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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6 18:08:03)杜诗中的以诗为信研究——以友人、知己、同僚为例
（日）高桥良行
【摘要】杜甫是以诗歌来展现盛唐“书信文化”的代表诗人。杜甫中年到晚年的作品中，以诗为信的诗歌数量众多，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从诗歌题目来看，包含了“寄”“送”“别”“饯”等多种情感场面。杜甫书信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底色以友情、亲情为主，有时也包含了音讯断绝后的强烈不安等复杂情感。书信诗歌作为杜甫延续亲朋情感和交往记忆的重要载体，体现了他的交友理念。同时，无论双方距离的远 近，写信者都可以在书信中直率表白自己思想，这也使书信体诗歌对于作家个人具有了个别性、亲密性、私密性的特点。杜甫作品中以诗代书倾向的诸多表现，反映出盛唐书信文化的浓厚色彩。与当时的其他作家相比，也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风貌。
杜甫是以诗来表现盛唐“书信文化”的诗人之一。其中现存从中年至晚年的诸多作品中，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是比较特立独行的。
二、给友人的书信
截然辨别友人、知己、同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比较难的，下面就与杜甫关系密切的程度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书信往来方面，虽然有杜甫收到他们来信和他们收到杜甫来信的情况，但大部分还是属于前者。下面来看一下相关情况的描写。
1.李白、郑虔——来自逐客的书信
杜甫写给作为罪人被流放的李白、郑虔的书信是：
《梦李白二首·其一》(卷七)：“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2.高适、岑参——诗作、友情、援助
在杜甫的交友关系中，仅次于李白的一流诗人、并且与他保持交流的还有高适、岑参，以及诗集中载有给他们的书信。这些书信反映了二者友情的微妙距离。
《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卷二)：“黄尘翳沙漠，念子何当归。边城有余力，早寄从军诗。”
天宝十一载(752)，高适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掌书记。在送高适赴任时，杜甫写下了这首诗。此时高适已经五十二岁(一说是五十六岁)。诗中表达了对高适任职的祝愿，在叙述离别的寂寞之后，最后二句是说在边城工作之余，能够早日收到优秀的从军之作。作为边塞诗人的高适，受到杜甫高度的评价。当时以诗代信是一起发来的，其中也包含有催促回信之意。
《送蔡西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卷三)：“蔡子勇成癖，弯弓西射胡。……因君问休息，好在阮元瑜。”
这首诗是天宝十四年(755)春，杜甫送别陇右节度使哥舒翰部下蔡希鲁归陇右时所作。利用这个机会，杜甫同时也给同为幕僚的高适写了诗。诗的开头歌颂了蔡希鲁的勇武，最后二句是说“希望你回来时能得到友人的消息。你是写檄文的高手，堪比阮元瑜(阮籍之父)，高适真是这方面优秀的人。”此时杜甫以高适为媒介，可能会有就职哥舒翰幕府的意向，因而具有强调高适的意识。
《寄高三十五詹事》(卷六)：“安稳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时来如宦达，岁晚莫情疏。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
乾元元年(759)秋，由于李辅国的原因，高适左授太子少詹事。杜甫给高适写了这首诗，意在对他进行鼓励。寄信后没有收到回信，杜甫心中不免有些不满。由此可以看出，杜甫与高适彼此之间存在着若干的情感差异。
下面是杜甫于乾元二年(759)秋于秦州写给高适、岑参的长诗：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三十韵》(卷八)：“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诗好几时见，书成无信将。……”
