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手翻书，发现搁在一摞书上面放着的那本《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上）》。这本书看了两遍，打开折页，立时发现上次停留的地方，也很快想起了停驻于彼的缘由，因为我做了标记。什么标记呢？是一个问号。

    马先生的文字功底深厚，而且还堪称读了万卷书、走过万里路，但是，从他写的书

来看，先生相当谦虚，对于暂时业内未定的存疑，多是在书中进行尝试分析，提出一己之见，以开放的心态供读者参阅（注：这也是吸引我详细拜读了马先生五百多篇博文的重要原因，因为那是一种学者的魅力和文化的吸引力）。因此，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也特意将几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做了记录，在此将书中的几个问号列于此，并尝试提出一些陋见，权作探讨。

    一、钧窑底刻数字之谜

    部分钧瓷（注：不是全部，多见于尊、盘、盆、奁、洗等造型器）底刻一至十的数字，令后人们费劲心智仍不得解。惯常的推论是说跟瓷器大小有关。，但这个推论已经在马先生的书里得到了澄误，并举例说有四号小于七号、但也有比七号大的。况且，若说大小，其实并无止境，即多少为大？那为什么没有十一？十二？所以说，此思路不通。

    也有人提出，是否一至十代表了不同的工匠如张三李四，留下数字是为了检测其工作的成品率等工艺水平？类似于今天我们去餐馆点菜，端上来后发现在盘沿上贴了张纸，写着“5号厨师”。看了此法不禁哑然一笑，因为其实在经不起推敲。为何工匠数刚好是十人？而不是十一人？十二人（注：马先生书中第79页，列举的定窑刻“官”字款就已经有十二种之多）？而且，当时的御窑厂也不止一个，又怎么做区分呢？再次，这样数量规模的工匠，即便是高级工匠，如何能够满足得了宫廷得需求？那可是御用之物，要满足日用、祭祀礼器用、陈设用等，让皇帝去耐心等着工匠们慢工出细活，估计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以上并无攻击之意，仅仅就事论事，以共同探讨为目的。那么，在此我也提出一个设想－－底刻数字的目的非常简单，是为了满足搬运或者组合时，物物相配所用。例如：在运输过程中，为了安全和提高效率，盆和盆托、同样尺寸大小（注：主要是足径、口径大小相同）的器物应该是分开单独用绳子捆扎好进行固定，到达目的地后也能够快速的分开并进行重新组合与摆放。每一种钧瓷，例如水仙盆、洗、尊等，单独定下一至十个大小的规格（注：这里应该不存在次序的关系，即也可能存在型号为五的盆，实际比型号为八的盆大），应该是足够用了的？！需要进一步验证的就是，找到足够的钧瓷，梳理出同一类器具的各种型号，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能够看出来了。因为钧窑之变化莫测，可遇而不可强求，实属难得，所以，人们在运输和摆放时会更加留意和用心。这也在情理之中。

    而之所以大胆提出这个看似很简单的推论（纯粹是设想和推断，属一家之自由言论），也是缘自对人们心理的基本把握。即：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你，（为了保证在生产、包装、运输、摆放等各个环节的安全稳妥，因为烧一个好东西实在太不容易了），你会怎么做？

    一千多年过去了，很多现象或者事件越来越费解的原因，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人们无意识的将它想复杂了。老子在《道德经》里告诉我们“大道至简”。如果那些在烧制钧瓷前将数字划上胎体的先人们看到我们冥思苦想的模样，或许会叹一口气说“想那么多干嘛啊？不就是一个数字么？！”

    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经常感觉生活节奏和压力越来越快、愈来愈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回头再看那些过往曾经的烦恼与纠结，可能也会生出相似的感叹来－－想那么多干嘛啊！不就是几十年么？！