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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十二条叙事方法

(2015-03-20 14: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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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语文
 三国时代,社会动荡,战火频繁,群雄竟起。《三国演义》以文学的形式成功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战争的描写贯穿小说的始终,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读者产生了广泛地影响。人们可以不熟悉三国时期的史实,却对那个时代的许多战争故事津津乐道。笔者认为,《三国演义》对战争的描写有以下特点。一注重写出各自的战争特点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总结了《三国演义》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作者罗贯中在书中做到了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的描写效果。在战争的描写过程中又能做到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给广大读者留下了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且各具特色的阅读欣赏感。这里所说的同树异枝和犯中求避,正是道出了《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一个显著特色。全书大小战争写了共有百余次,同是写战争,但作者却能够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犯中求避,描写起来千变万化,绝不重复。由于受时代的局限,火攻和水攻成为当时能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有效战术,因而作为描写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三国演义》,对这种战术自然是大写特写。有人统计,仅火攻本书就写了几十次,这就势必要“犯”,而作者却巧妙地“避”,每......(本文共计2页)       [继续阅读本文]
第七编 明代文学 (第一章) 

第一章《三国志演义》

《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战争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第一节《三国志演义》的成书、作者与版本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是一个分裂的时代,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荟萃于一时,不必添枝加叶,自有许多热闹的故事,这便成为民间艺人和演义家绝好的题目。三国故事在隋代已广泛流传,据杜宝的《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观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唐初时有些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刘知几《史通·采撰》)。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足见三国故事已喧腾众口。至北宋时,“说话”艺术中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如霍四究)。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深巷中小儿薄劣,其家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明三国故事不但艺术效果好,而且已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性。宋代的这些话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是近年在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其故事已粗具《三国志演义》的轮廓。张耒《明道杂志》载:“京师有富家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金元时期三国戏大量涌现,现知元代及元明之际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杂剧剧目就有60多种。

由上约略可知,《三国志演义》的素材主要来自三大系统:正史系统;讲史系统;杂剧系统。罗贯中在此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征文科,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出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之作。

作者罗贯中生平材料很少。元末明初贾仲明(1342—1423)的《录鬼簿续编》(或谓无名氏作)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1364年)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与罗见时贾22岁,估计罗应在五六十岁,据此推测罗生卒年可为1315—1385年间。明王圻《稗史汇编》云:“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徐谓仁《徐炳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等,说他曾客于张士诚幕中。这些都不知是否可靠。罗有多方面艺术才能,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今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皆署罗贯中名,怀疑为后人伪作。杂剧剧作存目三种,今传《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元年(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本共24卷,分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题“晋平阳候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以后的新刊本多从此出。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评语系明万历、天启年间无锡人叶昼所为,假借李卓吾之名以行,故亦释“伪李评本”),将240则合并为120回,回目也由单句变为双句。今存嘉靖至天启年间有不少书名为“三国志传”的刊本,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等。此和“演义”系统的本子孰前孰后,谁接近罗贯中的原本,目前尚存在不同看法。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批评本为基础,参考了“三国志传”本,对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并作了详细的评点。这种简称为《三国演义》的一百二十回本就是后来通行的本子
《三国志演义》的思想倾向 

《三国志演义》主要是写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记事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全书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1——33回),主要写汉末动乱、群雄并起以及曹操平定北方、势力壮大的过程。第二部分(34—85回)写刘备集团的崛起以及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三国鼎立、互相争雄的历史。第三部分(86—120)写三国归晋的过程。

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

一、《三国志演义》倡导“仁政”的政治观念,意主“忠义”的人格观念,推尚“智勇”的人才观念

刘备是作者全力歌颂的仁君典范。理政新野安抚百姓,百姓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当新野遭败,带领十万百姓向江陵转移,诸葛亮劝其暂弃百姓先行,他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诸如此类的情节,与其说是敷演史实,毋宁说是写出了百姓的希望。

与刘备相对照的是曹操。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他所遵奉的人生信条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处事以取人心为准则,如(1)黄奎妻弟苗泽为夺黄奎之妾,向曹告密,使曹破获董承、马腾等人的谋反案,事后却杀了苗泽,言:“你为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2)杨松接受曹操贿赂,为曹做内奸破张鲁,夺南郑,后曹骂杨松卖主求荣,杀之。(3)削发代首,以收人心。(4)“挟天子以令诸侯”,高举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旗帜,取得政治主动权,孙权上书劝他称帝,他一针见血指出:“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等等。

《三国志演义》在人格建构上的价值取向,是以恪守“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关羽的“义”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回报与温情,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关羽这个形象在民间越来越被神化,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他的崇敬,而不仅仅是由于历代的统治阶级不断地予以尊崇、追封的结果。