时高适任彭州(四川省彭州市)刺史、岑参任虢州(河南省灵宝市)长史，杜甫感叹没有收到二人的来信。在诗的开头作者希望能够收到二位友人的好诗，虽然作者给他们写了信，但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信。“无信将”属于不常见的表现，在有的版本中“信”作“使”，有“使者”之意。用“将”字表示传递之意。从这样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二人的立场，虽有些事情需要斟酌，实际上带有催促之意。在诗的最后，是落魄病身的自己(杜甫的原注是：时患虐病)对居住和诗作的想象，期待与二位的再会。
《狂夫》(卷九)：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稚子”是指杜甫的两个儿子宗文、宗武，此时宗文十一岁，宗武七岁。在诗中描写儿童、子女达到如此生动，杜甫堪称是大手笔。在写给朋友的求助诗时，也不忘描述一下孩子的情况，这在杜甫之前是没有的。如果从诗题来看，虽然不是“寄”“赠”诗，但却是戏剧化的自画像之作。这也具有强烈的无拘无束的表现。
《寄岑嘉州》(卷十四)：“不见故人十余年，不道故人无素书。……”
这首诗是杜甫于大历元年(766)春，为从云安(重庆市云阳县)赴任嘉州(刺史)的岑参所作。实际上因战乱岑参先到成都，赴任嘉州已是在大历二年六月了。“与你十年未见。这期间也未收到你的来信。”作者表达的仍然是没有收到来信之事。
杜甫在诗中把岑参比作南朝的谢朓进行颂扬。在希望岑参能够推荐自己之后，诗的最后二句叙述的是“眼前所寄选何物，赠子云安双鲤鱼。”从煮熟的鱼腹中得到书信之事，见于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对高适也是如此。从希望离别之后能够得到岑参书信的情况来看，杜甫的形象便出现在这首诗中了。
无论怎样来说，高适、岑参毕竟是杜甫年轻时的朋友。高适在天宝三年和五年时，是与李白一起漫游梁宋、齐鲁时的朋友。岑参自天宝以来也与之交游，至德二年(757)杜甫出任左拾遗时，同僚们还曾有推荐他担任右补阙之事。对二位友人的亲爱之情和担心，是杜甫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
3.李瑀、严武——庇护者的友情
下面来看一下杜甫对庇护者友人李瑀、严武的书信。
《奉汉中王手札》(卷十五)：“……前后缄书报，分明馔玉恩。……”
这是大历元年(766)秋、杜甫在夔州收到汉中王李瑀来信诗写的诗。由书信可知，因李辅国的原因，左迁蓬州(四川省仪陇县)刺史的李瑀在出三峡的途中，为了避暑停留在了归州(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此外，李瑀还赠与了杜甫美味。对此铃木虎雄认为，实际上李瑀赠与杜甫的是买粮食的金钱。
下面是乾元二年(759)在秦州时，杜甫写给友人岳州(湖南省岳阳市)司马贾至和巴州(重庆市)刺史严武的诗。
作者回忆了门下省给事中严武和中书舍人贾至在肃宗朝任职时的辉煌时刻，对贬谪的二人进行鼓励，同时也叙述了自己的飘零生活。引用的部分回忆了肃宗朝时他们的亲密交往，彼此之间相互怀念，因此才有了互相赠诗的行为。
严武为中书侍郎严挺之子。他比杜甫小十四岁，与杜甫是世交。杜甫任左拾遗时，严武是他的上司，与房琯属于同一党派。言及杜甫朋友的诗以严武为最多，一直持续到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卷十三)：“……五马旧曾谙小径，几回书札待潜夫。”
这首诗为广德二年(764)春，从阆州(四川省达州市)回达州的途中所作，是给再任剑南节度使居住在成都的严武写的诗。作者回忆严武熟悉草堂的小路，希望像招募东汉王符那样招募他为幕僚，这是表达感谢之意的内容。从给严武的这首诗来看，在他们的亲密交往之间是有多次书信来往的。
4.李峄——纪念性的书信
《哭李常侍峄二首·其二》(卷二十二)：“……风尘逢我地，江汉哭君时。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诗。……”
这首诗为大历三年(768)冬，杜甫于江陵(湖北省荆州市)所作。李常侍与杜甫在长安肃宗朝有过交往，后在铜梁(重庆市合川县)分别后于岭南病故，灵柩归葬长安后，杜甫伤心地写下了这首诗。清张潜《读书堂杜诗注释》(卷十八)评论为：“为一代哭，为斯文哭，为斯人哭，为自己哭。感慨极深。”李峄出身于唐王室，为太宗子吴王恪曾孙。大历初期任蜀州刺史。如“其一”诗中“一代风流尽，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所说，杜甫是把李常侍看做一代风流人物。在诗中描写了杜甫让儿子寻找李峄之事。李常侍的书信和诗，现已成为纪念性的物品了。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杜甫即使在漂泊生活中也会保留朋友的书信和诗歌，并且时常拿出来阅读。在流寓生活中，两个孩子也成长起来了。在生活方面，杜甫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这里的“儿”，可能是比哥哥聪明一些的次子宗武吧！
