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宋代瓷窑综述及相关问题研究

　　申翠英（申翠英，桂林博物馆。）

　　【中文摘要】桂林制瓷业的发展与海外贸易的兴起关系密切。宋代湘桂走廊陶瓷业持续发展，桂林瓷业以湘江-漓江-洛清江连成一线，以烧青瓷为主。宋代桂林窑场在借鉴名窑名瓷工艺的同时，还着意表现地方传统纹饰，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产品——釉下褐彩青瓷腰鼓。南宋时期政权的南移直接影响到桂州窑及桂林制瓷业的衰落。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porcelain industry in Guili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versea trade. The porcelain industry was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along the Hunan-Guangxi Corridor. The porcelain industry in Guilin was linked as a whole by Xiangjiang River-Lijiang River-Luoqing River， and mainly produced the celadon. In Song Dynasty， kilns in Guilin not only adopted the process from famous kilns and famous porcelains， but they also intentionally applied the local traditional ornamentations. Therefore， a product was formed with distinct characters of the local ethnic culture—that is the underglaze brown-coloured celadon waist drum.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outhward m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affected the kilns and caused the decline of the porcelain industry in Guilin.

　　

　　宋代，湘桂走廊陶瓷业持续发展，桂林瓷业以湘江—漓江—洛清江连成一线，其窑场在借鉴名窑名瓷工艺的同时，还着意表现地方传统纹饰，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民族文化的装饰特色产品——釉下褐彩青瓷腰鼓等。以烧青瓷为主的桂林窑场，有的规模很大，烧造水平也较高，但在古代文献上没有记载，对研究桂林宋代的手工业经济和对外贸易是一种遗憾。现就桂林宋代瓷窑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桂林宋代瓷窑分布情况概述

　　桂林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名城，在宋代时是西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当时这里商贾云集，经济繁荣，陶瓷生产盛极一时。自工963年在兴安严关发现宋代瓷窑遗址以来，陆续在全州、桂林、永福又发现多处。下面分别进行阐析。

　　（一）永福窑田岭窑

　　窑田岭窑位于桂林西南部永福县南郊3公里洛清江畔方家寨一带，分布于桃城南雄、坪岭村和广福乡龙溪村境内，共20多处窑址。窑室多在南坡，依岭势构造，多为龙窑，工处为阶梯窑，是宋代规模较大，工艺较高的民窑。它始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代，为宋代岭南青瓷窑的代表。

　　窑田岭窑以烧青瓷为主，兼烧青緑釉和红釉瓷。青緑釉瓷和红釉瓷，瓷胎呈灰褐色。遗物有碗、盏、碟、壶、罐等器，多为缠枝、折枝花卉纹饰。釉色较稳定，大都为青黄色。以印花为主，也有刻花、划花，如折枝、缠枝花卉、缠枝菊、牡丹、水草、鱼、虫等。釉色碧緑、莹润光亮，为高温烧成的铜緑釉瓷器，是宋代南方青瓷窑中稀有的新品种，富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此种翠緑釉印缠枝菊的碗、盏与陕西耀州窑同类产品非常相似，只是釉质不同。出土器物有碗、盘、碟、瓶、高脚杯、油罐、坠子、灯、坛、枕、炉、腰鼓腔和硫璃瓦30余种2000多件；胎体薄，胎质坚致细密，代表器物如青釉瓜棱罐。装烧方法与严关窑基本相同。可知烧法有：窑的前、中部火侯较高，置放匣钵装烧的器物，如碗、盏、杯、盘、碟等；窑后部温度较底，则放一些大件物品裸烧，如腰鼓腔、大罐、大坛等。不用匣钵，只放垫饼，制胚精工，造型美观，黄釉为主，纹饰印花为主，少量刻缠枝菊、莲办、水草、游鱼、蜻蜓等。其中的茶碗，除了造型美观外，碗内还有团花、双雨、梅花、菊花等纹饰，为典型的器物。印花碗用迭烧法，烧造方法为泥点支烧，碗心都粘有五个支烧痕，碗足上多粘有不规则的泥珠。有些青釉碗饰以黑口，还有的于青釉上画褐色斑点，似花釉效果。以褐彩绘纹饰的器物有拍鼓、罐等。另外，还烧少量黑釉器物碗、壶等。碗亦有印花菊办、缠枝菊的，有一些黑釉碗口沿为一周青灰釉，胎质坚细呈灰褐色。