小说对智与勇的歌颂,关乎到人才的延揽与使用,“三顾茅庐”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小说之所以对此情节不惜虚构,大肆渲染,盖在于以此树立一个“礼贤下士”的典范,并借以抬高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小说还进一步写道:

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关、张见说,不言而退。(第39回)

这种鱼水相谐的关系,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在政统中是“君臣”,而在道统上则是“师友”。

曹操更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当他为王修冒死哭祭袁谭的精神所折服后,感叹道:“河北义士,何其如次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则吾敢正眼觑此地哉!”(第33回)在同一回中还写到,他在袁绍墓前总结彼败己胜之原因时说道:

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本初问吾曰:“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吾问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

二、“拥刘反曹”倾向的实质

1、历史回顾:在历史上,曹、刘孰为正统的问题,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1)西晋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2)东晋人习凿齿《汉晋春秋》首次以蜀汉为正统;(3)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4)南宋朱熹著《通鉴纲目》又以蜀为正统。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三国志》云:

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罗贯中接受朱熹《通鉴纲目》的观点,以蜀汉为正统,与他所处的元末“人心思汉”的时代精神相一致。


南北朝至宋元,民间则一致持“拥刘反曹”态度。其形成原因有二: 

一是从曹丕篡汉后,曹魏统治四十五年,始终战争不断:西晋凡51年,而八王之乱达16年,东晋103年,中原十六国纷争,南北朝对峙169年,直到隋中国才统一。北宋至元末,历时约300年,汉族又受契丹、女真、西夏、蒙古少数民族的战乱,人心思汉,远非一日,故把蜀汉作为“汉家”政权的象征,曹比北方金蒙统治。二是刘备以“仁义”治国,与曹操的“奸诈”形成对立。人民群众总希望当政者为“明君贤相”。因此,在刘备,诸葛亮身上寄托了他们的政治理想。

3、“拥刘反曹”思想产生的深层内因是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更认同刘备而否定曹操。A、曹操用人“以权术相驭”,而刘备用人“以性情相契”(赵翼语)。曹性多猜忌,刘则以诚信为本;曹氏弟兄同母相煎,刘关张异姓似骨肉。B、中国文化向来重视伦理关系,刘备集团恰好符合“忠义”的最高准则。

三、深沉的道德悲剧色彩

《三国志演义》把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观念的化身,仁君、贤相、良将的典范而大加称扬,然而历史的发展恰恰事与愿违,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竟连超凡入圣的诸葛亮也无力回天,不得不发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浩叹,无可奈何地将一切归之于“天命”或“天数”,流露出作者对于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与痛苦。杨慎的一首《临江仙》词之所以被后来用于篇首词,正乃添加者对罗贯中内心困惑与迷惘的窥探与展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诸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国志演义》是一部悲剧,也是一部呼唤传统文化精神的史诗。

四、人物形象   刘备是“仁君”典型。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处友以诚,待人以宽,爱民如子,推

行仁政,胸有大志,躬行仁义,以至“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但是,现实与理想是矛盾的,刘备为实现王业,就必须采取手段:如(1)为防曹操警觉,以后园种菜为韬晦之计。(2)挑拨曹杀对已有恩的吕布。(3)夺荆州、攻四川的行动,并不符合他所鼓吹的“仁义宽让的原则”等等。以至造成“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客观效果。

诸葛亮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以此更显示这一人物形象的高大。他是古代“贤相”的典范,又是忠贞与智慧的化身,他是作者根据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愿望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尽管以悲剧结局,却更显示其崇高的地位。《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把他的谋略写得出神入化,如鲁迅先生所言:“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诸葛亮惊人的智慧和绝世的才能,实际上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总结。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热忱,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宗教承当精神,他的理政才干和军事智慧,使他已成为一个集贤相、军师、知识分子等多重角色于一体的符号式人物。

关羽是“义”与“勇”的理想化身,过五关斩六将为“义”,“义释曹操”亦为“义”。他一生英勇,蔑视敌人,气吞山河,但又骄傲自大,刚愎自用。这些优点和缺陷集于其身,导致其悲剧发生,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崇敬。正是其“缺陷美”,与赵云的“完美”相比,似乎更具艺术的魅力。

曹操是“奸雄”的典型。小说一方面写他雄才大略,智谋超人;另一方面又渲染其阴险狡诈,多疑猜忌,嗜杀成性。一方面尊重大才,爱护人才,另一方面又忌才妒能,虐杀人才。他是事业的成功者,但又是道德的失败者,成为民众道德法庭上的被告,当了“白面奸臣”。

第三节《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

一、虚实结合的创作原则

清章学诚说《三国志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丙辰札记》)此话尽管带有史学家的偏见,但也说明了《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原则。由于它是“演义”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艺术虚构必不可少,套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固然要求大体上的正确,但是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间的权利”。(《美学》第1卷353—354页)

