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步诗》为什么是七步呢?
原著(日本)兴膳宏       
李寅生   译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问题呢?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用数字“七”题名的诗文,其数字的意义也有似乎并不明显的时候。
在这方面最早的作品,是西汉枚乘(?——前140年)所作的《七发》。全文由楚太子与吴客之间的问答组成。其内容梗概是,探望患病楚太子的吴客,从对太子的关心引出话题,最终使太子病愈。《文选》李善注认为,《七发》是吴客以“七”件事来启“发”太子,此说虽较为稳妥,但文中的“七”相当于什么,却是始于穿凿,还需要反复地思考,否则就容易引起混淆。六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对《七发》之名,另做了一番解释:“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子弟也”。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是由其奢侈的生活所引起,要想使他心情快乐,必须逐渐摆脱奢侈的生活。从《七发》的内容上来看,这种解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完全的“望文生意”的解释。
   
在枚乘的三个世纪之后,三国诗人王粲(177——217年)、曹植(192——232年)都曾写下了以《七哀》为题的五言诗,并有数首代表作。王粲的《七哀》诗共三首,其中二首收录于《文选》中。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这首诗为王粲《七哀》诗的第一首,它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出了汉末动乱所造成的惨象,因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而曹植的《七哀》诗则是: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这是一首在美丽的月亮照耀下,假托一名女子的口吻诉说与丈夫离别的孤独的妻子悲愁的《闺怨》诗。它与诗人晚年怀才不遇的心情颇为相似。只是,这里的《七哀》的“七”的意思有些不太好懂。一种说法是,这是一首以表现悲哀为主题的七首组诗,在此之后杜甫所作的以《八哀》诗为题的八首组诗,大致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创作的。无论是王粲,还是曹植,以及创作有同一题目的阮瑀、张载,七首诗一直能够保存到现在的一个人也没有了,当然这种说法完全得到实证也还是较为困难的。另一种说法是,“七哀”原本是用音乐组合在一起的乐府的诗歌,“七”是指其中的乐曲由七小节组成,但这种考证还是较为困难的。
曹植还有另外一首以《七步诗》为题的著名的诗,此诗收录在记录魏晋名士逸事的《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曹植是著名三国英雄曹操的三子,其父死后,他与兄曹丕(魏文帝)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因而受到其兄一些莫名的压迫。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于日本的源义经和源赖朝之间的关系(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同父异母弟,平安末期的日本武将。源义经响应其兄源赖朝的举兵,与其另一兄长源范赖共同讨伐源义仲,并在坛浦消灭平氏。后因与源赖朝不和而矛盾日深,遂投靠藤原秀衡,秀衡死后遭其子泰衡袭击而自杀。译者注)。当时,兄逼迫弟无理地说:“吾今限汝行七步诗一首,若不能,则从重治罪”。当时,以当代杰出诗人著称的曹植,果然在七步之内,迅速地作诗一首: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全诗没有用什么比喻,也没有什么说明,但却使阅读此诗的曹丕感到格外羞愧。这首诗在《文选》的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文章中,被李善注所引用,但上面的六句诗少了开头的两句,变成了五言四句诗的形式。
这首诗在曹植的本集中原本并没有收录,当时的创作情况后世也不能象法官一样去做出什么判断,或许此诗也可能是假托曹植所作的。只是因为这首诗作得特别的好,因此在后世才得变得非常有名。在李白的诗歌中,也有此类的题目。盛唐李翰编撰的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的《蒙求》一书中,也有以《陈思七步》为题的诗,并刊载有关这首诗的故事。陈思是因曹植的最后封地为陈,并且死后谥封为“思王”而得名。此外,杂剧《西厢记》的作者、著名元代戏剧家王实甫也曾写有《曹子建七步成章》的杂剧,这个杂剧被收录在了钟嗣成的《录鬼簿》中了。从为启蒙儿童所写的《蒙求》,到娱乐庶民的元杂剧,都收录这首《七步诗》,可见这首诗的名气是多么的大了。然而最能使这首诗的名气大增的,大概肯定要数小说《三国演义》了。在第七十九回的“兄逼弟曹植赋诗,叔陷侄刘封伏法”中,《七步诗》的故事有一个完整的记述。当时,曹植的兄长曹丕先以水墨画中的两只斗牛为题,强迫他在七步的时间内作一首五言八句的诗,而且强调要“应声而作诗”。曹植便马上作了一首,例子中的豆、箕之诗便也是如此而来的。但是这首诗是五言四句,首句是“煮豆燃豆萁”,后面的句子接《世说新语》中的四、五、六句。这便是一般人们所熟知《七步诗》的原型。
   
在我国(日本)的文学中,《万叶集》、《怀风藻》以及《徒然草》等,常常引用《七步诗》的故事,由此亦可以看出,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自古以来都确实是极为重视诗歌的。
   
笔者最早了解《七步诗》时,大概是在中学的国语课上,这首诗可能是我所最早接触的汉诗了。从那之后,我对这首诗虽谈不上有什么关心,但在数年之前我偶然想到了《七步诗》为什么是“七步”这个问题了。在看到落语(日本大众曲艺之一,由“小咄[小笑话]”发展而成的日本独特的说话艺术,语言滑稽,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译者注)《浮世根问》时,我常常想“为什么会是七步呢?而不是五步、六步?或八步、九步呢?”如果没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就算不上是什么无价值的问题了,这本来也就是一个不太好决定的话题。怎样来解决它,还是要具体情况来定。在想到这个问题时,我想起释迦牟尼出生时,在走了七步之后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类的话。我想这是我们所不能说的,故而一笑了之,但忘却是忘不了的。但在最近我想起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当然还是与《七步诗》的意识有关,在以前有关释迦牟尼的联想我并没有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释迦牟尼的故事,在东汉的竺大力和康孟详共译的《修行本起经》、三国时吴国的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木起经》、西晋的竺法护译的《普曜经》、刘宋的求那跋陀罗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等佛经的传记经典中可以看到。现从《太子瑞应木起经》所引用的故事,其记载如下:
四月八日夜,明星出到时,化从右胁生而坠地。即行七步,举右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何为乐者。”是时天地大动,宫中尽明。
   
