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会上，国人为女神枪手易思玲夺得首金而振奋，为孙杨夺得中国男泳奥运第一金而骄傲，为年纪轻轻的叶诗文拿下双冠而欢呼雀跃……金牌得主固然是众人的焦点，那些与金牌失之交臂的运动员却也让人感慨不已。举重选手吴景彪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的“三个有愧于”(有愧于祖国、中国举重队和所有关心我的人)，也许比掌声鲜花更发人深思：为什么中国健儿对发挥失常如此痛心疾首，可同样无缘奖牌的英国跳水神童戴利却能淡定面对？纵观中国体育健儿，他们的压力是否超负荷？而谁又是无情的施压者呢？

　　图文/全文莹

　　压在身后的一座座大山

　　重压来源之一：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说举全国之力来发展体育运动。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更多的是竞技体育要出成绩并且计算金牌数的多少。我们的体制就像是全国体育工作者攥成了一个拳头，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仿佛只是在用手指对抗我们的拳头。

　　在此体制下，目前中国所有的奥运项目参赛队员都是全职运动员，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每天考虑生计问题——只要能打比赛，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国家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帮他们办了。悲哀的是，体制下的他们，俨然成为只会为金牌奋斗的“运动机器人”。

　　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银牌的中国选手陆滢在比赛结束后曾公开批评中国的体育训练体制，“在国内，我们就是埋头去学习、学习，训练、训练，然后就休息。在澳大利亚，我曾被队友邀请一起去吃烧烤——这在国内绝不会发生。”

　　如此病态的体制怎能不扭曲健儿的心理呢？当今，“金牌至上”，“任何不以拿金牌为目的的奥运会都是耍流氓”的变态心理盛行。所以，运动员们一旦在比赛中发挥失常就觉得有负祖国栽培，辜负众人的期望，甚至认为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压力来源之二：某些媒体的恶意渲染

　　我国举重队集体失利之后，国内一些媒体用“惨败”、“耻辱”等负面倾向性强烈的词汇形容比赛战况及运动员，对观众的情绪进行不良渲染。假设赛前运动员便背上舆论的负担，不能很好地调整心态，他们又怎能在赛场上如常发挥，做到最好呢？而当健儿洒下伤心之泪时，人们只习惯性地指责他们有负众望，却很少有人会去关心他们失利的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辛酸。

　　压力来源之三：民间看客的跟红顶白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曾说，“金牌拿少了会被中国老百姓骂死”。一句话道出了国民对奥运的态度。在吴景彪光荣上场前，几十名记者、体育局官员曾围着山村，把他年迈的父母接到县宾馆会议室里招待着。可当吴景彪夺冠无望后，只是刹那间，宾馆里便只剩下那对年迈的老人，甚至，最后也没有人送他们回家。无独有偶，湖南省桂阳县政府为首金得主易思玲放了足足1个小时的烟花，而季军李玄旭却仅有家人接机。此外，2008年曾被寄以厚望的亚洲飞人刘翔意外退赛，引起一片哗然，这让他的商业价值一贬再贬，令人心寒的是居然还有人造谣——刘翔是被收买而故意退赛的。

　　称量国外“鸭梨”的斤两

　　在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任何部门是与体育有关的。运动员的训练和参赛经费都是自行负责或靠赞助，不由政府提供。而且，联邦政府设置的一些奖励也全部是用来鼓励那些经常参加健康锻炼的普通百姓，并且这些奖励都是精神上的鼓励，只是对人们进行锻炼的一种承认和赞可。

　　因此美国运动员并不像中国这样扛着整个国家来参赛。奥运会上两次失手的射击名将——埃蒙斯，在中国人的角度上来看，他无疑是失败者，可是赛后他却没有被美国人笑话，因奥运会失利而邂逅现任妻子并相爱的故事还被传为佳话。

　　而英国是采用结合型体育管理体制，即是指国家体育管理职能主要由准行政机构及体育社团承担的体育管理体制。国家更注重的是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他们在投放资金培养竞技运动员的同时，并没有扼杀运动员的生活的自由。戴利刚开始接触跳水时，仅仅是在普利茅斯当地的一个游泳池里瞎玩闹，恰恰这个小小爱好后来演变成了一个耗时的热情。在教练安迪班克斯的帮助下，他赢得了2009年罗马世界锦标赛的金牌。从始至终，他都在兼顾着自己的学业和家庭责任。

　　在国内，想要成为国家运动员的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会被专家测量他们的身高，身体四肢比例尺寸等，以此作为一个天赋的识别策略。检测过关后，通过专业指导提高技术，成绩出众的将被从体校推荐至省队、国家队。而整个训练过程都是封闭式的，运动员要想回到家庭学校的正常的生活环境，也只能等到退役以后了。

　　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及其好友狄东在创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宗旨里说过几句话：“更高、更快、更强”；“体育就是和平”；“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然而，许多人只记住了第一句而将后两句抛之脑后。只有当体育真正回归到体育本身，奥运会的真正意义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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