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sinaandDrazen(1991)认为,在面临巨大经济冲击时,弱的联合政府容易耽误必要的财政调整。一个社会规划者(SocialPlaner)会对一个经济冲击很快作出反应,而在一个充斥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里,会形成厌恶必要的财政调整的“拉锯战”。对于志在紧密结合的欧元区来说,还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机制来从制度上保证将债务问题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协调失败(CoordinationFailures)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欧元区在债务危机上的协调失败则会令各国政府、欧盟各机构各自为政,奔向最劣的纳什均衡。

主权债务周期属于经济周期中的长周期,一般长达50年或更长。

ReinhartandRogoff(2010)最大的贡献在于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历史长周期的角度,从一个宏大的视野来看待主权债务危机。希腊如果到时真的发生债务重组,我们并不会感到奇怪,20世纪30年代的希腊债务违约却早已淡出世人的视野。

各国银行在希腊债务上的敞口大约为1010亿欧元,约占债务本金的31%,其中法国和德国分别达到410亿欧元和280亿欧元。客观的说,德国政府推动希腊债务重组对德国银行业是非常不利的。本质上,欧元区国家之间交叉持有国债非常普遍,债务网络密布,尤其是核心国德法对边缘国家的债务持有。

未来3年希腊偿债1450亿欧元,其中本金1110亿欧元,利息340亿欧元。2011年7、8月将迎来一次新的高峰,这2个月将总计还债170亿欧元。

目前5年期国债CDS显示的违约概率,意大利为12.52%,西班牙为19.34%,爱尔兰为43.85%,希腊为69.36%,葡萄牙为42.84%,德国为3.47%。

边缘国家的债务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欧盟决策层的犹豫不决,边缘国家党政之争的鼠目寸光。希腊问题的本质不是债务问题,而是机制问题,即在经济发展两级分化的欧元区如何权利义务对等,即债务膨胀的希腊等国需要接受何等合理约束和条件以获取德法等国的援助。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本质不是寻求如何让希腊财政走向健康(当然这个很重要),而是如何作为单一货币区共担风险(RiskSharing)。变革的关键并非希腊等国的财政变革,而是欧元区的机制变革,这一大改革的延缓,很可能延误解决债务危机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