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铜红釉”起源再探

作者：欧阳希君

    拜读覃小惕先生《追寻高温铜红釉的源头》［1］一文，受益良多，且“源头观点”有曾相识之感。文中只字不提四川邛崃窑高温铜红釉，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根本不知道这一著名民间大窑场呢？该文有：“文史研究不仅要以文献作研究对象，更要注重研究实物”，一句话有三个“研究”，可知他不是普通收藏爱好者，不可能不知道与长沙窑相类同而又相互关联、影响的四川邛窑（邛州窑之简称，今也称邛崃窑），那么可排出不知邛窑，而是有意回避这个比长沙窑创烧更早［2］、时间更长，也烧造高温铜红釉的邛窑了，试想难道只研究长沙窑而不闻不问其他窑，怎可比较、怎能深入，这与闭门造车有何区别？当然，您作为长沙人，热爱家乡，为家乡争荣誉，无可厚非。我祖籍也是湖南，但我更爱真理，讲究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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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邛窑红彩瓜棱形水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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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a釉里红瓜棱形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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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b釉里红瓜棱形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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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唐邛窑褐绿釉瓜棱水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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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唐邛窑青釉点彩龟钮器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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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唐邛窑蓝彩俑

                         3-7韩国国宝天兴44年公元1257年高丽青瓷铜彩莲瓣纹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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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韩国藏12世纪前半叶高丽铜画宝相唐草纹青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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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宋赤土窑红褐彩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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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宋元磁灶窑红褐彩铺首瓶残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报告《长沙窑》［3］及周世荣先生《长沙窑瓷鉴定与鉴赏》［4］、《中国古陶瓷标本·湖南长沙窑》［5］等均未说长沙窑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周世荣先生在说“长沙窑与岳州窑是一对孪生姐妹窑”，仅在《收藏价值》一章说：“过去认为铜红釉始于北宋钧瓷。随着长沙窑产品中通体铜红釉壶、杯和白釉红绿彩壶、青釉红彩盒等制品的出土，从而动摇了铜红釉始于见钧瓷的定论。至少可以说，萌芽时期的铜红釉，始见于长沙窑是有实物作为依据的。”［6］到2002年已修正了自己的以上观点，如《邛崃窑和长沙窑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窑》［7］文中则认为“邛崃窑釉下多彩装饰早于长沙窑”（我不认为是“孪生姐妹窑”，这里暂不讨论），2003年已不提高温铜红釉始见长沙窑［8］，可见其治学之严谨，能不断修正自己。

    张浦生先生说“在邛窑陶瓷繁多的品种中，高温彩绘瓷尤为突出，可与长沙窑相媲美……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邛窑在着色用料上品种齐全，除常见的酱色、绿色外，还有铜红、钴蓝。”［9］这里已说高温彩釉中有铜红、钴蓝；俞伟超先生也“希望能对探索邛窑首创多色彩瓷器的原因，有一点点启示。”［10］这里注意“邛窑首创多色彩瓷”，如果把两位专家的观点串联，即为“邛窑首创多色彩瓷，用色用料品种齐全，除酱、绿色外，还有铜红、钴蓝”；而张福康先生说得较中肯：“唐代邛崃窑和长沙窑首先采用铜作为高温绿色釉彩的着色剂。铜作为着色剂，可以把釉彩着成绿色，也可以着成红色，称为铜红……尽管烧造铜红的条件非常苛刻，但邛崃窑和长沙窑在生产绿色釉彩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必然有机会遇到适合铜红形成的工艺条件……这两个窑的出土物中铜红釉彩数量少，说明当时还不能掌握铜红釉彩的烧造技术，它们的出现多数带有偶然性质。但是，无可否认，是邛崃窑和长沙窑的陶工们首先发现了铜红，有意识地进行试验，并传之于后世，所以铜红釉彩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11］（注意文中排名先后）；邛窑是在“越窑青瓷六朝初的褐色釉下彩人物花卉纹启迪下，于隋代在我国率先创造了高温釉下三彩彩绘瓷，在它的影响下，先后在中原和南方地区创造了富丽华贵的唐三彩，与诗画并茂的长沙窑彩绘瓷。”［12］邛窑隋代已开始应用铜为着色剂，在生产绿色釉彩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必然有机会遇到适合铜红形成的工艺条件……铜红釉彩的偶然出现即是必然的，并有意识地进行试验，传之于后世，而长沙窑从“兴起于安史之乱之际，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才开始使用铜作为呈色剂，铜红釉彩的起源怎“应归功于长沙窑呢”？这么就成了邛窑早于长沙窑使用铜作为着色剂，这么长时间无偶然烧成铜红釉彩，而长沙窑从始烧年代算起短时间一蹴而就“必然”烧造铜红釉？这种逻辑我想大家都不会接受的……。 “红彩瓜棱形水盂”（图3-1）、“釉里红瓜棱形水盂”（图3-2）即为已公布的邛窑高温铜红釉，其他公私藏品还有不少，未做统计，不一一列举。