5.裴虬——来自旧友的书信
《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卷二十二)：“……永念病渴老，附书远山巅。”
这首诗为大历四年(769)夏，杜甫在潭州(湖南省长沙市)为道州刺史兼侍御使裴虬作为刺史赴任道州(湖南省道县)饯行时所作的一首诗。杜甫与裴虬在长安时便是知音，在叙述不变的友谊、昔别之情、到任后实行善政的希望后，也担心裴虬的消渴病(糖尿病)，所作的这首诗以三十句而作结。
下面的这首诗也同样是大历四年秋从道州刺史裴虬那里收到书信之后的遣兴之作，再给裴虬回信后，又给居住在附近的友人侍御使苏涣写了一首诗。全诗共有四十六句。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卷二十三)：“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虚名但蒙寒温问，泛爱不救沟壑辱。……道州手札适复至，纸长要自三过读。盈把那须沧海珠，入怀本倚昆山玉。……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
关于这首诗在何处所作？现在已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了。首先看诗的开头，杜甫介绍了自己在漫长的流寓生活中收到了朋友写来的很多的信，一个月有一封。很多时候属于问候寒暑变化的礼仪性之作，并没有对他有实质性的帮助。这是什么原因呢？收到裴虬的长信，杜甫已反复读了三次。他把信的价值比喻为沧海玉和潭州百斛酒，白天支开孩子，晚上熬油点灯也在读。这里作者有十四句描写此事。虽然稍有些夸张的气氛，但也看出收到裴虬信时杜甫的感激之情。
以下至第三十句称赞了裴虬优秀的才能，最后到第四十六句叙述了与共同的友人苏涣的交往。这封信在寄给裴虬的同时，也写给了苏涣。
诗的开头是说抱着疾病和衰老之身，晚年的杜甫漂泊在长江一带已有月余，能够收到朋友的来信令他感到吃惊。杜甫这里所说的“虚名”是指在肃宗朝担任左拾遗之事，在严武幕府中推荐的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名誉，对晚年漂泊在湖南的杜甫而言或许有一些效果吧！
与此同时，收信的数量并没有什么变化，杜甫也可能给朋友写了同样数量的信了。写的信虽然多，但主要是生活方面的求助，以及为就职而收集的一些信息。信中所说的“虚名”是一种礼貌用语，是强调裴虬书信的价值而言的。从收信后的描写来看，杜甫还是很高兴的。对晚年的杜甫而言，裴虬是有良心的朋友之一。
6.不在了的朋友——“亲朋无一字”
《登岳阳楼》(卷二十二)这首诗作于给裴虬诗的前一年左右，是大历三年(768)冬杜甫登上岳阳楼(湖南省岳阳市)眺望洞庭湖时的感慨，为杜甫的代表作之一。前四句描写了眺望雄大的洞庭湖时杜甫宏大的宇宙观；后四句笔锋一转，描写了战乱不止、身残抱病托身于孤舟之上的杜甫现实。
这种孤独以“亲朋无一字”来做了强调，颈联中的“无一字”与“有孤舟”成为了绝妙的对比。“无”与“有”虽然是反义词，但这里的“有”是只有之意。其结果强调的是杜甫的孤独。此时杜甫可能带着妻子同行(是妻子杨氏呢？还是“山妻”（后妻或侧室）？其中的情况并不明确)，或者是只有一个人？而亲戚朋友对古代知识分子来说是生存圈内不可缺少的条件，“亲朋”音信断绝对杜甫而言是产生基本孤独感的重要原因。
不在的朋友的意义，正如这首诗之前《雨四首(其三)》诗(卷三十)“时危觉凋丧，故旧短书稀”所说的内容。这首诗是大历二年(767)于夔州瀼西或西阁所作，当时时局危急，个人无力回天，老友也没有来信，故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又如大历元年(766)于夔州某个夜晚叙述个人感慨的《中宵》诗(卷十七)有“亲朋满天地，兵甲少来书”，是与《登岳阳楼》中“亲朋无一字”有着直接的联系。自己住在西阁看到星月和河边的风景后，又写到了幽鸟。于是感叹自己的亲戚虽多，但却因战乱少有书信来往。这里的“少”几乎与“无”意近，由此产生了“满”与“少”的对比。“亲朋满天地”强调的是“兵甲少来书”，杜甫反复述说自己生存方面的“拙”，可能是反映自己交际能力的薄弱。
下面论述一下与亲密度稍低的知己、同僚以书信形式写的诗。在作诗时间地点方面，按书写的内容和情况排列。