　　从品种、器类、造型、胎釉、装饰方法、烧成技术等方面的特征、特色来看，器形以碗、盘、碟、罐等日用器为主，还有罐、壶、瓶、杯、灯、炉、钵、腰鼓等。常见的和有明显变化的碗、碟、壶、盏、罐等，纹饰丰富，有刻花、印花。花卉纹中各式菊花较多，其次为牡丹、莲花、鱼纹等，同时采用耀州窑青瓷折枝花卉纹与水波纹装饰组合，形成了自己的装饰特色。有些碗里或刻或印“太”、“二公”等字铭。釉色青黄、翠緑有代表性，尤以翠緑釉色为美，翠緑釉碗中印有耀州窑风格的缠枝菊纹。

　　（二）蒋安岭窑

　　位于全州县永岁乡东南6里湘江拐弯处的南北两岸。北岸分布于蒋安岭、汉泽源、黄家村和水尾江，以蒋安岭附近最集中，当地群众称为“细瓦窑”。南岸分布在瓦窑头、罗家湾、鲁塘底村一带，当地群众称为“粗瓦窑”。1966年调查发现时还有废品堆40多处，从地面采集的遗物来看，这处窑址曾烧造陶、瓷两种质地的产品，烧造时间延续较长，瓷器有碗、盘、碟、高足杯、盏、瓶、罐、盒、壶、盂、罐、轴承等，胎质多紫砂，釉色多为灰青、青黄、褐、玳瑁釉。部分器物里有简单的印花或印款。印花品种主要是菊办、莲办纹。印款有捺印的“夫”、“吉”、“大”、“九”、“太平”、“任”、“吉”、“愣胆”、“大吉”、“王”、“供”、“唐”等字，还有“开元通宝”、“淳化元宝”、  “咸平元宝”等唐宋铜钱的捺印。陶器有罐、擂钵、灯盏等。窑具有印模、匣钵、垫饼、垫圈、垫柱等，有的垫饼上截印“唐”字或刻画“出”字款。从窑址所出器物类型、形制、釉色、印款看，其年代上限可能至晚唐，下限可到清初，以宋代最为繁盛。另外，在罗家湾已发现清干隆年间的墓，用钵砌墓围，墓碑铭文称该地为“瓦片山”。可见，此窑场到清初已彻底废弃。

　　（三）严关窑

　　位于兴安县严关乡政府所在地背园经龙胆包到严关小学山坡，依灵渠东岸，绵延1.5公里。1956年发现，经数次勘查，1963年试掘过，1983年正式发掘两座。此窑主要烧造碗、盏、盘、碟、杯、壶、罐、砚等生活日用品。釉以青釉、月白釉为主，还有花釉、玳瑁釉。青釉以青为基调，有青黄、酱黄、姜黄等色泽。其中点彩、挂彩月白釉器和八青黄釉器及印花器等较有特色。装饰艺术以印花为主，亦有画花、刻花。图案以双鱼戏水、婴戏荷花为题材，也有牡丹、菊、莲等纹样。有的印“寿山福涨”款，有的书“太平”、“府学”等字款。花纹布局、线条都较粗疏。从烧造工具看，其方法为明火叠烧，不用钵。器物以垫珠相间套叠，仰放，下承以垫柱。由于受热不匀，往往造成整串烧件烧结，并旁及周围烧件柱，出现粘釉搭烧现象，因此废品较多。

