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至1998年，彼得•海斯勒来到涪陵任教，2001年，他记录这段生活的作品《江城》在美国出版，并风靡英语世界。2012年，这本书的简体字版终于问世，而在这十几年间，飞速发展的中国发生了难以胜数的变化。中国人经历了高校扩招，承受了房价飞涨，挺过了汶川地震，参与了金融风暴后的基建大发展，见证了7·23动车事故，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有了愈来愈强的免疫力。就连西藏最偏僻的地区也通了公路，而三峡大坝早已改变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和生态系统，且由于领导班子的更替，它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功与过都不便言说。这个时候再读到《江城》，犹如拿到一张从未见过的老照片，非常熟悉，又格外陌生。

长江已不再是十六年的长江，它的激流却在一个美国人心里永远留存了下来。而对于十六年前的中西部小城生活，除了报纸上的官样文章，我们又留下了多少真实生动的记录呢？9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如长江水在三峡的悬崖峭壁之间横冲直撞，一心想突破阻碍奔向前方，没有人知道冲过去之后会是怎样一番景象。长期的贫穷令当代中国人成了一个只有未来的民族。过去自然是要被否定的，而至于当下——他们跑得太快，以至于没有了当下。

不过，正如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次巨大的变革一样，变化肇始于东部发达地区。1996年，涪陵虽然已经嗅到了变化的味道，却仍然沉浸在麻辣火锅的腾腾蒸气里、长江慢船的悠悠节奏里。那里的人们对外国人的到来大惊小怪，却又心无芥蒂地把他们请到家中聊天喝茶甚至吃年夜饭。这个鲜明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品性：羞涩、闭塞，却又友善、淳朴、人情味十足。

正是这样的中国令彼得•海斯勒深深着迷，甚至令他分裂出另一个自我：那个讲一口四川“椒盐味普通话”的洋鬼子“霍伟”。后来，霍伟又去了中国的另外一些地方生活，比如北京和丽水，他的名字读音也被纠正为何伟，但涪陵始终是他的初恋。在这里，他第一次与中国人成了真正的朋友，他学会了汉语，而且由于教师这个职位的特殊性，他认识了一群来自山区的年轻人，与他们共同感受莎士比亚的诗歌之美，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当他结束教学工作离开涪陵时，他们站在江边，在雨水里以中国人的方式为他送别：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一直目送他直至完全看不见为止。

《江城》之所以令人动容，就是因为这浓烈的情感。情感写作的力量是无可取代的。尽管《江城》不如《寻路中国》视角宽广观察深刻，写作手法也没有后者老到，但情感战胜了所有的技巧，也令书中描绘的那些中国人的形象格外动人——朴实乐观的孔老师，认真执着的廖老师，经历了无数政治风雨却仍能用拉丁语做弥撒的李神甫，本本分分做生意的餐馆老板黄小强，以及欧小姐那样的浮世畸零人，甚至街头随处可见的棒棒军，乌江边徒步时偶遇的农民，在街头拉二胡的盲人，都令人过目难忘。而《寻路中国》里，也要数三岔这一章写得尤为出色，那同样是情感的魔力。正如作者所说，涪陵和三岔这两个地方给了他家的感觉。在克服了最初的艰难和不适应之后，这个美国人在中国小城和乡村的人情社会里活得很有幸福感。

不过，就像书中最后那段有关在街头拍摄录像的不愉快经历所昭示的，尽管在中国生活了两年，但换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段，他们仍然可能成为被防备和攻击的对象，而那些看似友善的旁观者也会在一个神秘的瞬间突然改变了面目，“我把那一段录像看了不下几十次，却怎么也无法判断围观人群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其实这个问题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曾经有所解答：他指出，一旦越出了人情的磁力场，中国人作为“个体”就很难对自己下定义，也容易趋于“乱”，因此中国人只是在“自己人”的圈子里才会去“做人”。不过，对于初到中国的彼德·海斯勒来说，要读懂中国社会的种种面向，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不过，至少彼得·海斯勒已经向英语世界传达了中国的复杂性。而对于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来说，《江城》确实是了解中国的极佳向导。书中充满了富含政治意味的幽默和惊奇，点到了关于中国的许多疑问，令中国人自己读来难免发笑。

彼得•海斯勒是敏锐的，他察觉到中国人身上一些难以自觉的限制，比如在讲述涪陵女性的境遇时他谈到，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这和孙隆基的观点也非常一致——“中国人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而彼得·海斯勒更指出，这正是文革的人性悲剧的根源，正是因为自我人格的缺失，人们才会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相信自己真的有罪。这样的观察不能不说是一针见血。

而对于三峡大坝建成之前的城市及人心的描述，是本书的历史感所系。从现代化的美国来到前现代的涪陵和丰都，彼得·海斯勒真心希望那些老城能够得以保留，可是在看到了中国人对未来的热切向往之后，他无话可说。对于当时还是一片大工地的丰都新城，他这样记录：“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整座新城正在崛起，几个脱离了土地的农民玩着麻将，就要被淹没的人们好似逛公园那样在建筑工地上溜达着。”他无法回答中国朋友关于“你觉得丰都新城怎么样”的疑问，只能答道：“我觉得很不错。”

书中还有一处绝妙的比喻，那就是学生们排演的一出堂·吉诃德的话剧。剧中，中国化的堂·吉诃德把学雷锋作为人生理想，在四川的乡村到处战风车、打老虎、到小酒馆惹麻烦，忙活了半天只得到“牙刷（傻冒）”的称号作为奖赏，却仍欢天喜地，自豪地声称“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雷锋那样多做好事”。在招致了上层的不满之后，霍伟才发现，这出戏根本就是为体制内人士量身定做的一幅极为传神的漫画像。堂·吉诃德根本就是那些坐在台下对剧本心怀不满的干部，以及他们“无可救药的政治信仰”。然而十六年后的今天，堂·吉诃德仍旧是一个梦想者吗？或者，他其实很知道自己只是在演戏呢？这是本书中没有深入探讨的话题，也是中国最大的秘密。

令中国人多少有点耿耿于怀的是，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总是要由外国人来揭示。这就像霍伟得了涪陵市长跑冠军一样，让中国人觉得不爽。另外一件事情是，今年的5月22日，一位名叫沃夫冈的德国友人向上海市档案馆捐赠了自己父亲留下的140余幅珍贵的老照片，照片以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与上海人。照片在网上公布后，人们惊叹彼时的上海人样貌如此之好，男人风度翩翩，女人优雅沉静，全无浮躁粗俗之气。如今《江城》也给中国人带来了类似的体验。虽然比起德国人的照片，《江城》距离今天的时间跨度短了许多，有些变化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剧烈，可是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然碎裂，我们都曾明明白白地听到它碎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