1.招待、赠礼的书信
说到诗中的书信，想象应该是距离较远的事情，但也见于近距离之间的书信往来，如赠李瑀的《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徵士》诗。
《重过何氏五首·其一》(卷三)：“问讯东桥竹，将军有报书。……”
这是天宝十三载(754)春，杜甫在长安再次游览何将军园林时所作。在前年，杜甫与郑虔应何将军之邀游览了他的园林。何将军的经历虽不清楚，但应该属于天宝年间的将军，似乎是郑虔的友人，对杜甫也是比较友好的人。
正如对李瑀《奉汉中王手札》诗所述，在唐代诗人中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朋友之间也是会互赠礼物的，有时也会涉及到远方的朋友。后面的白居易诗中经常会有这方面的例子，而在杜甫之时便有互赠礼物时赠答的诗了，这方面的书信也写在了诗中。
《寄裴施州》(卷十三)：“……几度寄书白盐北，苦寒赠我青羔裘。霜雪回光避锦袖，龙蛇动奁蟠银钩。……”
这是大历二年(767)冬，杜甫给居住在夔州东屯(重庆市白帝镇)施州刺史裴某(未详)写的诗。白盐，是指位于东屯南部的山。“白盐北”，是指杜甫的居所。施州位于夔州南五百里，属于黔中道。裴某数次给杜甫写信，又赠与他黑子羊裘。“龙蛇”一句是对裴施州信中书法的褒奖，强调的是杜甫的感激之情。
在当时委托赴当地的人捎信和带言是最一般的通信手段。杜甫有不少这方面的来信，也有委托他人捎带的信。下面来看一下杜甫委托知己捎信的诗。
《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卷六)：“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
乾元元年(767)春，杜甫在长安委托回江宁的同僚许拾遗给他在开元十九年、二十岁于江南交游时认识的朋友旻上人捎去一首诗。给三十年未能见面的旻上人写信时，杜甫流下了热流。他多么希望今后能够再次见面啊！据记载，许拾遗(许八)即许登，他们是在漫游吴越时相识的。
下面再看几首委托他人捎信时写的诗。广德元年(763)春，杜甫在梓州送别归任合州(重庆市合川县)的祁录事(未详)时，委托他给合州刺史苏某(未详)带去《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卷十二)，诗中有“幸为达书贤府主，江花未尽会江楼”之句。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述怀斐然之作三十韵》诗(卷二十一)有“南征为客久，西候别君初。岁满归凫舄，秋来把雁书”之句。这是大历三年(768)秋杜甫在荆南(江陵)为任职石首(江陵属邑)期满的县令薛某送别时，让他给某位兄弟薛尚书捎带的一首诗。这位兄弟名叫薛景仙，玄宗幸蜀蒙尘之际，他从贼军手里收复扶风。马嵬之变时，他捕杀了杨国忠妻子和虢国夫人等人，因功获得晋升，大历二年担任了检校户部尚书。杜甫大概是在凤翔行在所时与他相识的。
下面是大历二年(767)冬杜甫在夔州为高司职赴任阆州刺史封议时写的一首诗，时杜甫处于生病的状态，表现了他书信是否能够寄出的情形。
《送高司职寻封阆州》(卷二十一)：“……我瘦书不成，成字读亦误。为我问故人，劳心练征戍。……”
因为自己有病不能写信，但还向赴阆州的封刺史询问练兵的情况。此时的杜甫左耳已丧失了听力，牙齿也掉了一半，在给信封口时手也在颤抖。而在这一年封议转为明州刺史，不久便去世了。
受杜甫委托写信的例子，还有以下这首诗。
《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卷十)：“忽得炎州信，遥从月峡传。”
宝应元年(762)，突然收到广州都督府(岭南节度使)张判官的来信，时杜甫经三峡入口的明月峡来到成都的草堂时写下了这首诗以作答。张叔倾为“竹溪六逸”之一，可能与张叔明为同一人。杜甫在开元二十八年与之交往，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卷十一)有“铜梁书远及，珠浦使将旋”之句，同为宝应二年(春)于梓州(四川省三台县)所作。收到广州都督府杨谭的来信，现在却让段功曹赴广州时给他捎信过去，于是杜甫写了这首诗。杜甫与杨谭自天宝十三年以来便开始交往，二人互有诗赠。
如以上所见，杜甫委托捎信的诗歌还是比较多的，由此可见杜甫通信情况之一斑。无论是有无请托，写信比收信更容易成为积极的诗材。
3.别后音讯不通的感叹
经常委托他人捎信，保持与友人之间的往来，是杜甫描写较多的内容。感叹别后到现在的音讯不通，预想今后音讯不通的〈书简〉表现也比较多见。
《逢唐兴刘主簿第》(卷十)：“分手开元末，连年绝尺书。江山且相见，戎马未安居。剑外官人冷，关中驿骑疏。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