　　严关窑的产品胎质精致，敲之清脆有声，颇类似广州西村晚唐到五代窑产品，也类似陕西耀州窑青瓷风格，若以黑釉间有玳瑁斑者来看，颇似四川邛窑和江西吉州窑技艺。在窑址附近灵渠岸边曾发现过一件有南宋庆元年款的青瓷长方砚，在废品堆中发现过“癸末年孟夏终旬置造花头周三四记匠”款双鱼印花陶模及“皇宋通宝”铜钱，可以推知，此处瓷窑的烧造年代为五代至南宋。

　　（四）窑里村窑

　　位于桂林北部星华窑里村附近。村的西、北和南面都是起伏的黄土冈峦，东面是一条宽约10米的窑河。村北的浆岭、村西的凤凰岭，村南的歌坪岭，都有众多的窑包和废品堆。村内外有几处水塘，如刺塘、邹塘、莲塘、桥边塘、清水塘等，可能同当年取土烧瓷有关。此窑主要烧制碗、盏、碟、杯、高足杯等民用品。釉色为青釉，有青中泛黄泛白，有的有玳瑁斑，纹饰主要为印花，也有画花。印花主要印在碗底，有双鱼，有婴戏荷花。以花卉为主的有缠枝牡丹、缠枝荷花等，器底印字款的有“富”、“寿”、“用”、“田”，有的盏壁上印“寿山福海”四字。没有见到匣钵。可见也是采取明火叠烧。在这方面，同严关窑很相似，部分产品的形制、纹饰和釉色也与严关窑相同。

　　上述四个瓷窑生产工艺为这一时期瓷器的装烧方法，即一钵一器仰烧法，产品种类丰富，器物装饰以色釉取胜，较为突出的是青緑釉器和红釉器，其烧成原理是施以铜作着色剂的氧化铜石灰釉，这种釉在还原气氛中呈红色，而在氧化气氛中呈緑色。

　　二、  桂林宋代窑瓷的文化特征

　　桂林宋代瓷窑产品在追求外地名窑瓷器风格的同时还有所创新，表现出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

　　严关窑的产品种类以碗、盏、碟为大宗，兼烧其他器。装饰方法大致分为两种：胎装饰和釉装饰。胎装饰，多用于青瓷，一般在器心印双鱼海水、山菊、百合、牡丹、莲花、金樱及吉祥语等纹饰；或器壁刻划莲办纹、弦纹以及堆贴莲办。釉装饰，少量器物为窑变花釉或者在青釉、酱釉器口饰乳白釉、酱釉以仿镶铜银口效果。多数器物施青黄釉或青釉、青灰釉、黑釉、酱黄釉、酱黑釉、天蓝或月白等釉。

　　窑田岭窑器形以碗、盘、碟、罐等日用器为主，胎体薄，胎质坚硬细密，代表器物如青釉瓜棱罐。器物装饰在釉色和纹饰取材方面受耀州窑青瓷工艺的影响，如印花放射状菊办纹、双鱼纹、折枝牡丹纹等；尤其是青黄釉色，富有耀州窑橄榄青釉的韵味。宋代耀州窑虽为民间瓷窑，但是其精工产品成为海外畅销商品，它的出口多通过湘江转漓江扺对外贸易中心广州。以往学者认为广东窑发现的芒口瓷器是直接受五代北宋时期定窑影响而出现的一种新工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慧怡认为“覆烧工艺主要受南宋时期江西窑所影响”。通过比较，笔者认为在支圈覆烧法流行时，桂林许多窑口亦大行其道，“而广东才开始使用这种装烧方法”。靖康前中原移民已从湘江流入桂林，当中包括不少南下的工匠，他们把中原制瓷技术带到桂林。唐代桂林制瓷业的发展就与海外贸易的兴起关系密切了，不小装饰佛教文化艺术的窑场，它们的生存主要依赖于外销。南宋时期政权的南移直接影响唐代桂州窑及桂林制瓷业的衰落。杭州与泉州地理位置处于宋室版图沿海的中心点，运输物资到京师与沟通各地的商品交换都较桂林优势、方便，虽然桂林窑场逐渐萎缩，但桂林的地理环境处于南来北往的要冲，水运交通便利，仍为桂林瓷业吸取外地瓷艺提供了条件。永福窑田岭窑在借鉴名窑名瓷工艺的同时，还着意表现地方传统纹饰，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民族文化装饰特色产品——釉下褐彩青瓷腰鼓等。

