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出版过十几本书，发表小说应该超过两百万字，但只有这本《杜牧传》令我感觉神奇。

这种神奇的感觉是：我竟然会为杜牧作传。我怎么会为杜牧作传？不可思议。

喜欢杜牧是很早很早的事情，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当然，那时只是喜欢作品，还谈不上对作者产生兴趣。对于大别山里的穷孩子来说，从作品到作者的联想，未免深邃了些。我最喜欢的杜牧诗作，或曰印象最为深刻的小杜诗句，既非《山行》或《清明》，亦非《江南春绝句》跟《泊秦淮》，更非《题乌江亭》与《赤壁》。毫无疑问，它理当与情感相关。而上述诗作美则美矣，却无关乎情感，不是懵懂少年的菜。

《遣怀》似乎是写情感的，人人耳熟能详，或是杜牧影响最大的诗作。因它对中年人的胃口，颓废嘛；更对当下的胃口，不主动不拒绝不道歉不负责嘛。但我一直不大欣赏。从那时到现在。不是标榜道德高，而是自认情商低，身体也不够好。杜牧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可惜只活了五十岁，我的结论是与之有关。这也是当年牛僧孺对他的担忧。白居易好佛，结果享年七十又五。这虽然不能当作寿命与生活方式对比调查的科学样本，但或许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

我印象最深刻的小杜诗作，是《赠别》之二：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那时我在读高三。分别在即，某日某个男生托我给女生传纸条，内容就是这四句诗。没有作者，甚至连题目都没有。在那个时刻，我是如此地嫉妒这位同窗。嫉妒他敢于给女生传纸条——本来这并非什么高难度动作，问题是那女生多有特殊：未必最漂亮，必定最高傲。从来都是落落寡合，像辛弃疾词中独立于灯火阑珊处的仕女，而非杜牧笔下屡屡倒霉的召之即来的姑娘；嫉妒他能以潇洒的行草，写出这首我从未听说过的诗。那一刻我有点明白，自己之所以无此胆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怀中未藏这样的利器。

已经忘记多久之后，我才弄明白题目和作者。从此心里就刻下这个名字：杜牧。起初这个名字还是偏正词组，我对名更感兴趣，因不懂“牧”字的涵义。在我心目中，它可不是什么好词儿。我就是不想在山里放一辈子牛，才要外出熬油念书的嘛。

后来我知道有位姓李的大将也以此为名。再后来我以此给儿子命名。彼时我笑言曰：他好好干，将来当省长；不好好干，回去跟爷爷放牛。

如今我才明白，“牧”在《圣经》中几乎是个神圣的字眼。而比起当省长，跟随爷爷放牛的希望更加渺茫。老家的土地全部撂荒，牛已失踪多年。每次回故乡，对我都是一种不动声色的伤害。还好，我有了这本《杜牧传》。感谢上帝。

我学的是工科，主要是考虑生计。因高中时期母校的文科极其薄弱，考生的最高学府便是本地的信阳师范学院，而我是决意要展翅高飞的。但二十年二前走出大学校门后，心里依旧放不下文，时至今日安身立命的倚靠也并非数字，还是文字。却说某日我到济南公干，顺便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吴在庆先生的《杜牧全传》，另外一本是《辛弃疾全传》。系同一出版社的系列作品。读过之后我印象深刻，因为极不喜欢。虽然名曰“全传”，但完全是小说笔法。无论文笔好坏，史实正误，都不对我的胃口。我尤其不能忍受文中的人物对话。

我总是想：你怎么知道的？

这么想时，我几乎满怀委屈。重新为杜牧作传的念头，也许就在那时，在我尚未意识到的时刻，已经悄悄埋下种子，十几年后姗姗而来，犹未为迟。

《杜牧全传》的虚构写法，是出版社的体例要求，无可厚非。《史记》也有不少想象虚构的成分。像上古历史宫廷密谋，只能依靠传说，或曰口述历史。然而这不是我的志望和兴趣所在。尽管我如今的专业便是虚构，那样更加省事。《史记》虽是绝对经典，但经典首先是时间概念。当下再要以适度虚构追比《史记》，只怕是以流沙击狂涛。因而我决定严格按照史实作传，以无一字无出处为目标。这样的写作难度肯定远甚于小说笔法，或曰合理想象。你无法天马行空，只能头晕脑胀地查资料，双眼昏花地核对。因杜牧虽为晚唐三杰，但存世资料极其有限。两《唐书》本传、《唐才子传》以及各种笔记中的资料，用于写小说或足以洋洋洒洒，但要用来建构一本信史的传记，却是举步维艰。