作为“历史演义”,全实则死,全虚则诞。罗贯中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辨证关系:(1)按照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和对生活的认识,将历史材料加以重铸,而并非照搬历史和图解历史。(2)根据艺术创作规律,对人物进行典型化概括,使其性格更加鲜明集中。具体做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1.对历史事件采取移花接木之法:如斩华雄史为孙坚,改为关羽;“草船借箭”本孙权所为,改为孔明;“怒鞭督邮”本为刘备,改为张飞。

2.借历史的影子来想象铺排:如“三顾茅庐”,《三国志·诸葛亮传》只有十二字记载:“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罗却将此敷演得曲折生动,形象逼真。另如《三国志·吕布传》载:“布与卓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共14字,罗将其敷衍成“王司徒巧设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的大段故事,想象丰富,活灵活现。

3.采录民间故事:如“桃园三结义”,“关张古城会”,“蒋干中计”,“华容道释曹操”,“五丈原禳星”等皆是。

4.改动史实,重新构思:如张辽本为主动降曹,却改为刘、关劝降;传奇性的“单刀赴会”,本是鲁肃、关羽两军相遇以后所发生的,并非一个人叫周仓拿了单刀去赴会,而是双方将领的阵前会谈,就连周仓这个人恐怕也是虚构的,历史上有无这个人,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另如马谡是否被斩,陈寿提供了三种互不相同的说法,这是无法说清的一个例子,罗贯中不仅让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而且还插入一个“空城计”,真实的情况是对方不曾来追击,大将也并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郃。但这些改动和重构,却对人物塑造起了重要作用。

 

二、人物形象塑造

全书出场人物为1183人,具有鲜明个性的有四五十人。其写人物,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有一种“类型化”的倾向。其特点是突出甚至夸大了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了次要的方面,从而创造出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如奸诈雄豪的曹操,忠义勇武的关羽,仁厚宽宏的刘备,谋略超人的孔明,浑身是胆的赵云,心地狭窄的周瑜,忠厚老实的鲁肃,老奸巨猾的司马懿……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有点像戏曲中的脸谱化,容易为读者所把握。(按:却遮蔽了人物复杂的性格构成和内心活动)

其采用的手法主要有:

1、出场定型。如曹操少时即奸诈成性,刘备从儿时游戏中即显出非凡。

2、反复皴染。“皴法”为国画的一种绘法,先勾成山石树木轮廓,用侧笔蘸水墨染擦,以显脉络纹理及凹凸向背。如写曹操,就善于引用一个个小故事,作多角度、多层次的侧笔渲染,在突出他的专横残暴、阴险狡诈的同时,又显示出其雄豪多智、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品质。

3、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类笔墨一般从史书或传说中借鉴而来,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色彩。如“温酒斩华雄”。

4、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如三顾茅庐一节,通过一系列细节性的描写,层层烘托出诸葛亮的高人风姿与绝世才能。《三国志演义》还善于在对比中刻画性格,以见高下,此即毛宗岗所谓的“用衬”法:

文有正衬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譬如写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第45回回首总评)

5、在类型化中,力避简单化,写出性格的不同侧面,以丰富人物。如张飞既有粗豪勇猛、专横凶暴的一面,又有机智多谋、从善如流的一面。写关羽,其义勇之概,时时如见,但又不忽视他刚愎自用的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侧面的组合,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做了有机的融合。

但人物塑造方面的不足,也较明显:①人物性格缺少变化和发展;②人物语言个性化不够;③在运用想象夸张手法上,有时不免过分,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巴尔扎克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高尔基说:“典型——这是小业主、和尚、警察等某一类人所固有的许多个别特征的综合。”《三国志演义》的典型塑造正有这样的特征。

按:“典型化”是否会导致“符号化”、“类型化”?可交由学生课堂讨论。

 

三、战争描写

《三国志演义》尤其善于描写各种战争,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共写大小战役四十余次,其中以“三大战役”为最有名。

1.以斗智为主,智勇结合。小说写战争重在突出双方战略、战术的运用,将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并善于揭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如赤壁之战,从联盟阶段写到双方备战阶段,其间不但穿插着敌我之间的隔江斗智,还交织着周瑜、孔明之间的较量。诸如“苦肉计”、“反间计”、“连环计”、“诈降计”等等,不一而足,并抓住曹军不习水战的地域特点及曹操志得意满的性格特点,揭示出战争胜负的因素与契机。毛宗岗说:“曹操赤壁之战,骄兵也;先主猇亭之战,愤兵也。骄兵败,愤亦必败。”