上元二年(761)，杜甫在成都东部与唐兴县(四川省崇州市江源镇)主簿刘某相遇，于感慨之余写下了这首诗。自开元末分别后，双方一直未通音问，杜甫一直居无定所。第六句是说从关中来的驿马稀少，因此叙述了难以收到书信之事。
《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卷十二)：“幕下郎官安稳无，从来不奉一行书。固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
诗题直接使用了“投简”“简”的书信表现手法，“奉”也用在了信中。作者并没有收到幕府诸官书信，或许是因为自己的贫穷。杜甫从幕府诸官那里得到了什么？他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相关的内容信中还是有一些描写的。杜甫与诸郎官的不对等关系，便由此直接的嘲讽了出来。
《赠王二十侍御契四十韵》(卷十三)：“……书成无过雁，衣故有悬鹑。……”
王契为京兆人，宝应元年(762)入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下，其后流寓西蜀，在成都西北彭州道江县与杜甫有了交往。广德二年(764)春，在阔别三年的王侍御家中杜甫与他相见，诗中叙述了自己的零落境遇和与王侍御的深厚感情。杜甫离开都城收到王侍御的信，诗中也叙述了这件事，表现了一种婉转之情。
这首诗的中间有“女长裁褐稳，男大卷书匀”之句。女儿长大了，儿子也会写信了。从这句可以看出杜甫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整理书信时杜甫日常生活的一面。此时宗文十五岁，宗武十一岁。
其它还有《寄司马山人十二韵》诗(卷十三)有“丧乱形仍役，凄凉信不通”之句。这是广德二年(春)在成都杜甫与昔日在长安别后的司马山人再会时写的诗。司马山人认为杜甫受到了李白的影响，是对道教有所倾慕的人物。战乱中不仅肉体受到伤害，而且生活也变得悲惨起来。大历四年(769)秋于潭州所作《优仁》(卷二十三)有“往与惠荀辈，中年沧州期。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之句。从前，杜甫与惠荀有相约沧州仙境的约定，然而到了秋天却没有了消息。“幽人”，这里是指具有隐者风范的人物惠荀。
下面是离别之后感叹今后音讯难通的情形。
《赠韦赞善别》(卷十一)：“……江汉故人少，音书从此稀。往还二十载，岁晚寸心违。”
这是宝应二年(762)杜甫在梓州(一说是广德元年往来梓、阆州间往来时所作)与相识二十年的友人、太子赞善大夫韦某分别时所作的诗。杜甫在江汉的旧友比较少，能给这位赠诗也是比较罕见的。给杜甫来信和杜甫给韦某写信，在江汉时期都是比较少的现象。按《杜甫亲眷》(第126页)所说，韦赞善是宰相韦见素的孙子，这首诗可能是出使岭南后北归长安时所作。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卷十二)：“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
这首诗为杜甫于广德元年(763)夏在梓州为王判官奉母归黔阳(重庆市彭水县)时所作。黔阳位于遥远的地方，今后通信困难，在此分别时劝酒，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其中的心情与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的情形相同，分别之后相互隔绝，因此只能在此劝酒了。
4.希望别后能够收到来信
如(3)所见，现实中能够想到但却收不到书信，因此杜甫强烈希望能够收到别后的来信。既如高适和岑参的事例，也都是杜甫强烈要求下才有了回信的。这种倾向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杜甫具有显著的特征。
《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别》(卷十)：“……时应念衰疾，书疏及沧浪。”
这首诗为宝应元年(762)杜甫为入京前来浣花草堂辞行问候的魏侍御使(未详)所作。魏侍御使于上元二年作为监察御史仕于严武。入幕出世后，杜甫在浣花溪写了这首诗给他。
《送段功曹归广州》(卷十一)：“幸君因旅客，时寄锦官城。”
这首诗与前面列举的《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为同时所作。前半部分四句是对段功曹旅途的想象之词；后半部分四句希望能够把广州的特产丹砂和白葛带回成都的草堂。这不仅是单纯的问候，还有一些纯粹的请求，希望能够从遥远的广州带回一些特产。