    覃小惕的“源头”观点，是以往的普遍看法，其观点早已不是“新鲜出炉”了，仅是他人吃剩的馍。如上博陆明华《试述高温铜红釉彩的起源和发展——长沙窑出土相关瓷器谈起》［13］、上博周丽丽《略论湖南长沙铜官窑在中国瓷器装饰史上的地位》［14］等提出：“釉里红起源于长沙窑”、“铜官窑是中国古代最早产生铜红釉和铜红色釉斑的窑场，这一划时代的创造为宋元钧窑的窑变红釉、钧红玫瑰釉、元代景德镇的红釉等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这一观点。陆明华的《长沙窑有关问题研究》［15］，文中小标题《长沙窑——高温铜红釉彩源头》正文曰：“长沙窑作为釉下铜红釉彩的发源地，第一个烧成了（至少目前可以这认为）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的中高温单色釉和釉下铜红彩，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用铜装饰瓷器的先河。”（笔者认为：明显有误，如果说铜红釉尚可争鸣、商榷，“铜装饰”则可是铜绿、铜红，铜绿是邛窑首创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时陆明华先生已注意到了邛窑，但他认为“至于邛窑釉下彩，在工艺上与长沙窑相似，但制作质量不如长沙窑，因此只可能是它受到长沙窑影响，而很难肯定是长沙窑受到它的影响。”以上观点均为上博专家所言，而上博专家就没错吗？记得读南京博物院主编的“三彩文库丛书”之《古茶器》一书，亦为上海博物馆孙姓专家、研究员所著，文中误称“景德镇元青花瓷即‘珠光青瓷’……”［16］所以我们不能迷信专家。

   “长沙窑器物造型的主体是继承岳州窑瓷器的造型，有的器型邛窑也有，但邛窑比它早，所以也可能学习邛窑，至少和邛窑工艺上有所交流。”［17］“邛窑创造了以铁、铜的氧化物作呈色剂，配出多种色彩。唐朝邛窑还有蓝彩……根据湖南考古专家、长沙窑专家周世荣先生告之，长沙窑比邛窑彩绘瓷要晚很多时间。”［18］那么说“邛窑釉下彩，在工艺上与长沙窑相似，但制作质量不如长沙窑，因此只可能是它受到长沙窑影响”是无稽之谈了。我们可通过实物作一比较，邛窑质量是否不如长沙窑，（图3-3～3-6）。笔者认为，部分作者可能当时不知邛窑有铜红彩釉，2001年4月中国邛窑陶瓷科技考古国际研讨会在邛崃市召开，很多专家、学者参加这一盛会，影响巨大。我们作为古陶瓷爱好者、研究人员不可不闻不问，在未全面了解或查阅资料数据之前，那能妄下定论。1997蔡毅也认为：长沙窑“最成功一点是将铜红釉彩成功地运用于釉面的装饰，为此后的铜红彩的发展开辟了先河。”［19］这与《中国陶瓷》及《中国陶瓷史》出现的一些观点一样，并不是覃小惕先生所言之失误，而是当时的条件与资料、资讯无法与今天相比，因为陶瓷考古成果本身是阶段性的，她的观点也会随着考古的新发现而不断充实完善的。

