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雷阳会馆”——雷州文化在京都的重要阵地 

李龙

北京城宣武区裘家街24号，有一座古代建筑叫做北京雷阳会馆，它地处北京城古民居的保护区，虽然有些破损，显得有些冷清和静穆，不怎么吸引人们眼球。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那不是一座简单的古建筑。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走过辉煌和鼎盛。这座在清代至民国时期作为海康（今雷州市，下同）、遂溪、徐闻三县学子、商人及游人赴京的重要活动场所，见证了北京城裘家街的繁华和衰落。

一、雷阳会馆的创建

雷州与京都相去9000余里，语言、习惯殊异。建立会馆以沟通信息、联系乡谊、广聚同乡人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要集中雷州府三县财力在那里设立会馆却非易事，而雷阳会馆的设立离不开乡贤陈昌齐先生。

据陈昌齐的《北京雷阳新馆记》（碑藏于该馆后进廊下北墙）载，清乾隆以前，雷州府三县在北京未设立会馆：“吾雷故无会馆，郡之士来京者率以市侩为居停。”穷者“囊金易罄”，多不敢逗留；富者虽旅食无忧，但“四顾嚣尘，迥违夙昔”，也不愿逗留。又有些“同志”，万里偕行，进入京都，但“并无栖所，分涂别畛，孤灯寂寞，离绪萦纡”，即使有机会逗留，也不愿意久留。所以人们到京都去好不容易。乾隆三十六年（1771）陈昌齐入京都翰林院后，雷州地区赴京人士也多起来。正如俗话说：“有人做官在朝，大事小事去跑。”他们进京，每每去找陈昌齐，要求提供住宿方便。陈昌齐“名垂京都”，很识事体，凡家乡人来找，有求必应，吃、住全包，久而久之，增添了不少麻烦。一些白吃、白住的“老赖”也来了，但他毫无怨言。乾隆四十二年（1777），雷州三县赴京“试登贤书者”一致认为此非权宜之计，遂与他商议筹建会馆。

    以后经过几年的反复酝酿、商讨，到了乾隆四十六年，会馆设立之事得以确定。根据大家的推荐，由陈昌齐牵头筹款，“并具共执，邮至袁州陈太守、广昌县宋、长山县王、蒲县莫三明府。”（陈昌齐《北京雷阳新馆记》）袁州陈太守即袁州知府陈子恭，陈瑸孙，雷城人；广昌县宋即广昌知县宋允中，雷高镇符村人；长山县王即长山知县王定章，调风镇禄切村人；蒲县莫即蒲县知县莫亮，白沙镇黎郭村人。他们都是在外地任职的雷州人，与陈昌齐关系密切，在资金捐赠方面能够提供帮助。此外，另设一劝募簿“寄归分送海康、遂溪、徐闻三邑各社”。在各方绅士的努力下，“计捐得钱一千六百余金”。

    筹足资金后，接着是选址买房。经商议，决定“市其居第之南罗姓老瓦三进十二间，立为雷阳会馆。”（蔡宠《重修雷阳会馆记》）即是购买陈昌齐居第南面罗姓旧馆老瓦房3进12间重新修葺，立为雷阳会馆。

   裘家街除了雷阳会馆，还有一个临川会馆。《京师坊巷志（下） 》载：“裘家街：裘或作仇，井一。有临川、雷阳会馆。”（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下·北平岁时志》第714页，2003 年广陵书社） 

陈昌齐建会馆，并不是象个别族头父老那样借建会馆之机重重地捞一把，向乡人摊派，揩家乡老百姓的血汗钱，而是切切实实为家乡人办实事。当修葺会馆后有余资时，他一分也不挪作它用，而是存起来做为日后会馆重修之资。会馆设立后，到京都去的人也多了起来，人们都把雷阳会馆作为歇宿的首选。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嘉庆九年（1804年）陈昌齐出任浙江温处兵备道后，再把在京都所置的私第3进30间无偿捐给雷阳会馆。此前，有人了解到，这3进30间的私第是陈昌齐省食俭用积攒“三千余金”买来的，“欲以原价就买”，但陈昌齐不同意。他把自己捐赠的想法首先告知年轻的妻子江某，立即获得江某的支持。同意“舍出通府，为雷阳新馆”（见民国《海康县续志》引《陈昌齐家谱•江恭人传》）。在征得家庭同意后，陈昌齐再把其“向所居邸地别为雷阳新馆”的打算“商之留京戚友郑君贯九、吴君明融、陈君观澜、丁君霞圃、莫君守之、及余婿蔡君愯三、门人韩君绍黎、黄君章甫、延平县丞王君安齐。”（陈昌齐《北京雷阳新馆记》）大家认为陈昌齐为雷州三县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立即赞成和支持。新馆的地址及四至为：“东西并至街，地界正觉寺暨星散民房，南通旧馆。”

