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闯、陆非、叶富华、王三目等公益、社创界牛人是这里的常客，马丁堂学社、NGOCN、灯塔计划、青年实验工场等本土学术、公益组织是这里的重要伙伴……七年努力，中大ICS创新空间逐渐构筑出一个活力十足的青年公民网络，在它的扶持和引领下，这些个人和组织不断成长，并成为推动广州公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文 / 黄中柱 图 / 受访者

　　近三年，一个新的门牌号码逐渐走进公众视野，成为广州青年的讨论热点。
　　4个全职人员、若干志愿者、230平方米的开放式办公空间、2400余册公民社会类图书和每年1000多场的活动，便是这个号码所能承载的物理资源；然而，在它背后，是众多热衷公益、关怀城市的个人和组织，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公益网络。
　　那里是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807室，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创新空间。
　　公民教育延伸地
　　“今晚第一次与同性恋朋友接触，听了他们的故事后，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参加完4月15日晚在ICS创新空间举办的“直同分享会”，暨南大学大三学生何群在日志里写下如是感慨。
　　何群的专业是新闻学，课堂上，老师总是向他们强调，新闻人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杂家”——对各个领域、各种社会话题都要有所涉猎。为此，他没少借阅经济、法律、社会学等专著来阅读，也积极参加媒体实习，可总觉得“对社会各阶层的了解仍很表面。”
　　经朋友介绍，何群去旁听了中大的公民课，也得知了那个热闹的“807空间”。抱着好奇的心态，他在3月中旬造访了该空间。
　　“还没进去，我就被大门上贴着的各式海报吸引，立人大学、雷励中国、汉达康福工坊……都是公益界赫赫有名的机构。”何群回忆。
　　推门而进，迎面的是让人温暖的橙色墙面和“ICS创新空间”这几个醒目的艺术字体。门内右侧是两个竹制展示架，上面摆满了各种有机农作物和一些农业NGO的刊物。展示架旁是两张白色小沙发和一张小玻璃圆桌，构成了空间的会客处。门内左侧是前台，前台后面是一个大型木制书柜和长方形的公共办公大厅，再往里走则是一间小型会议室和几个独立办公室。“开放的空间不会让人有局促之感。”
　　那天晚上举办的讲座叫《为了改变的行走》，主讲人是投诉合唱团创办人之一的陈伟祥。灯光暗下，投幕亮起，十几个关注公民权益的年轻人围坐一起探讨有关农民工、环卫工人、大学生支教等社会议题。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何群发现参加讲座的大部分朋友都是中大公民课的忠实粉丝。“一个广外的同学表示，只听朱健刚老师讲课觉得不过瘾，她更希望能够与那些行动者作深入的交流。”何群说。
　　在ICS创新空间的网络月历上，类似分享会的场地预约记录排得满满当当。空间管理员梓烨说，每天都有广州高校社团或草根NGO打电话来咨询活动场地申请的事宜，也有不少大学生前来借阅公民社会类图书。“我们实行会员和非会员制度，会员（个人或团体）只要缴纳年费即可使用空间的办公设施和借阅书籍，在申请场地时也有相应的费用优惠，比如团体会员租用大厅，每次收费35元，非会员则需支付80元。”
　　作为中大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的一个独立项目，ICS创新空间已走过七个年头。项目负责人贾蔚也没料到，这个小小的场所竟成了公益青年的聚集地。“2006年初创时，空间原叫‘木棉花开’，这是为了延续中心‘构建青年网络’的项目，当时我们主办了多场沙龙，邀请公益界的知名人士过来分享经历。2008年该项目结束后，空间需要制定新的工作方向，当时大环境在提倡社会创新，我们也就顺势而为，并在2012年底改了名字。”
　　改名后的空间虽然不再主动组织沙龙，但它却为其他活动组织方提供了舞台。在这里，慧爱公益机构开展支教志愿者培训课程，NGO发展交流网（NGOCN）举办公益媒体人沙龙，酷儿大学发起纪录片训练营……就连中大公民课的9个实践小组也常来空间进行主题活动的策划工作。
　　面对热情的申请者，空间一般都会允以批准，然而这也给空间带来风险。2008年，全国上下曾掀起一股抵制家乐福的热潮，一群广州大学生也希望有所表示，于是就相约到空间里商量行动方案。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他们在网上发布了聚会信息。可信息发出没多久，空间就收到了“停止活动”的警告。“这提醒我们要提高敏感度，对于陌生的申请者，要多了解他们举办活动的宗旨和性质。”贾蔚说，“当然，只要是从事公益或社会创新的申请者，我们都表示欢迎。”
　　在朱健刚看来，空间里的丰富活动对公民课程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公民课偏重理论讲解，且涉及的话题比较有限，学生若想深入了解某个领域（如环保、扶贫），还是得与相关的个人或机构接触。”