　　腰鼓，或称为拍鼓，又称羯鼓瓷腰鼓。始见于隋，盛行于唐，延续至宋、元。原为古代西域打击乐器，南北朝时传人中原，全国已发现烧制腰鼓的窑口有河南鲁山段店、郏县黄道、禹县下白、山西交城、河北定州、桂林的永福窑田岭窑及藤县中和窑、容县城关窑等。永福窑田岭窑的青瓷花腔腰鼓，与宋代北方定窑的白釉木纹腰鼓、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牡丹纹腰鼓、黑釉刻莲办纹腰鼓有相似之处，但别具一格。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篇记载：“花腔腰鼓，出临桂职田乡，其土特宜鼓腔，村人专作窑烧之，油画红花纹，以为饰”。“油画红花”即褐色彩绘。

　　窑田岭窑大量生产瓷鼓，主要是有着很大的需求市场，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云：“静江腰鼓最有声腔，出于临桂县职由乡（似应为职田乡之误）……鼓面铁圈，出古县（在今永福境内，与窑田岭窑相距不远），其地产佳铁，铁工善锻……，故圈劲不褊，其皮以大羊之革。南多大羊，故多皮，或用蚺蛇皮鞔。合乐之际，声音特远，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城廓村落，祭祀婚嫁丧葬，无一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相之，盖曰闻鼓笛声也”。古文献的记载，旁证了窑田岭窑的烧造年代，反映了桂林人的文化习俗对腰鼓的需求量。桂林至今仍保持婚丧红白喜事用拍鼓和乐的习俗，在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为盛行，使用的木质和陶质腰鼓仍类似宋代瓷鼓的形制。

　　摩羯本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公元4世纪末传入中国，隋唐时其形象融入龙首的特征．宋代摩羯纹多见刻划在耀州窑青瓷碗的内壁上，偶见刻划在景德镇青白釉瓷枕上，头部长角，鼻长上卷，体尾如鱼，成双成对游于碧波中。摩羯纹装饰在桂林青白釉瓷器上，表明桂北地区的文化与中原及其他地区有着广泛的交流。但桂林瓷窑产青白釉瓷，纹饰文化有所创新，席纹、珍珠纹、菱形锦纹托衬缠枝花卉纹或缠枝蝶叶纹等样式，既烘托了主题纹饰，又鲜明地表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如嘉熙二年款荷莲纹瓷印模。

　　我国的緑釉陶出现于汉代，其釉料中就含有2．6％的氧化铜，到了宋代緑釉瓷普遍流行，烧制緑釉瓷的窑口有磁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等，但是，它们都是二次烧成的低温緑釉瓷，而桂林永福窑田岭窑的緑釉瓷，是一次烧成的高温緑釉，釉色青緑莹润，犹如碧緑的玉翠，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

　　桂林宋代主要窑口瓷器装饰文化特色的形成，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桂北地区（官话地区）洛清江沿岸瓷窑多仿北方窑口，属耀州窑青瓷窑系。仿烧不同窑系的瓷器，其审美取向，是由窑口瓷土资源和比较接近的文化品味所决定的。在器物釉色装饰上，桂北地区瓷土含氧化亚铁较多，瓷胎呈灰色，为掩饰胎色不足，只有用深色釉装饰。桂林宋代青瓷和青白瓷的纹饰取材，在吸收具有时代共性纹饰的同时，凸显地方文化个性，如将常见于耀州窑和景德镇窑瓷器的主题纹饰缠枝菊、牡丹等与席纹、水波纹等地方特色纹饰组合，在装饰手法上，采用景德镇的阳纹印花和耀州窑的犀利刀工相结合，使刻印的花纹活泼洒脱有浮雕之感，表现了南国特有的纤细柔和之美和秀骨清风的韵味。如中和窑青白釉席地缠枝菊纹花口碗。