     长沙窑出土带纪年的陶瓷器最早为“元和三年”（808年），而邛窑出土的彩书铭文碗为“先天二年……”（713年）。邛窑至南朝已创烧了高温铜绿釉（不排出偶有铜红出现，待新资料标本），到唐代又以“高温三彩”著称，它以釉上和釉下用铜、铁、锰、钴为着色剂进行绘画或点染，以高温一次烧成，且釉面不易剥落，制作质量与长沙窑相比各有千秋，若与晚唐时具有相似特征的长沙窑相比，早于长沙窑。长沙窑无“唐三彩”，惟有邛窑唐时生产“高温三彩”，长沙窑的高温铜红釉难道真像一些学者所言，是受北方“低温三彩”影响而来吗？因为长沙窑是高温铜红，并非唐三彩之低温铜红，故长沙窑高温铜红釉是受邛窑“高温三彩”影响而来是无可置疑的。据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考古发掘报告，乳浊绿釉是邛崃窑在南朝时首先烧制成功的，后来唐代长沙窑也大量生产，并在技术上进一步发展。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张福康研究报告指出“邛崃窑与长沙窑的高温釉，其釉色大体上有米黄、浅黄、乳白、棕褐及绿五大类，其中除绿釉是铜着色外，其余都是铁着色……乳浊绿釉，在中国陶瓷史上，用铜着色的高温釉彩品种中……最少的是乳浊绿釉”。由此可见，邛窑首创铜彩釉应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钱汉东说得也比较中肯，认为邛窑“是我国彩绘瓷的发源地，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长沙窑则“代表了唐代从注重瓷器的釉色美转移到陶瓷彩绘装饰美的发展新方向，将它誉为彩瓷工艺发展的‘里程碑’。”［20］

    从以上可以看出，邛窑即使不是始创铜红釉或高温铜红釉影响长沙窑，也可以说是最早使用高温铜作着色剂的，或退一步讲高温铜红釉的源头是邛窑与长沙窑。也不应武断地把始创高温铜红釉之桂冠硬往长沙窑头上戴。当然，从目前出土或传世实物看，长沙窑高温铜红釉要多于邛窑，但随着邛窑研究的不断深入，影响面和宣传力度的增强，肯定会陆续地见到更多邛窑铜红釉瓷器产品。

    关于高温铜红釉，除宋元已知窑场外，还有广西桂北的容县北宋城关窑、永福县北宋窑田岭窑。容县城关窑出土的绿釉、红釉瓷多为瓷化极佳的白胎瓷，还发掘出“元祐七年三月囗日莫”（1093年）纪年款和“花头”自名款的印花碗模［21］。之后英国学者ROSEMARY SCOTT和ROSE KERR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东方艺术》1993年夏季刊专文介绍。2002年5月永福县窑田岭窑又“出土了一批铜绿、铜红标本，其中一件是单色的红釉缠枝菊花盏的大半部，这是迄今见到惟一成器形的北宋时期单色铜红釉标本。”［22］韩国的高丽青瓷铜红釉在12世纪初创烧成功（图3-7、3-8），他们自豪地称“高丽最早成功地在高温还原烧制状态下以氧化铜彩料调配红色。12世纪又制作出青瓷铜版画纹……在酒杯及化妆盒的表面上涂以铜彩使全呈红色的例子，但为数不多……高丽青瓷制作工艺采用还原烧造铜红色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堪称工艺文化上的一绝……12世纪前期高丽在世界上第一个在瓷器上用氧化铜显出鲜明颜色……中国在14世纪开始在青白瓷上使用铜画，到明朝宣德年间，成功地运用该技术在白瓷上烧出铜红釉。”［23］12世纪为北宋晚期、南宋早期。而广西桂北窑工在11世纪晚期“已基本掌握了铜红釉产生的机理”［24］而生产铜红釉瓷器了。韩国学者以上说法的前提都是排出邛窑、长沙窑和桂北窑，无视它们存在的一厢情愿，不过高丽瓷与我国的钧窑系瓷、元景德镇瓷一样，已站在了巨人（邛窑、长沙窑，或再加上桂北窑）的肩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不能不惊叹！

