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可能是我们之间这时正在开始的不和睦的原因之一。尽管他是我的哥哥，他认为他是师父，我是他的学徒，因此他认为我当然也应当像其他学徒一样地替他服务。但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弟，我认为他应当对我放纵一些，我觉得他要求我做的某些事过分地降低了我的身份。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争执带到父亲跟前。我想若不是在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在对的一方面，就是我比他能说善辩，因为我父亲的判决一般总是支持我的。但是我哥哥脾气急躁，常常打我，这使我十分生气。我觉得我的学徒生活十分枯燥乏味，因此我不断地盼望有机会缩短我的学徒期限，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这种机会终于来临了。我想我哥哥对我的粗暴专横的态度也许是使我在以后一生中对独断专横的权力起强烈反感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报上登载的一篇关于某一政治问题的文章(题目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触怒了州议会。他们发出了一张议长拘押票，逮捕了我哥哥，控告了他，并且判了他一个月的徒刑，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愿泄露原作者姓名的缘故吧。他们也逮捕了我，在会议上审问了我，但是虽然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他们仅仅教训了我一番，放我走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徒，我有保守师父秘密的义务吧。

尽管我和我哥哥有意见，我对他的被判徒刑表示十分愤慨。在他拘留期间，我主持了报务。在报上我大胆地对我们的统治者进行了冷嘲热讽，我哥哥倒很喜欢这些文章，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开始对我有了恶劣的印象，认为我是一个有着诽谤讥刺癖好的天才青年。当我哥哥被释放的时候，州议会发出了一道命令(一道十分奇特的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我哥哥的友好们在我们的印刷所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在这种情势下他应采取的行动。有人提议改换报纸名称就可逃避法令，但是我哥哥认为这样做有许多麻烦，最后他们决定了一个较好的办法，在将来报纸采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出版。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会非难，说他还是通过他的学徒在出版报纸，他们策划把我旧的师徒合同归还给我，在背上写明一切义务完全解除，在必要时我可以拿出来给人看。但是为了保障他对我的服役的权益起见，我得另外签订一个新的适用于未完的学徒期限的合同，这个合同将不予公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浅薄的计谋，但是我们马上执行了它，这样这个报纸在我的名义下继续了几个月之久。

我和我的哥哥之间终于发生了一种新的争执，我就坚决地维护我的自由，认定他不敢拿出新的合同来。我这样趁火打劫是不公允的，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大错。但是因为他的急躁脾气常使他对我拳足交加，而当我因此感到愤恨时，我对这一行动的不正直性无动于衷，但是在平时他倒也不是一个性情暴戾的人，可能我当时太无礼貌，太惹人生气了。

当他知道我将离开他时，他设法使我不能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所里找到工作，他走遍各印刷所，关照了每一个老板，因此他们都拒绝给我工作。那时我想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有一家印刷铺，并且离开波士顿距离最近。这时我已经把我自己弄成是当地统治集团的眼中钉，我从州议会处理我哥哥案件时所表现的专横中，想到假如我呆下去，我很可能使自己陷于窘境；同时，由于我对宗教问题的有欠审慎的议论，善男信女们已经把我看作是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了。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倒宁愿离开波士顿了。我既决定了出走，但是因为这时候我父亲偏袒我哥哥，我想假如我明目张胆地离开，他们会设法来阻拦我。因此，我的朋友高令斯就替我想了一个小小的妙计。他跟一只纽约州的帆船的船长讲好了让我搭坐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因此我无法公开地出现或上船。这样我卖掉了我一部分的书籍，拼凑了一点钱，悄悄地上了船，因为是顺风，三天后我已经到了纽约，这样一个仅仅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也没有一封介绍信，口袋里仅有少量的金钱，到了一个离家几乎三百英里之遥的地方。