　　草根NGO的幕后支持者
　　除了为个人和组织提供办公、活动场地外，ICS创新空间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扶持初创型草根NGO的发展。“807慢生活馆”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馆长何力坦言，“慢生活馆”的建立缘起于中大公民课，一堂《如何建立社会企业》的课程让他感触颇深，“听了朱健刚老师的案例介绍，我才知道原来做企业并非一定要实现利益最大化，有时候，帮助别人比赢利更有成就感。”下课后，他联系了课程的社会企业小组，希望与他们合作尝试一些社企项目。
　　自称吃货的何力一直对食物品质有着较高要求，他认为有机种植的农作物才是天然的好食材。“我希望在品尝到优质食物的同时，也能帮助农民改善生活。”小组会议时，他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一位组员刚好认识一些在云南种植咖啡豆的农户，大家讨论再三，决定以“公平贸易”的方式去实践。
　　虽然货源有了，大家凑点钱也解决了运费，但场地仍是个问题。在得知何力他们的困难后，ICS创新空间免费为他们开辟了一个角落，还提供了两个货品展示架。就这样，何力在空间经营起他的咖啡店。何力不太懂推广，空间的工作人员就主动帮他设计了醒目的企业Logo和产品介绍卡；每当有其他NGO或高校社团过来开会或举办活动，工作人员也会向他们推介“慢生活馆”的理念和产品。然而，由于产品价格太高，咖啡店的生意总不见起色，“那些咖啡最后都被我们自己喝掉了。”何力笑着说。
　　咖啡店失败后，何力想从本地出发，做有机食品。“朱老师和几位空间负责人觉得我们的想法很好，便让我们参与到相关的农业扶贫项目中。”他说。在空间的牵线搭桥下，何力和他的队友们找到几处没有商家收购的农户。“他们的作物质量都很好，但由于交通不便，收购商不愿意过去收购。我们就负责帮农户销售产品。”
　　在此期间，空间又为“慢生活馆”提供各种支持：“慢生活馆”没有对公账户，空间便助其代管财务；何力希望在项目运营能力上有所提升，空间便推荐他去参加公益组织协力营；“慢生活馆”需要举办农产品推广会和生态旅游，空间又通过微博和官网帮它进行宣传……“ICS创新空间在本土公益界有着良好的声誉，在社会上也有公信力，客户看到‘慢生活馆’是它的合作伙伴，自然愿意支持我们。”何力说。
　　如今，“慢生活馆”基本上实现收支平衡，不断增长的客户也超出了团队的服务能力。这是何力不曾想过的结果，“能有现在的成绩我已经很满意了，真的很感谢ICS创新空间提供的帮助，它让我的想法成为了现实。”
　　贾蔚指出，空间能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持，是因为它背靠中大ICS的策略联盟。“在这个策略联盟中，中大公益慈善研究中心负责提供专业指导和组织NGO领导人培训，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负责提供资金帮助，30多家民间公益组织负责提供信息和社会网络支持。”她说，空间就如一个枢纽，各方资源在此汇聚，然后输送给需要扶持的项目。
　　聚合青年网络，倡导公民理念
　　有人说，如果要联系广州地区的公益青年或草根NGO，只需到“朱健刚”和“ICS创新空间_木棉花开”这两个微博中查找便可。这话虽然略显夸张，但若仔细查看一遍，便可发现一个规模不小的公益生态圈正以这两个微博为原点，不断向外拓展着范围。
　　这个生态圈大致可分为4层：靠近原点的，是梗叔（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中心项目主任）、周如南（ICS创新空间传播总监）、彭燕辉（中大ICS公民教育项目主任）等与ICS创新空间密切相关的个人；往外推一层，是中国南方公益慈善研究院、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等为ICS创新空间提供强大后盾支持的机构；再外一层，是雷闯（“乙肝斗士”）、陈嘉俊（拜客广州创始人）、陈伟祥（投诉合唱团联合创始人）、灯塔计划、NGO发展交流网（NGOCN）等积极践行公民理念的青年和民间组织，他们是空间的重要公益伙伴；最外一层，则是关注公益的个人和仍在成长的草根NGO。
　　“新时代下，这种呈放射状的聚合网络对公民理念的传播显得特别重要，”周如南说，“一方面，公益青年和组织能够在空间里遇到志同道合者，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在他们的鼓与呼中，空间秉持的公民理念能够传得更远更广。这是双赢的结果。”

-这些事件影响了中国公益进程-

（2010-2013）

　　1. 2010年，云南省实行《云南省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暂行规定》，这为境外NGO在我国开展项目及活动开创了先例。目前，共有150余家境外NGO在云南省开展各种服务项目。
　　2. 2010年，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向三部委请示公益基金会免税政策，24家基金会联名参与，这为民间公益基金会带来了税收减免政策的希望。
　　3. 2011年，免费午饭、大爱清尘等民间公益突然崛起，这为底层群体提供了医疗健康方面极大的便利，“微公益”开启了民间公益的新篇章。
　　4. 2011年，范冰冰及其工作室发起“爱里的心”公益项目，为西藏阿里地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治疗。此次“爱里的心”慈善救助资金切实把每一分钱都花到了病童身上。
　　5. 2012年，什邡、启东、镇海都发生了为反对当地修建对环境破坏的项目，而上街集会抗议的事件。事后，当地政府都撤销了那些群众反对的项目。这些事件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也彰显了公民把整个地区凝聚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能力。
　　6. 2012年，任建宇案、唐慧案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相关部门的做法遭到了民间舆论和新闻媒体的质疑、批评和谴责。在舆论压力下，他们的劳教处分被取消。
　　7. 2012年，占海特因为没有上海户籍无法在沪参加中考而辍学在家。为了争取在上海的中考权利，她在微博上就随迁子女异地中高考问题向京沪籍人士发出“约辩”战帖。追求教育公平的呼声，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8. 2012年，三峡大学刘艳峰写信给陕西省财政局，申请公开“表哥”杨达才的工资，这使得大学生以主人翁的角色去行使监督权、知情权。
　　9. 2012年，三名大学生在郑州上演名为“标准当关，盲夫莫开”的行为艺术，以此来反对公务员考试将盲人拒之门外的制度。
　　10. 2012年，中国红十字会宣布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红十字会工作及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社会监督委员会中，有俞可平、王振耀、白岩松等15名各界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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