　　桂林宋代瓷器仿耀州窑青瓷和景德镇窑青白瓷装饰风格的另一因素，是为了迎合社会时尚，赢得海内外市场，力求高额利润。桂林与耀州窑和景德镇窑相距千里迢迢，模仿制瓷装饰工艺的途径，最大的可能性只有在全国海外贸易货物集散地广州。漓江往返广州极为便利，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桂林人历来沿河舟楫运货下广州交易，“沙木与杉同类，尤高大，……瑶峒中尤多，劈作大板，背负以出，与省民博易，舟下广东，得息倍称”。桂林有烧造陶瓷的传统和不俗的制瓷技艺。

　　三、桂林宋代制瓷业持续发展的原因

　　桂林制瓷业在宋代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宋朝注重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下诏设鉴铸钱，“以梧州铅锡易得”。宋代梧州钱鉴出土陶坩埚，为广西考古工作者在梧州市抚河南岸钱鉴村发现的铸钱用具，表明广西宋代经济比较发达，商品流通量大。桂林宋代是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陶瓷是桂林宋代市场上大宗商品之一，为民间使用商品，而且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桂林两座宋墓出土了两件陶魂瓶，桂林市古官邸遗址旁水塘坑出土的一批宋代残瓷片中有本地产瓷器。

　　桂林宋代瓷窑遗址大规模的瓷器生产主要是为了销往海外，因为宋王朝指令，凡广西所有进出口物资都必需运到广州市舶司检验抽税后发给允许和外商贸易的凭证，即“请引”，否则，按“私与蕃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论罪，十五贯以下黥面，流海岛，过此关阙下，配本州为役兵”处治。瓷器是宋朝出口货物的主要商品，桂林生产的瓷器必然是由广州运销世界各地。据考古资料，在亚洲地区不少国家的古城废墟和沿海地带，陆续发现了我国宋代的许多瓷器及碎片。南宋福建路司舶提举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列举了当时亚洲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五十六个地区或国家，其中用瓷器进行贸易的有十五个。可见瓷器在宋代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宋朝建国初年就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北宋开皇四年在广州设立了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之后在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泉州也相继设立。全国各地名窑纷纷将产品运往广州，销售海外。而瓷器商人为了降低商品成本、谋求差额利润，也在出口港附近寻求货源，于是江河沿岸水运便利的瓷窑应运而生，桂林诸窑都争相仿烧耀州窑青瓷、钧釉瓷器以及景德镇窑青白瓷等。经考古调查，广西境内发现宋代民间瓷窑遗址四十多处，主要产品为青瓷和青白瓷。青瓷窑主要分布在湘江上游、漓江、洛清江、柳江、左右江沿岸，产地有兴安县严关窑，全州县蒋安岭窑，永福县窑田岭窑，灵川县甘棠渡窑，桂林市星华窑等，其中宋代青瓷窑以兴安县严关窑和永福县窑田岭窑为代表。根据《宋史》卷九十记载：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统计广南西路有488，655产，1，341，572人口，按广西宋代有二十处瓷窑，每处有窑炉十座以上，每年烧一次，每年瓷器产量为400万件推算，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广西人口的消费量。显然，这些瓷器除了满足国人需求，主要供销国外。据查，雅加达博物院在南洋打捞的许多中国宋代瓷器中，发现有永福等地窑产品。毋庸质疑，桂林宋朝瓷业的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海外市场的大量需求刺激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永福窑田岭宋代窑址发掘简报》，载《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黄慧怡：《广东唐宋制瓷手工业遗存分期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

　　（3）《宋史》卷一八六、九十。

　　（4）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出版社出版。

　　（5）周去非：《岭外代答》。

　　（6）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