我对航海的兴趣这时候已经消失了，不然现在我倒可以满足这个志愿了。但是，由于我学会了一种手艺，并且我自信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工人，我去找当地的印刷铺老板、年老的威廉·勃拉福，请他收我为伙计。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在乔治·开夫的争执发生以后乔治·开夫GeorgeKeith(1639?—1716)是英国“教友会”的一个牧师。1684年，他从英国移居美洲，曾在费城当教师，后来在教义上他又与教友会的其他教友发生争执，自己创立了一个教派，叫做“基督教友会”(ChristianQuakers)，又叫做“开夫派”(Keithians)，此处所提到的争执，不知是否指此。——译者，他就从那里搬到纽约来了。他那里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了，所以他不能雇用我。但是他说：“我在费城的儿子最近失去了他主要的助手阿克拉·罗斯，他病故了。假如你到那里去，我相信他可能雇用你。”费城离纽约有一百英里的路程。但是，我出发了，坐船到安蒲，留下我的箱子和铺盖，以后由海道运来。

在横渡海湾时，我们遇到了狂风，把我们破烂的帆撕成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小河，狂风却把我们吹到长岛去了。在途中，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他正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入海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把他拉了起来，这样我们总算又把他放在船上了。掉入水中以后，他清醒了不少，他先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要我替他去弄干，然后他睡觉去了。我一看原来是我多年来最心爱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荷兰文版，用上等纸精印，附有铜版插图，它的印刷装订超过我曾经看过的用它本国语印的版本。后来我发现《天路历程》已经译成了欧洲大多数的语言，我想除了《圣经》以外，它比任何其他书籍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据我所知“诚实的约翰”指约翰·班扬(JohnBunyan)。——译者是把对话混进叙述中的第一个人。这种写法很使读者感到兴趣，在最动人的部分，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亲自参加讨论。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摩尔·富兰德尔》、《宗教求爱》、《家庭教师》等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写法。理查孙在他的《帕米拉》等书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在靠近长岛时，我们发现无法在该地登陆，因为那里的海滩海浪澎湃，乱石丛生。这样，虽然船抛了锚，但是船身向着海岸摇摆着。岸上有人来了，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们呼叫，但是风太大了，浪太响了，我们听不清对方所说的话，因而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岸上有划子，我们做了手势，呼喊他们用船来接我们，但是他们或者是不懂我们的意思，或者是认为这事根本做不到，他们就走开了。天黑了，我们除了等着风势减弱以外，别无他法，在这个时候，我和船老板决定去睡一忽儿，假如还睡得着的话。我们就这样跟全身还是湿透的荷兰人一同挤在小小的船舱里。外面浪花打在船头上，漏进舱来打在我们身上，结果是没多时我们身上几乎是跟那个荷兰人一样地湿透了。这样，我们躺了一夜，根本就没有睡着。但是，第二天风渐渐小了，我们努力想要在天黑前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已经在水上过了三十小时，既无食物，又无饮水，我们只有一瓶混浊的糖酒，外面的海水是咸的。

当天晚上，我发了高烧，上床睡了，但是我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多喝凉水能治疗发烧，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出了大半夜的汗，这样烧就退了。第二天上午，过了渡，向着五十英里以外的柏林敦徒步前进，在那里，据说有船可以送我直达费城。

这一天整天下大雨，我全身湿透了，到了中午我感到很疲劳。所以就在一家小客店里耽搁了一夜，这时我开始有点懊悔当初不该离家出走了。同时我的外表显出十分穷酸，甚至从人家对我的问话中我发现他们疑心我是谁家的一个私逃的仆役，而且很有可能因这种嫌疑而遭逮捕。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继续赶路，到了傍晚在离开柏林敦八英里或十英里的地方宿在一个勃朗大夫开的客店里。我一面进食，店主一面跟我搭讪，当他发现了我读过一些书的时候，他显得十分和气和友好了。我们的相识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我猜想他以前是一个走方郎中，因为没有一个英国的或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城镇，他不能详细地描述的。他有一些学问，人也聪明，但是不大信仰宗教，几年以后他淘气地把《圣经》加以滑稽化，改写成为拙劣的诗体，正像可顿以前改写维吉尔的诗那样。这样他使《圣经》中的许多故事显得十分荒谬，假如他的作品出版的话，可能会使信心浅薄的人受到不良的影响。但是它从未出版。