《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卷十二)：“……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有使即寄书，无使长回首。”
这是杜甫于广德元年(763)为赴吴楚之地任梓州刺史的章彝及其幕僚写的诗(在此之后吴楚之行便终止了)。中原音信断绝，代宗皇帝是否平安？这些都是杜甫想知道的消息，因此他便写了这首诗。这里因中原消息断绝，杜甫便希望从朋友的来信中得到消息。
《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卷二十二)：“……念我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
这首诗为大历三年(768)杜甫为荆州公安县尉韦匡赞所作的送别诗。“能书数字至”是说即使是内容比较短，但也希望能够收到对方的信。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可以了解当时士人社会中士人之间的寒暄客套之词。
《潭州送韦员外迢牧韶州》(卷二十二)：“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
这是大历四年(769)秋杜甫在潭州为赴任韶州(广东省韶关市)刺史的韦尚书员外郎所作的一首诗。这个人是元和宰相韦夏卿之父，元稹之妻韦丛的祖父。在向韦尚书就任表示祝贺的同时，也表示自己所在的洞庭湖是连南归大雁都飞不到的地方，因此希望朋友们南归经常来信，不要忘记了他。自东汉以来，秋雁南飞至衡阳的回雁峰便不再南下，诗赋中这类的吟咏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诗中也包含了杜甫与韶州韦刺史通信的差别。
其它还有杜甫在永泰元年(765)秋冬之际在夔州云安与常征军分别时写的诗《别常征军》(卷十四)，其中有“各逐萍流转，来书细作行”之句。虽然有相互之间的交流，但还是希望知道一些详细的情况。杜甫在大历二年春又给这位常征军写了诗。大历元年(766)春，杜甫在云安所作的《别蔡十四著作》诗(卷十四)有“若凭南辕吏，书札到天垠”之句。至德二年，凤翔行在所的同僚著作郎蔡某(不详)帮助成都节度使郭英义的灵柩回长安。阔别十年之后，杜甫与之重逢，临别之际写下了这首诗。
四、结束语
以上就友人、知己、同僚之间的“书简”表现，来进行一下简单的归纳总结。从举例作品的诗题情况来看，包含有“寄”的诗十四首、“送”的诗有九首、“别”的诗四首、“赠”的诗二首；还有“饯”“酬”“逢”“奉”“过”“投”等其它诗各一首。诗中标有“寄”最多，而给朋友送别的诗几乎都吟咏了“送”“别”的场面。希望朋友能够回信虽然是当然之事，但必须离别与再会、寄远的情况也吟咏较多。严格的分类虽然有些难，但从“书简”表现数量概括的话，大约有以下的情况。在大约四十多首诗中，吟咏收到朋友来信的诗有三十首，杜甫写给朋友的诗有十首。与友人互动的诗有二首，大部分是吟咏收信的诗。收到朋友的信并且杜甫为之赠诗，这样的诗歌有十几首。没有收到朋友的信、或收到较少的诗有十数首，杜甫希望朋友能够回复的约有十首。
如前所述，故乡和“书简”的表现与整个断绝通讯的否定相比，与知己的“书籍”表现肯定、否定各占一半。在约四分之一知己来信的背后，音讯断绝给杜甫带来了强烈的不安感。给妻子和弟妹、故乡的书简多是在战乱情况下写成的，而给知己的书简却少见这种情况。如果是妻子和弟妹的话，相互之间的书信主要是叙述骨肉亲情，而没有收到书信则是由于战乱的原因。没有收到自己的来信与战乱的有无有着一定的关系，在此之前杜甫能否收到信成为了重要的前提。亦即通信的有无，反映了朋友之间的友情程度。
友人、知己如前所述，与妻子、弟妹的情况有所不同，属于其他一类的人。虽然是其他人，但杜甫并没有太多的亲疏之分。与友人中的知己、同僚，其中的感情程度是不一样的。从总体而言，书简表现出来的基本内容应该是杜甫的友情、亲情之类的感情，但有时也是比较复杂的感情。稍有些不同的是，对李白和郑虔的表现反映的是杜甫纯粹的美好友情。又如对高适和岑参表现的是展示新作和倾述友情。特别对岑参提出需要请求帮助的要求，更是体现了杜甫友情中现实的、个性的一面。杜甫书简中表现再会旧友的内容比较多。说到再会的朋友，《赠卫八处士》比较有名，他是天宝年间与杜甫相识的友人，没想到晚年在蜀地的长江岸边还能与他相逢，这真是令人称奇的缘分啊！