2.把写战争与写人结合起来。如赤壁之战,通过一系列公开或隐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斗争,突出了曹操、周瑜、诸葛亮三家不同的性格特征。此外,鲁肃之忠厚,黄盖之忠诚,庞统之机智,蒋干之自作聪明,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官渡之战和彝陵之战,不但战争场面有别,主帅的性格特征也在战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正是从人物性格出发,故战争描写不陷于程式化。

3、善于在激烈的战争中,穿插一些悠闲的场面,以调节气氛。如在赤壁之战中,用抒情的笔调点染孔明饮酒借箭,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等插曲,做到缓急间杂,张驰有致,“直如铙吹之后,忽听玉箫;疾雷之余,忽观好月。”(毛宗岗)

四、宏伟壮阔、完整严密的艺术结构

全书以历史发展为经线,蜀魏之争为重点,蜀汉发展为中心开展情节,结构全书,呈现出网状型结构。具体为,历史的经线起自桓灵二帝,终于三国归晋;其间以魏、蜀、吴兴灭为纬,以蜀汉为中心,穿插各路诸候的盛衰史,做到经纬交织,浑然一体。正如毛宗岗所评:“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三国必有所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他还指出:“《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其叙献帝,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以曹丕篡夺为一结;其叙西蜀,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其叙刘、关、张三人,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其叙诸葛亮,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其叙魏国,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其叙东吴,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方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读三国志法》)

五、语言艺术

《三国志演义》所用的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这有利于营造历史气氛,并形成一种适用于历史演义的独特的语体风格,简洁明快,内蕴丰厚,收到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因从讲史而来,故偏于叙述而少于描写,不以细腻刻划见长,而以粗笔勾勒见工,做的精炼、准确、生动、形象。如写周瑜临终时的表现:“昏绝,徐徐又醒,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寥廖二十余字,表现出其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

六、叙事方法

关于《三国志演义》的叙事,毛宗岗提出若干条,叶朗先生将其中的十二条作为叙事方法作了择要介绍:

1、“《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这是金圣叹所说的“犯”和“避”的辩证法。毛宗岗云:“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即故意写同一类型的人物,却能写出不同的性格;故意写同一类型的事件,却能写出不同的情节。

2、“《三国》一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此谓情节发展变化不测,使读者不断生疑。“眼中如猛电之一去一来,怒涛之一起一落。”(第42回回首总评)

3、“《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著之妙。”这是讲伏笔,使情节前后呼应,合情合理。

4、“《三国》一书,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这是讲的结构之法,是金圣叹首先提出的。毛氏举例曰:“文有宜于连者,有宜于断者。如五关斩将,三顾草庐,七擒孟获,此文之妙于连者也。如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于断者也。盖文之短者不连叙则不贯串,文之长者连叙则惧其累赘,故必叙别事以间之,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

5、“《三国》一书,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此即金圣叹所谓“弄引法”。毛氏解释道:“将有一段正文在后,必先有一段闲文以为之引;将有一段大文在后,必先有一段小文以为之端。”

6、“《三国》一书,有浪后波纹,两后霢霂之妙。”这一条,金圣叹称之为“獭尾法”。毛氏解释道:“凡文之奇者,文前必有先声,文后亦必有余势。”

7、“《三国》一书,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这也是结构的方法,要做到冷热相济,以适应读者的审美要求。

8、“《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这也是对结构的一种要求,意谓将壮美和优美结合起来。这也表现在对书画的要求中:“书要兼备阴阳二气”;画则讲究“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

9、“《三国》一书,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这是一种谋篇布局的艺术。毛氏所谓“凡叙事之法,此篇所缺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是也。

10、“《三国》一书,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这是将绘画之法用之于小说叙事的一种方法,要求虚实结合,详略得当。

11、“《三国》一书,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这讲的是对称之法,其中“有正对者,有反对者,有一卷之中自为对者,有隔数十卷而遥为对者。如昭烈则自幼便大,曹操则自幼便奸……曹丕苦逼生曹植是同气戈矛,昭烈痛哭死关公是异姓骨肉。火熄上方谷是司马之数当生,灯灭五丈原是诸葛之命当死”——这是一回之中自为对者。遥为相对者如“武侯不用子午谷之计是慎谋以图全,,邓艾不惧阴平岭之危是行险以侥幸。曹操有病,陈琳一骂便好;王朗无病,孔明一骂便死。孙夫人好甲兵是女中丈夫,司马懿受巾帼是男中女子。”诸如此类,不可悉数。

12、“《三国》一书,有以宾衬主之妙。”毛氏举例道:如“刘备将遇诸葛亮而先遇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诸人,诸葛亮其主也,司马徽诸人其宾也。”

复习思考题

1.如何认识《三国志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2.分析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形象。

3.以“赤壁之战”为例,说明《三国演义》描写战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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