除了真实，我对本书的定位之二是细节。决不简单地就事论事、就人论人。那样写出来的人物，缺乏背景与细节的关照，难有层次感。千年的时空阻隔已经滤掉多数信息，笔尖稍一打滑，必然还要导致更多信息的流失。类似复印和翻拍。我希望写出时代背景、时人的精神面貌、当时生活的详细情形。吴带当风。只要可能，我甚至希望查出他们衣褶的样式。在我看来，这绝非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而是历史的质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未必要写出来，但一定要知道。曾有电视剧里孝庄皇太后自称“我孝庄”如何如何，遭人诟病但编剧还不服气。说到底，还是考证功夫不够，不知道她应该如何自称。

读者一定还会注意到，我花了大量的笔墨来考证唐代的官制。在一本文学家的传记中作此努力，似乎跑题，但其实没有。从古到今，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国家。读书人三天没做官，便会感觉心里没底。这实在不怪文人腰板子不够硬。当政府垄断了绝大多数乃至全部资源的时候，只能如此。尽管这会导致全民人格以及民族文化品格总体性的退化弱化。杜牧之所以老是感觉怀才不遇，完全是因为对职位的渴望未得饱足。其实他挺成功的。一个唐代文人能不间断地做官，已很难得，因为绝大多数官员都无此幸运。僧多粥少是长期的必然的，但唐代官员的编制卡得挺严，从无配备十几个副职养官员的现象（当然，唐代的俸禄也相对较高，每个官员都要养活全家几十口乃至上百口。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轮不上的，只好先歇着。“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是常有之事。杜牧一直没有下场，最终还做到中书舍人，实在不能算落魄。他的落魄感觉，完全是因为自我期许太高，非得出将入相才行。

有得必有失。初稿出来后，评审专家认为合理想象太少，文本不够生动。我深以为然，做了相应调整，但依旧没有出格。所有的想象，其实都来自于杜诗。诗中有表现的，我便换为我的口吻与文字。我想，这种写法是能找到知音的。

我的写作之路可谓曲折。起初动笔是因为无聊，写集邮和邮市评论文章打发时日；后来改写报纸的副刊文章，读《杜牧全传》便是在那个时期；再后来写小说，如今又写了《杜牧传》。所谓中年变法衰年变法，张弘靖书体三变流传史册，我未入中年已历四变，不是三级跳，而是杀四门，但犹未为显；不待扬鞭，自当奋蹄。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十多年前偶然买下但从未细读的超级冷门书《唐代工商业》竟能突然发挥作用，若非神意，谁能成全？人近中年时体味到少年时期梦境的温度，感觉是亲切而非不堪回首，不必自我否定，已是无上幸福；能用秃笔一支，点滴还原那种梦境，触摸那种雕版印刷般的凸凹感，何止幸福，简直奢侈。不是么？

有一点尤其需要说明。本次写作，我最主要的两本参考书是缪钺先生的《杜牧传·杜牧年谱》、吴在庆先生的《杜牧集系年校注》。二公均为杜牧研究专家，缪钺先生作为老一辈学人，功力尤其深厚，然这两本书中都不乏舛误。这并非说明他们用功不到，更不说明他们学术素养欠缺，而是历史实在复杂，历史写作格外困难。有时毫无线索，有时线索互相矛盾。前辈尚且如此，何况小子如我。我工科出身，没有整套的史学理论体系，也无全面的历史学术素养。虽然凭借多年的兴趣和积累，耗尽心力完成此书，但根基既浅，谬误必多。恳请各位方家读者不吝赐教，以俾随时补正。小子不才，顿首再拜。

是为记。

2014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