推究起来的话，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社会自春秋时代以来有一种写信的文化。不仅《文选》中收录了各种书简文的例子，即使是在士人之间作为表白自己思想的手段，书信也是其中重要的载体。无论对方距离远近，书信具有对读者个人的个别性、亲密性、秘密性，在这种情况下写信者的心情便直率地表现了出来。杜甫诗中各种书简的表现，表现在给妻子、弟妹、故乡的百余首诗中，这里也反映出盛唐书信文化浓厚的色彩。在李白之后，中唐的白居易也有较多的书简表现，现仅论述至此，相关的内容后面研究。
注释：
1，参见拙作《杜诗中的以诗为信研究——以妻子、弟妹、故乡为例》(《新汉字汉文教育》第61号；2015年11月出版)。
2，关于原诗的引用，据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本(《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汉字使用常用汉字，训读以旧假名为据。划线部分为笔者所加，下同。此外，关于杜甫交游对象的传记事实，主要参考了以下著作：陈贻焮《杜甫评传》上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出版)；关于相关的解释和地名，参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全十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韩成武·张志民《杜甫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铃木虎雄《杜甫全诗集》全四卷(日本图书中心1978年出版)、吉川幸次郎·兴膳宏编《杜甫诗注》第一—九册(岩波书店2012—2015年出版)、植木久行编《中国诗迹事典
4，关于二者的详细交流，参见吉川幸次郎《杜甫与郑虔》(《吉川幸次郎全集》12；筑摩书房1968年出版)。
5，参见《杜甫全诗集》第4卷第297页。,6，参见拙作《杜甫友情诗研究》(松原朗主编《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年纪念
7，关于杜甫诗中的儿女，参见高桥清《杜甫儿女诗考》(《广岛女子大国文》二；1985年出版)、后藤秋正《杜甫的诗与“儿童”》(《花欲燃
8，《杜甫全诗集》第三卷第412页。
9，参见后藤秋正《杜甫的诗与“儿童”》第37—40页。
10，参见石井理译《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年纪念
11,如第16、388、444页认为，在夔州时杜甫的正妻已去世，诗中被称为“山妻”的人应该是在当地再娶的夫人。
12，关于杜甫诗中表现的“拙”，参见安东俊六《杜甫研究》[第三章第四节：“懒”与“拙”](凤间书房1996年出版)、谷口真由美《杜甫诗中的葛藤与社会意识》[第一编第三章：自己认识的“拙”](汲古书院2013年出版)、杨胜宽《“拙”杜论》(《杜甫研究学刊》1993年第三期)。
13，关于士人之间的赠答，参见合山究《赠答诗中体现出来的宋代文人趣味交游生活》(《中国文学论丛》第二号；1971年出版)、泽崎久和《白居易诗研究》[第一部第三章：论白居易的“赠物诗”](研文出版社2013年出版)。特别是泽崎久和的论文，不仅包含了前面的先行研究，而且论述特别详细。
14，作为唐代书信文化材料，有初唐杜正伦的书仪(书简文例集)《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日本有光明皇后的御笔写本)。参见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注释与研究》(翰林书房1994年出版)、金文京《〈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与唐代文学》(《中国文史论丛》第5号；2009年出版)。关于敦煌写本，参见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及《〈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季羡林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1997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作（译）者简介：高桥良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李寅生，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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