那天夜里我就在他店里宿了一宵，第二天到了柏林敦，但是我很懊丧地发现在我到达以前不久，去费城的定期航船已经开走了。那天是星期六，要等到下星期二才有开往费城的航船。因此我回到城里一个老妇人那里，我曾经向她买了一些准备在船上吃的姜饼，我向她请教应当怎么办。她邀我住在她家，等候船只。因为我徒步旅行得累了，我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当她听到我是一个印刷匠的时候，她就劝我在柏林敦安顿下来，开设一家印刷铺，但是她不了解开设印刷铺是需要资本的。她很殷勤地招待我，她非常善意地请我吃了一顿牛腮肉饭，只肯接受一壶啤酒作为代价。这样我满以为我是确定要等到星期二的了。但是，傍晚在河边散步的时候，来了一只船，后来我发现它是到费城去的，船上载着几个人，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没有风，所以一路上我们划了船，到了午夜左右，因为还看不到费城，有人就确信我们一定已经过了费城，不愿再划下去了。其余的人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到了哪里。因此我们向河岸驶去，进入了一条小河浜，在一道旧木栅旁边登了岸，因为夜晚很冷(是十月的天气)，我们就用木栅生了火，在那里我们呆到天明。当时船上有一个人认出这地方叫做库柏河，在费城的北面一点。我们一驶出这条河费城就在望了。大约在星期日早晨八九点钟就到达该城，我们在市场街码头上了岸。

我对于我的旅程叙述得特别详细，我的初次进城我也将详细交代，为的是使你在想象中能够把这种不大有希望的开端跟我日后在该城成为要人这一情况作一对比。我穿了工作服，因为我最好的衣服要从海道运来。我风尘仆仆，口袋里装满了衬衫和袜子。我一个熟人也没有，也不知何处去找住宿。我因为旅行、划船和缺乏休息，感到很累了。我又十分饿，但是我的全部现金是一元荷兰币和约值一先令的铜币。我把铜币付给船上的人作为舟金，他们起初不肯收，因为我出力划了船，但是我坚持要他们收下来，因为当一个人只有少量钱财的时候，有时候他反而比他钱多时来得慷慨，也许是由于怕人家把他当做穷酸的缘故吧。

接着我上了街，四处浏览，当我走到市场时，我遇见了一个手拿着面包的男孩子。以前我曾经好几次把面包当饭吃过。我问过他面包是从哪儿买来的以后，我立即跑到他指点给我的在第二街的一家面包铺那里，我要像我们在波士顿买的那种硬面包，但是好像在费城他们不做这种面包。接着我就要三便士一只的面包，他们也说没有，这样，由于我没有考虑到或不知道货币价值的不同，在费城物价较低，我也不知道究竟他铺子里有什么面包，我就请他给我三便士任何种类的面包，于是，他给了我三个又大又肥的面包卷。这个数量使我感到惊异，但是我收了下来。因为我口袋里装不下，我就两胁下各夹着一个，一边走，一边嘴里吃着另外的一个，我就这样沿着市场街走去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后来成为我岳丈的李得先生门口。我未来的爱人这时恰巧站在门口，看见了我，觉得我的样子十分尴尬可笑，事实也真是这样。接着，我转了一个弯，到了板栗街和胡桃街的一段，一路上我仍然吃着面包卷，又转了一个弯以后，发现我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我刚在坐着来的那只船的附近。我跑到码头上去喝了一口河水。我既吃了一个面包卷，肚子已经饱了，就把其余的两个给了跟我们一同从上江坐船来的妇人和她的孩子，她们正等着开船继续前进。

饭后，我又跑到街上去了。这时街上有许多衣冠楚楚的人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走着，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样我被带到市场附近的一个巨大的教友会的会所。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我四面看了一忽儿，听不见有谁讲话，由于第一天晚上的劳动和缺乏睡眠，我感到十分困倦，接着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散会时为止。这时，有一个人善意地叫醒了我。因此，这个会所是我在费城踏进过的或是睡眠过的第一所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