    有文曰：建阳市某“收藏家中……博古架上摆放宋建窑陶瓷几十件，其中不乏有珍贵的‘兔毫’、‘油滴’、‘鹧鸪斑’品种……又从室内小心捧出一只锦盒……此盏通体釉色发红，鲜毫如新……宋代‘铜红’器主要是一些钧窑系的产品，其他窑口如景德镇窑、湖田窑、吉州窑、四川金凤窑也有类似器出土或传世……福建地区更没有太多关于‘铜红’釉器的记载，余这件珍藏多年的宋代铜红釉兔毫盏，恰恰印证了在福建地区也生产出了既有绀黑又有铜红釉的建窑兔毫盏。”［25］从文间字行可看出其只是一个初学者，对很多基本常识还不太了解，若如博古架上摆放了那么珍贵的鹧鸪斑，一般的兔毫盏又怎么要装入锦盒小心收藏于内室呢？目前完整的鹧鸪斑我只看过一件，而且是生烧品，其他多为残器、碎片，因此鹧鸪斑等博古架上多为赝品无疑。建阳估人告诉你这是建窑珍品中铜红绀黑兔毫盏，能相信吗？从照片观察，胎、釉与建盏不符，圈足稍高、略大，口沿似已经过修补，福清窑产品可能性最大。其误信估人把黑（褐、酱）釉的铁作呈色剂的“铁红釉”误当成了铜红釉，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勤于钻研之人，能将报刊上发表的类同于“铜红釉绀黑兔毫盏”的吉州窑和“四川金凤窑”（所谓“金凤窑”实为福建东张窑盏）黑釉兔毫盏（酱黄色、棕褐色）一并当成了高温铜红釉。

目前笔者在福建晋江市磁灶窑、漳浦县赤土窑、福清市东张窑均采集到红（或褐红、紫红、黑红）陶片（图3-9、3-10），用红色在素坯上绘装饰纹，烧成后色呈朱红，部分色黑，因未测试，不敢妄说是否为铜红，铁着色的可能性较大。因为金属（铜、铁、锰、金、钴、锑等）着色剂在不同的窑温及不同的焰性（如还原焰、氧化焰）中呈色不同，窑位和燃料也会影响其呈色，同时还受到罩釉与素烧的影响，故部分铜、铁等金属着色剂也会出现红、绿、褐、黑等不同的颜色。相信随着社会、文化、科技的进步，考古工作者对窑址的发掘，民间收藏的进一步繁荣，会有愈来愈多的新问题、新发现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与发现，这在是尔等之兴趣所在。同时也想告诉广大藏友们，多学一点有用的知识，舍去一些功利性的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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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覃小惕：《追寻高温铜红釉的源头》，《收藏》2004年第7期总139期。

［2］邛窑创烧于南北朝，兴盛于唐，延烧至南宋中晚期，也有学者认为它“始烧于东晋，发展于南朝，成熟于隋，兴盛于唐，至唐末五代长盛不衰，结束于南宋中晚期，共经历了约9个世纪”。而长沙窑“兴起于安史之乱之际，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长沙窑单色铜红釉的烧造年代约相当于晚唐时期，而铜红彩可能更早一些，约相当于中唐后期至晚唐前期。”

［3］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4］［6］周世荣：《长沙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

［5］［8］周世荣：《中国古陶瓷标本·湖南长沙窑》，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

［7］周世荣：《邛崃窑和长沙窑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窑》，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9］张浦生：《关于中国古代彩瓷研究的几个问题》，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俞伟超：《早期蜀文化发展的多元文化结合道路》，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张福康：《邛崃窑和长沙窑的烧造工艺》，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陈丽琼：《邛窑古陶瓷发展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13］陆明华：《试述高温铜红釉彩的起源和发展——长沙窑出土相关瓷器谈起》，《上海博物馆集刊》第9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14］周丽丽：《略论湖南长沙铜官窑在中国瓷器装饰史上的地位》，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陆明华：《长沙窑有关问题研究》，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孙仲威：《三彩文库·古茶器》，时事出版社版，2002年。

［17］李知宴：《邛窑和长沙窑的比较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18］李知宴：《论邛窑彩绘瓷的艺术风格》，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蔡毅：《关于长沙窑彩瓷应是高温釉上彩的讨论》，《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20］钱汉东：《邛窑：蜀文化的骄傲》，《收藏快报》2003年9月24日。钱汉东：《踏访长沙窑遗址》，《收藏快报》2003年11月5日。

［2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容县城关宋代瓷窑》，《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2］［24］韦仁义：《广西北宋窑址高温铜红釉瓷的新发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23］郑良谟：《高丽青瓷》（金英美译），文物出版社，2000年。

［25］文长：《宋建窑铜红釉绀黑兔毫盏》，《收藏快报》2004年8月18日。

 原文2004年发表于《收藏快报》，收入《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及杜耀西主编的《民间收藏论丛——第四届全国民间收藏文化高层论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