，一是列出要为孩子够买的礼物，二是谋划带孩子要去的游玩场地及项目。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我的宝宝到来。

1998年10月24日中午，我到长途汽车站迎接妻女，隔着车窗女儿就看到了我，冲我大声地喊着：“爸爸，爸爸。”我急忙往车门走去，孩子以为我要走了，就大声地哭喊：“爸爸，爸爸走了……”她妈妈安慰道：“爸爸没走，到车门口等我们去了。”

待依依走到车门口，我将她抱到怀里时，孩子大哭起来：“爸爸，你不会不要我吧？”我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说：“怎么会呢？爸爸这不是来接你了吗？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孩子，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她妈妈把孩子抱下来放到地上，我们拉着她的小手，一路说说笑笑地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带依依游览了栈桥、团岛、汇泉广场、中山公园，到黄海娱乐城玩了一些孩子喜欢的小游戏。而后，女儿拉着妈妈的手与我道别……

痛别岛城

送走妻女，日子重复着：写稿、编稿、授课。

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迎着夕阳的余辉回到了寓所，浑身酸痛有说不出的疲惫，感觉自己的身体在不停地往下坠落，头发胀并且隐隐作痛。我强迫自己清醒过来，并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有些不舒服，她劝我吃口饭早点休息。

放下电话，我想弄点吃的，可是站不住，意识越来越模糊，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很恍惚。我试图坐起来，竟发现全身瘫软没有力气，就连抬胳膊都成了妄想。这时，尚存的意识告诉我：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我挣扎着坐了起来，摸索着下了床，然后扶着墙走到门外，使劲伸着胳膊，终于，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的面前。司机把我扶进车里，我用极其微弱地声音告诉他：“401”。

到401医院时，我已经重度昏迷，我的世界一片沉寂。几个小时后，大脑渐渐能够运转的我，努力整理着记忆碎片，恍惚中对自己被出租车司机搀进急救室时，所引起的小小慌乱还有一丝模糊印记。好像有人一直在掐着我的人中，还有人在挤压我的心脏。终于看清了自己躺在四周一片雪白的屋子里，鼻孔里插着管子，手腕上打着吊针，两个医生面容凝重地站在我的身边。

见我醒了过来，在场的医生护士都松了口气。从他们的口中，我了解到这里是海军401医院的急救室，我被送来时神志不清、呼吸微弱，医生采取了急救措施。当我醒来时，时针已指在夜里11点。

第二天，妻子赶到医院时，我已恢复正常。交了医药费后，我被妻子领了回寓所。

感谢那位不知名的司机师傅，感谢401医院的白衣天使，是他们使我的生命得以延续。

两天后，交待好相关事宜，短暂的青岛之旅画上了一个句号。

虽然是一次惊魂之旅，但我深深的爱着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12年后的2010年父亲节，我重返岛城，举办了两场读者见面会和新书《好爸爸，好孩子》签售活动。第二天，青岛主要媒体都配图报道了东子的这次岛城之行。

又隔六载，再次回到青岛。不顾旅途疲劳，我嗅着黄海的味道，来到浓雾弥漫的五四广场，海风裹着我的记忆飘向远方……

在第九届全国公共关系组织联席会议上，右为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祝盛业，左为青岛公共学校校长赵丽萍

今日的401医院

2岁的女儿在海边

《行为科学报》的报道

2010年父亲节东子讲座 青岛媒体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