这句话的意思虽有种种不同的分析,但作为佛学门外汉来看这句话的话,其关键是在强调释迦牟尼诞生时便有着超人的奇妙智慧。释迦牟尼的“七步”,虽有种种解释,但现在都被搁置了下来。曹植是以他早熟的天才而闻名的,据《三国志》“魏书”的本传记载,“(曹植)年十岁余,诵《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光《论语》的字数就达一万六千字以上,由此可以推知“数十万言”的意义是多么的了不起啊!从一个十岁的孩子的角度而言,曹植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童。
曹植的父亲曹操作为一个诗人现在也是获得极高评价的人,当他看到曹植的文章后曾吃惊地问道:“你是请谁帮你写的文章呢?”曹操没有看过这个孩子的作品,当时曹植的回答是:“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请人?”言语之间表现了相当的自信。不久曹操召集儿子们作赋,曹植很快提笔写完了一篇,而且写的非常好,连他父亲也不禁为之称奇。正史中所记载的类似的天才,大概便是后世小说家创作《七步诗》的动机吧!如果说作者是以释迦牟尼的“即行七步”为范例的话,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以上所谈的话题,笔者并不是拘泥于释迦牟尼的“即行七步”故事的。穿凿于“七步”背景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六朝至唐代。就事实来看,曹植并不是佛教中的重要人物。在初唐道宣编撰的护教论文集《广弘明集》中,收录有曹植的《辨道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论述了道教所说的养生术是充满欺骗不值得信赖的,虽然没有直接宣扬佛教,但如果从道教的论敌佛教的观点来看,它大概是借助诗人曹植的鼎鼎大名了。编者道宣在《辨道论》的后面,还为曹植加了一段简短的说明,其中有“植每读佛经,则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的记载。曹植不仅信佛教,而且也推崇道教。曹植本人的诗文虽然没有言及佛教,在《三国志》的本传及裴松之的注释中也没有看到他与佛教有关的叙述,只有在道宣这里,曹植不知何时成为了佛教徒了。
   
道宣在其后又说:“(植)遂制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故世之讽诵,咸为宪章。尝游鱼山,闻空梵天之讚,乃传模于后”。所谓的“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从文字上来看,是指带有七种声律升降曲折的法曲,或指所谓的梵呗(指颂扬佛德的歌唱。译者注)。也就是说,曹植似乎成了的梵呗的创始者了。他在登鱼山(山名,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时,听到了天空中响起的梵天的音乐,于是模仿这种音乐而作梵呗。稍后于《广弘明集》的、由道世(道宣之弟)所作佛教百科全书《法苑珠林》,其呗讚便叙述了曹植闻梵天之讚的情况。其声响是:“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待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模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显梵声之世,自此为始”。
   
《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中类似的记述,大概是根据前人的传说而写成的。如果分析一下,其原典的出处大概是梁代僧佑所编的《法苑杂缘原始集》了。此书自身的正文久已失传,但同为僧佑所编的《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却记载了该书的详细内容目录。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在卷六经呗导师集中,保存了《陈思王感鱼山梵声制呗记》的文章。僧佑是六世纪前期的著名学问僧,传说《广弘明集》的编者道宣生于其后,道宣沿袭了他所尊敬的先觉的著述中的记事。
   
与僧佑同时代的惠皎在其所著《高僧传》中,也有陈思王制呗的记述。按照卷十三“经师部” 
的记载,曹植是在鱼山的体验中获得灵感的,他根据《太子瑞应木起经》而制作梵呗三千余声、四十二契。这类的传承大约始于何时目前尚难断定,但至少可以确的是在五世纪刘宋时的刘敬叔所撰的《异苑》中便已记载这类事了。大约在僧佑和惠琳活跃时期的前半个世纪左右,这本书便已编撰了。最早的记述源头,大概是《三国志》曹植的本传中的一节:“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自六朝之后所流传的曹植制呗的传承,便肯定是由这些正史故事附会而成的。
   
刘宋时期的大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斗,曹子建独占八斗”。梁代文学评论名著、钟嵘所著的《诗品》也认为:“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他把曹植看作了是文学之神。在对曹植有了这样认识的时代,从佛教的立场而言,曹植便被当做了梵呗的元祖而祭祀着,这也是十分有道理的。只有把君临古今文学最高地位的曹植看作是梵呗的元祖,梵呗的权威才可能会有更大的提高。从传承的背景来看,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生活已深深地浸透着佛教的影响,但当时的社会氛围还不能说佛教达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再反过来看,《七步诗》的成立过程产生于六朝时期,曹植所处的位置不正是很微妙吗?《七步诗》传承的形成,正是四世纪初的东晋南渡至刘宋初期的佛教兴盛时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可能是这个故事始终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了。
   
附带说一句,在京都的大原,有声明是从中国唐代传来的鱼山大原寺来迎院,那可能应该是陈思王曹植的余裔吧。
 
原载《中国文化景致》(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