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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当李响还在苍白的现实面前愁眉苦脸的时候,699万毕业生悄然走向社会,这个号称史上规模最大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又一次催热了租房市场。
苏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西安一家图书出版公司。也许他还不知道,西安的房租在春节后涨过一次价,而现在包括他在内的西安高校二十多万应届生毕业生,又一次推动了本地房租上涨。
苏成的公司在市中心,为了上下班方便,他在南二环以1400元的月租租下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旧房子。说是“厅”,其实就是一进门的过道,沿着过道是三间卧室的门。房子很破旧,红砖墙,木门窗,有的窗户没有玻璃,水泥地经常漏水,因此和楼下闹过几次别扭。
为了省钱,苏成自己住最小的一间卧室,另外两间他分别以550元租出去,这样他每月只付300元的房租。550元的租金诱惑了不少人,苏成在赶集网上发一条租房信息,几分钟后便有人打电话来要求看房,但好多人被“艰苦”的环境吓跑了。苏成也想换个条件好的地方,但是1200元月薪和六七百的房租,让他只好将就着住在这里。
苏成和李响一样,都被房子压得气喘吁。而对目前的毕租客苏成来说,1200元的工资养活自己都很难,在破旧的出租房里,他如何过得更好?
一些毕租客经过打拼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但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不少人不得不靠出租新房来减轻还贷压力。
目前,国际通行的看法认为,如果月供超过个人月收入的1/3,将出现较大还贷风险,并影响生活质量。事实上,我国超过30%的人月供占到其收入的五成以上,自己的房子并没有带给他们安逸,反而为了还房贷,他们更加忙碌、辛苦,他们并不想炒房,但也免不了“以房养房”的无奈。
就在无数房奴为房子发愁的时候,一批“毕房族”悄然走入大众视野,房产证和大学毕业证几乎同时到手。面对“都要赶上按揭了”的房租,一些父母为子女买房,在他们看来,现在买房既能为子女解决住宿问题,又是一笔投资。有调查显示,31.6%的毕房族是父母付全款,61%的是父母出首付,但是在“今日不买房,以后还能不能买得起”的恐慌中,大部分父母乐意为子女做一个买涨不买跌的长远考量。
家境好的学生在父母的帮助下提前买房,而经济收入低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几年内都在租房,高房价已经将刚迈出校门的大学生硬生生切割成了两个不同的阶层。
TIPS
蛋形蜗居:高房价下的苦涩青春
2010年,在湖南城市学院学建筑的戴海飞到北京实习,因为还没有经济收入,他租了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房子。那是十几个人合租的一套房,被木板隔成十几间小房,整个房子的其他隔间里发生什么,都能听见。即便是这样的环境,一个月租金也要700元。
后来,戴海飞回老家邵阳养病。在这期间,他们公司的新创意“城市下的蛋”让他有了灵感,于是,他开始设计自己一直想拥有的住房。他势单力薄,大学老师就帮他安排了十多个学弟学妹帮忙;没钱购买材料,表哥借了他一万元。两个月后,他的小屋建成了。
小屋为鸡蛋形状,高两米,整体架构由钢筋和竹条做成,夹层是可以隔热防水的泡沫,最外层是装了土的无纺布袋,布袋中装了草种,浇上水后,种子可以发芽。小屋外壁还镶有一块太阳能板,用蓄电池蓄电可以用上几天。蛋屋的底部装有轮子,可以随时移动。
为了省下一点房租,戴海飞想把蛋屋带到北京自己居住。最初,他把蛋屋放在里通州一个货物集散工地上。后来在公司的通融下,他将蛋屋移到了公司大院里的草坪上,并住进蛋屋。
蛋屋引来了不少人围观,很多媒体争相报道。忽然城管来了,他们要求戴海飞证明蛋屋是用来做实验而非居住的。物管也来说,小屋引来不少陌生人,这增加了物业安保的工作难度。后来,大院里发生失窃案件,小屋面临的压力很大,戴海飞最终搬走了蛋屋,又开始租房的生活。
“其实住在出租屋里的人可能更应该被同情。”戴海飞后来回忆“蛋居”的日子时说,那时他月薪4000多元,不用交房租,可支配的钱比一些租房子的人多,钱一旦被房子固定起来就没有多少自由了。戴海飞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父母年纪大了,还在奔波劳累。他们不知道以他们的工资水平,在北京买套房需要工作两三百年。”
2012年,戴海飞和相恋两年多的女友步入婚姻殿堂,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轰轰烈烈,一切都像往常一样。
但婚后的租房生活并不愉快。好不容易租了一套房子,戴海飞才把屋子装扮成家的样子,房东却突然变卦……他们只好搬家。多次被房东驱逐让他觉得,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是省事得多,因此在两家人的努力下,敲定了首付30万元、月供4000元、还贷30年的一套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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