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城外，有一座闻名遐迩的祠墓，祭祀的是我国明末清初的伟大民族英雄——史可法。

祠墓内，庄严肃穆，迎面两株雄性银杏，高耸入云，伟岸挺拔。祠内，除了飨堂、祠堂、遗墨厅和衣冠冢等建筑外，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楹联，世世代代朝朝暮暮陪伴着先烈的英魂。如：悬挂在享堂前抱柱上的“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张尔荩）、飨堂内的“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郭沫若）、祠堂前的“一代兴亡关气数，千秋庙貌傍江山。”（谢启昆）……等等，都表达了后人对史可法忠贞不屈的爱国义举的崇敬和褒扬。

祠堂内，供奉史阁部的神位，两侧洁白的墙面上，悬挂一幅尺寸不大的素净对联：“公去社已屋，我来梅正花”。应该说，无论从文字上讲，还是从气派上说，这幅楹联都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因为幅面狭小，也很少引起游客的关注。可是，就是这样一幅并不起眼的楹联，却有着许多让人费疑猜的地方。

上下联，仅有十个字，全不是生僻字，小学生都认识。内容也不算深奥，只有上联中的“社已屋”需要略为解释一下。我国古代祭祀土神的“社”都以植树为标志，是露天的。如果国家消亡了，即在“社”上建屋覆盖，后世就以此代表亡国。楹联的大意是说，史可法为国捐躯，壮烈牺牲，但明朝还是灭亡了；每当梅花盛开的时候，许多人和我一样，都来祭奠这位彪炳千秋的爱国忠臣。

关于这幅楹联的作者和撰写时间，存在着不少疑问。

——撰稿人是谁？

楹联落下款，书写很憋屈，露出难以掩饰的小家子气。许多关于楹联的书籍中说，该联作者是清代中叶的湖南籍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年），《古今扬州楹联选注》从此说。而近人王振世所著《扬州览胜录》却认定是舒绍基写的。这位 舒绍基先生究系何人，不见一字介绍。楹联下款中确有“舒绍基撰”的字样，这个“舒”字会不会是“何”字的错描呢？“绍”的写法也很离奇，与何绍基在别的对联上的草书不同，写得非常工整，变成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怪字。按常规，落款写“撰”，说明书者就是作者，否则只能写“录”。在存世的何绍基著述中，找不到这幅对联，当然不能据此断言，它就不是何绍基撰的稿。

蹊跷的是，在一些书中能发现，字样完全相同的对联，又被说成是彭玉麟的作品。彭玉麟（1817——1890），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吟香外史，湖南衡阳人，是晚清的一名重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清末水师统帅，湘军的首领之一，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 2008年由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和岳麓书社刊行的《彭玉麟集》中，收录了这幅对联。

从楹联的笔迹分析，略显拘谨稚嫩，气势与何绍基晚年汪洋恣肆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上下款，不仅出现文史知识的差错，而且题写方式也与何的手笔大相径庭。据此可以判定，此联与何绍基无关。

安徽怀宁县，在清末确实有一位名叫舒绍基的人，关于他的历史资料少得可怜。只知道他有《固庵自定草》《人天清籁集》《养初子笔记》等著作传世，《人天清籁集》前有其弟舒继芬写于宣统元年（1909）的《序》，说舒绍基“以道员官江苏，疾终金陵糈（xǔ 注：粮食）局差次，年三十七”。这幅悬挂在扬州史公祠内的楹联，著作权属于谁，后来由谁补书，渐渐浮出水面。

——关于写作时间

楹联上款写得明明白白：“乙己春仲”，然而找遍干支纪年的60个符号，怎么也找不到“乙己”年！因为地支中压根儿没有“己”，只有与属相“蛇”对应的“巳”。如若这幅楹联的书者是彭或是何，他们都是著名的文化人，不可能连干支纪年都弄不清楚，把“巳”错写成“己”。

乙巳年与何、彭的年龄相对照的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查阅两位名人的年谱资料，此时何绍基在京都国史馆任职；彭玉麟比何小18岁，尚在湖南衡阳老家。那一年，都没有他们到过扬州的确凿史料记录，为史公祠题联之事，无从谈起。同治八年（1869），何辞去长沙书院讲席的职务，来到苏皖一带，先后在扬州、苏州书局任职；而彭玉麟则因剿灭太平军功勋卓著，被任命为漕运总督、长江巡阅使，是江南地区的显要官长。他们都有可能来到扬州拜谒史公祠，并在祠内留下墨宝。《扬州览胜录》载：“墓前飨堂三楹，有‘亮节孤忠’额，为清彭刚直公玉麟手笔。”王没有交代彭玉麟题楹联的事，让人好生疑惑（这块匾额如今已杳如，有后人重书，改挂在祠堂正面）。舒绍基书写此联是在下一个乙巳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错写了“敬撰”，仿佛此联作者就是他，此举不是粗疏，就有冒名贪功的嫌疑。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当年彭玉麟莅临扬州，不仅题了额，还写了楹联，后墨宝遗失了。岁月流逝，一名文史知识欠缺的后辈，在光绪晚期，“敬撰”前辈现成的旧联，书法尚说得过去，其它就不好说了……我的猜测，不一定正确，尚祈贤达指点迷津，解析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