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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老师，以下是我刚拟定的细化问题，可能有些问题还是比较”控大“，不好回答。您根据您的研究情况选择回答就可，谢谢!

　　　1.北京在修编城市规划方面迟迟未作公开正面表态。但是业界认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源紧缺、人口膨胀等等大城市病，已经倒逼北京要正视城市规划的修编问题。您认为，北京市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是否已经迫在眉睫？

罗亚蒙：《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确已经迫在眉睫。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上次修编，是在2004年，2005年1月获得国务院批准，距今已经十年。上次规划，亮点是提出了正确的“宜居城市”发展方向，遗憾是固守了错误的“摊大饼”城市发展技术路线，特别是通州、亦庄、顺义三个百万级城市组团布局，加剧了北京人口、资源、环境压力。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虽然已经迫在眉睫，但如果依然固守传统的规划理念和方法修编，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参与共同主持完成的《宜居城市规划方法研究》成果，已经通过国家住建部科技司组织的专家评审验收。我希望北京市政府能够应用新的“宜居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修编这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能够成为我们提出的“百年规划”。

古今中外，像中国目前这样目光短浅、变幻无常的“城市总体规划”是没有的。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至少要管一百年不动摇。中国古代，一个城市框架定下来，往往要管几百年。

　　　2.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特大城市发展布局给出了两条原则：一是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二是尽快划定开发边界。您觉得，北京市城市规划修编思路会发生哪些转变？

罗亚蒙：中央的精神完全正确。四年前，我在接受《人民日报》访问时就在呼吁控制特大城市恶性膨胀（参见：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158/13308966.html ）

北京市城市规划修编思路的根本转变，就是要彻底抛弃过去几十年按照人的特别是领导的主观意志发展城市的技术路线，转变为按照《宜居城市规划方法研究》提出的按照自然地理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城市的技术路线。根据区域自然地理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计算城市最佳终极人口规模，划定城市发展边界和空间控制红线、绿线、蓝线、紫线，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城市集约化、生态化可持续发展，彻底断绝城市无限恶性膨胀的可能。

　　　3.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北京现在每年新增六七十万人，城乡接合部一些低端的第三产业、制造业等吸引了大量人员就业，使城市不堪重负。您认为，是否能够通过修编北京城市规划，来解决五六环低端产业的清退问题？

罗亚蒙：北京人口聚集压力，主要不是来自所谓的低端产业，而是来自王朝地理思想诱发的首都“城市黑洞”效应。

自2000多年前《尚书•禹贡》奠定“王朝地理思想”以来，“王朝地理思想”至今主宰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一切优势资源、财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向首都集中，国家法律、政策也保护首都和大城市的种种特权，产生了首都对资源、财富、人口的虹吸效应，形成为“城市黑洞”。

从中国秦汉以来几千年的历史来看，首都屡兴屡废，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堪人口资源压力，大唐时长安城里的皇帝因为粮食供给困难有时也为吃饭发愁，后来果断废弃长安东迁洛阳这也是关键因素。

我相信，只有尽快肃清王朝地理思想的流毒，中央全面废除地域歧视、公民歧视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将户籍制度改为实际居住登记制度，所有中国人一律平等、自由迁徙，大批人口都会自愿从北京外迁，北京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自然就会缓解，北京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否则，北京恐怕难于逃脱中国历史首都兴废的宿命。

（参考旧文：http://scitech.people.com.cn/GB/44995/71934/71959/4890854.html ）

所以，通过修编北京城市规划，来解决五六环低端产业的清退问题，这个当然可能，但如果希望以此进一步解决北京人口过度聚集问题，那就是缘木求鱼。

　　　4.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入市，这对于北京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有何影响？是否不利于低端产业的退出？

罗亚蒙：我很讨厌“低端产业”这个词。世界上没有低端产业，只有人类需要或不需要的产业。人类需要的产业，都是好的产业，不能以利润率高低区分产业高低端。只是从城市规划的专业角度，所有的产业，都应当在自己合适的发展空间，各得其所。

中国如果能够告别“血腥城市化”道路，实施“公民平等、区域平等、物权平等”新型城镇化路线，农村地产和城市地产享有平等物权自由市场交易，城市居民乡村居民可以自由互动迁徙，北京不用修编规划，有些所谓低端产业也会自动退出。否则，即使修编规划，也只能是强制驱赶，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目前，中央仅仅是建议农地上市试点，何时能够成为法律法规政策，还无法预期。北京此轮规划修编，基本不用考虑这个因素。

　　　5.河北省与北京市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但是河北省没有建设用地。多年来，北京靠清理地下室、禁止合租等手段来向外外疏散人口，但收效甚微。您认为，今后应该怎样解决人口疏散的问题？

罗亚蒙：这个协议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是违反中央十八大精神的。城镇化应当而且必须由市场决定，不是由政府决定。

况且，河北也处于华北生态脆弱区和大的地下水漏斗区，根本也没有接纳承载能力。

前面说过，北京人口过度聚集问题，是王朝地理思想诱发的首都“城市黑洞”效应造成的，人口疏散问题，最终还是要追根溯源，靠“废除户籍，公民平等、自由迁徙”的国家法律来解决，北京市政府解决不了。

　　　6. 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群是未来新型城镇化要推动的层面之一。您认为，在此背景下，未来京津冀地区城市发展应是怎样的格局？

罗亚蒙：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群均处于华北生态脆弱区和大的地下水漏斗区，已经超越自身承载能力，发展已处于强弩之末，不可能再对未来新型城镇化推动产生积极作用。

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群当务之急，是要克制盲目发展冲动，记取曹妃甸之类的教训，从外延式发展模式，转向品质内涵提升式发展模式，科学疏散区域人口，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7.中央层面在推动打破多年来“单打独斗”、“独臂难支”的京津冀一体化推进局面。您认为，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哪些方面？

罗亚蒙：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最最关键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就是纠正“发展是硬道理”的错误认识，要清楚不可持续的、透支生态环境资源的发展，是歪道理，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在此基础上，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彻底摸清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资源家底，科学评价区域综合承载能力。进一步，第三，编制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规划，以生态环境修复、人口有机疏散、产业科学规划为重点，并应用《宜居城市规划方法》重新梳理京津冀地区城镇体系发展思路。远期，第四，在管理上，打破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壁垒，但这需要“公民平等、区域平等、物权平等”新型城镇化路线作为前提，未可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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