从此，雷州三县的人们进京，“至如归，聚而处，乡谊于此敦，学业于此讲，观摩砥砺，相与有成。”陈昌齐的为人、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二、雷阳会馆的管理和重修 

    雷阳会馆从乾隆四十六年设立起，初期规模只有3进12间。每年维修的费用，使用购房所剩的款额。乾隆五十年（1785）即乾隆“乙巳以后，费既尽，岁修之事则馆居诸君自任之”（陈昌齐《雷阳新馆记》）。嘉庆九年五月，接受陈昌齐的捐赠之后，会馆规模增至42间，分南、北各三进。为解决将来的维修费用，“以一馆住乡人，一馆取税息，庶几岁修有所出，新馆皆可永久弗坏。”（陈昌齐《雷阳新馆记》）即是说以新馆住人，把旧馆租赁，并以旧馆所得租金作为新、旧馆的维修费用。嘉庆十七年二月十九夜，位于南面的旧馆严重失火，变为废墟。北边的新馆由于扑救及时，安然无恙。此后，因南边旧馆无力修复，只剩下北边新馆3进30间使用。

道光间，三县人士对雷阳会馆进行过多次维修。先是道光六年（1826），徐闻举人李梓瑶等12人捐资发起重修，“共用京钱三百八十千文”。道光二十三年，陈昌齐女婿蔡宠（进士）考虑到雷阳会馆已经有数十年未维修，多处出现残破和颓败，便借“袁秀五（袁元黼，举人）、杨仲升、陈缉亭（陈谟明，举人）与濂（卓赓濂，举人）将应春宫试”之际，建议重修。乡人就此募集考试基金八百余两，由卓赓濂总役其事，对会馆进行大修：“将前二进十九间撤其旧，重新修茸。”道光三十年，又在“邓君炳如、吴君海洲（吴抡兰，举人）、李君丹九（李韶绎，举人）、林君屿南、廖君梅南”的倡议下，“以数年所入馆租并捐生喜金得三百余两，又致书于王雨山（王梦龄）太守邮寄五十两”，对后进11间进行大修（详见卓赓濂《雷阳新馆重修记》。经此二次大修，雷阳会馆面貌焕然一新。今其面貌，即为道光重修时。

据《容肇祖全集》一书介绍，光绪己卯（光绪五年），杨守敬41岁时与潘存曾经寓居于此：“光绪五年（公元一八七九），曾带上家眷上京，依潘存，居雷阳会馆。”（莞城图书馆编《容肇祖全集·语言历史学卷》第2352页， 2013年齐鲁书社）。陈乔森北上北京时，长居雷阳会馆，他与杨守敬、潘存交好，故三人均寓居于雷阳会馆。赵平《杨守敬书法艺术研究》也印证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光绪己卯“九月，（杨守敬）携眷入都。而以板片交张玉生。及至都，时孺初住雷阳会馆，守敬遂依之。”（赵平著《杨守敬书法艺术研究》第88页 201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民国时期，这里依旧是雷州三县的人们旅京住宿的重要地方。梁成玖居京时，还去该馆亲自拓碑文。1949年北京城解放后，雷阳会馆被北京市政府收为他用。

世事沧桑。今天，雷阳会馆所处地段已经列为北京旧城的历史街区，会馆馆舍仍存，但已经改为民居，馆内零星有数家居民居住。新门牌号码为：“北京市宣武区裘家街新门牌24号”（曹子西《北京史志文化备要》第368页，2008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雷阳会馆的历史作用

雷阳会馆设立后，历经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和民国，时间长达200余年。它成为雷州文化在京城的一面旗帜和缩影，是京都宣传雷州文化的重要阵地。200多年以来，它在促进雷州文化教育事业、公共慈善事业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雷州三县文化名人海康陈昌齐、蔡宠、丁宗洛、袁元黼、卓赓濂、陈谟明、符兆鹏、李韶绎、李晋熙，遂溪杨鳣、陈乔森、罗鼎、罗海，徐闻李梓瑶、苏其章、邓国森等在此住宿和学习过。它在密切雷州与京都经济联系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如一些旅京商人以此地为桥梁和纽带在沟通雷州与京都信息、互通有无方面获得了成功。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这里甚至成为向雷州地区传递京师反帝、反封建革命信息的重要阵地。为指导雷州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北京雷阳会馆非常值得雷州人骄傲和自豪。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发挥它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如何擦亮雷州文化在首都这一重要品牌，把它建设成宣传雷州文化的重要窗口，是排在我们雷州乃至湛江市一项重要的任务。

因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和领导高度重视这一历史问题，充分发挥雷州人民的聪明才智，顺利解决好产权问题，把雷阳会馆保护好、管理好、建设好。

     ——本文参考《海康县续志》卷十二“学校六•雷阳会馆”记载。

                                                                                                               2004年作，今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